愛森斯坦哲學和歷史觀的絕對自信，使他在美學上有壹種過分的野心――他覺得他可以絕對控制觀眾的反應。他把巴甫洛夫的生理學理論引入了電影，認為可以在美學上實現條件反射式的意識生產。作為壹個形式理論家，愛森斯坦進壹步主張：意識是壹套形式進程，可以在感覺、情感、認知三個階段中統合個別的生理反應。他假設意識包括感覺、情感和認知，三者只有物質等級上的差別。"人受到基本的節拍蒙太奇的影響而動搖，跟受到其中心智進程的影響而動搖是沒有根本差異的。因為，心智進程原是同樣的騷動，只不過發生在比較高級等級的神經中樞領域中。"1）
這是美學上的烏托邦理想，它是和政治上的極端功利主義緊密結合的――即試圖找到壹種"正確"的意識形態生產機制，以便批量化地生產具有階級覺悟的群眾。這完全是壹種"天降大任於斯人"的信念，這種思想超人並不打算與觀眾討論、交流作品的思想和觀念，而是用直接的概念和物象連接來說出"主題"。這其實是壹種美學的暴力。
我認為，當雜耍的意念過於強烈、過於急功近利地表達作者態度時，會在美學上給人壹種暴力感覺。例如，愛森斯坦的學生米·羅姆拍攝的《普通的法西斯》在很多電影學校是作為記錄片來講的。他在這部影片當中有意識地貫徹了愛森斯坦雜耍蒙太奇的觀念。有些地方的雜耍蒙太奇手法也確實造成了比較強烈的對比和視覺沖擊力。但是，我認為這部影片雖然有明確的反法西斯意圖，在美學上卻有十分強橫的意味。它在美學上重新走向了暴力，而"美學的暴力"正是法西斯美學的特征之壹。
暴力美學恰恰是對吸引力蒙太奇（雜耍蒙太奇）的藝術技巧的清洗和拯救，對於愛森斯坦的雜耍蒙太奇原意卻是壹種背離和異化。暴力美學當然受到美國電影的啟發，但就其摒棄表面的社會評判和道德勸戒而言，就其浪漫化、詩意的武打、動作的極度誇張走向徹底的形式主義而言，卻是在香港完成的。在它成熟以後又反過來波及美國，經過昆廷的發揚又啟發了奧裏佛·斯通等人的壹些影片。《英雄本色》、《低俗小說》、《殺手雷昂》、《變臉》、《天生殺人狂》、《駭客帝國》等影片都是暴力美學的代表性作品。這壹"時髦"的美學理念也影響了華人導演李安。
在我看來，暴力美學表面上弱化或者摒棄了社會勸戒或道德審判，但就電影社會學和心理學來說，其實是壹種把美學選擇和道德判斷還給觀眾的電影觀，是對雜耍蒙太奇觀念的徹底反駁。它意味著電影不再提供社會楷模和道德指南，電影也不承擔對觀眾的教化責任，電影只提供壹種純粹的審美判斷。當然，它所面對的，也是產生它所必不可少的社會環境是：具備商業倫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觀眾，後現代社會，高度法制化社會，有自由競爭的文化空間，有自由的文化產品選擇權。
細致分析起來會發現："壞孩子"昆廷更偏愛壹種暴力情景以及殘酷的情節和意象，不像香港電影人那樣發揮暴力的詩化魅力，將暴力虛化為壹種唯美主義的鏡語表演。如果說香港的暴力美學更多浪漫和溫情的色彩，那麽昆廷的暴力展示則更富於黑色感覺和犬儒主義的笑臉。――順便說壹句：在壹個高度商業化、法制化的社會，這種不管不顧、無憂無慮的犬儒主義頂多算是壹個"無害的壞孩子"的"無害的冷漠"而已，是自由的審美態度之壹種。但是，在真正黑暗、荒誕的境遇中，那些看壹切都正常，到哪裏都覺得鶯歌燕舞、陽光明媚、如魚得水的人，也極可能對人和生活持犬儒主義觀點。因為他覺得壹切本來就是如此，壹切也就應該如此，這種犬儒主義的冷漠在我看來卻十分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