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人 中國環境報記者 張業亮
點擊壹
焦點關註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方向
關鍵思路 從自身國情和實際出發，承擔與我國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
記者:近年來，中國公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推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專項行動。您怎麽評價中國在這方面的工作？在未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還要做哪些努力，需要堅持哪些原則？
齊曄: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目標是明確的，措施紮實有力。在采取行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實效性方面，我可以講，中國在世界各個大國當中做得最好。中國政府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2005年，在“十壹五”規劃綱要中，我國提出在5年內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中國政府在2007年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又重申:到2010年，實現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經過3年的持續努力，中國已經實現了減少單位GDP能耗10％。在這個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特別強調抓好國家方案的落實，努力實現“十壹五”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10％左右、森林覆蓋率達到20％等目標。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要把降低單位GDP能耗以及主要汙染物減排工作繼續下去，中國在節能以及溫室氣體減排上的努力本身就是對世界人民應對氣候變化的巨大貢獻，同時也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身所要求的。這兩者實際上是壹致的。
其次，保護環境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充分認識到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可持續發展是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和手段。中國還會繼續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統籌考慮經濟發展、消除貧困、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贏。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中國遭到部分發達國家的指責，這是不公平的。
我相信，在未來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及合作中，中國將繼續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基本框架，堅持《巴厘島路線圖》所確定的方向，堅持“***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進壹步加強《公約》及《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中國會從自身國情和實際出發，承擔與我國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應有貢獻。
記者:國務院於8月12日召開常務會議，部署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要求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這壹要求體現出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怎樣的新思路？
齊曄:把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壹項非常令人鼓舞的政策。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十二五”規劃的前期研究，在“十二五”規劃中可能會有明確的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定。中國政府不僅在戰略及組織上，成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而且落實到具體行動中，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我們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這在國內、國際上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新的規劃中，不僅要把節能、主要汙染物減排指標納入“十二五”的約束性指標，而且還可能把單位GDP的碳強度作為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各級政府工作內容上突出地體現出來。這是壹個重大的進展，因為單位GDP的碳強度是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緊密相關的壹個指標。降低單位GDP的碳強度，減少碳排放，在有限的碳排放空間之下，發揮能源、資源的最大作用，有利於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最大化。
假如在“十二五”規劃中納入單位GDP碳強度，其影響非常深遠。為了實現這壹目標，國家就必須出臺壹系列的措施和部署，約束單位GDP的碳強度，促使我國國民經濟向低碳化方向發展，建設低碳社會。縱觀全球，自上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以後，全球出現節能趨勢。壹些發達國家的經濟近年來出現了所謂的“解耦”(Decoupling)效應，即GDP還在繼續增長，但整個能耗並沒有隨之以同樣高的速度增長，其經濟發展實質上實現了低碳化。
中國現在的經濟、社會發展處在壹個特殊的階段——以大規模、高速度為基本特征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期。當前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對今後十幾年、幾十年的能源消耗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從長遠來說，發展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走低碳化道路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把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從政策導向上有利於引導各級政府培育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新經濟增長點，加快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工業體系。 點擊二 焦點關註
我國如何發展低碳經濟
關鍵思路
低碳經濟所體現的是向著低碳化方向發展的程度
記者:現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著哪些機遇與挑戰？該怎樣把握與應對？
齊曄:低碳不是壹個絕對的指標，不存在壹個定量的數值表明總體的碳排放低於多少就是低碳。否則，我們就會陷入壹個誤區。很多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歐盟，人均來講是在高碳排放的水平上，但是其單位GDP的碳排放比較低。如果規定單位GDP的碳排放必須是低於多少才是低碳，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各國的產業分工不同，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壹，技術實力不同，這樣劃定單位GDP的碳排放標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反過來講，人均碳排放也好，單位GDP碳排放也好，其變化速度很重要。例如，根據麥肯錫公司(Mc Kinsey & Company)的研究報告，中國的單位GDP碳排放強度近年來以每年大約5％的速度下降，在世界各個大國中，還沒有哪個大國能像中國這樣下降得這麽快。這種下降的過程就是壹個低碳化的過程，實際上，我們更強調“低碳化”這個過程。
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到壹個什麽樣的狀態？按照我們對低碳經濟內涵的理解，它的實質是“低碳化”。低碳經濟所體現的是向著低碳化方向發展的程度。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不是在某壹天突然開始發展低碳經濟的，而是近30年來我國的經濟總體趨勢壹直在向著低碳化發展。按照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的GDP翻了兩番，能源消耗翻了壹番，也就是說能源強度下降了壹半。2000年後，我國的能源強度曾壹度上升，但從2006年開始，我國的能源強度每年都在下降；按照“十壹五”規劃，2010年能源強度要比2005年底下降20％。可以說，我國經濟正在走著“低碳化”的道路。
但是，從近期來說，我們必須考慮許多現實條件，不可盲目跟風。因為每壹個地區和城市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地理位置等條件各不相同，所以發展道路也不可能壹樣。中國萬元GDP的碳排放相對於發達國家比較高，但中國低碳化發展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得多。長遠來說，中國肯定要逐步減少對高碳能源的依賴。近期，中國離不開主要本土能源——煤炭。我們應立足實際，在紮實、深入的研究基礎上開展試點，進行戰略規劃，走出壹條符合國情、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之路。
記者:在我國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為何要走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新的發展道路？
齊曄:國家的政策導向和規定，不僅對各地起到了引導和規範作用，更為地方近期和長遠發展的投資提供了有益啟示。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發展低碳經濟要考慮到應對氣候變化、改善環境質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保障能源安全及促進就業等。僅僅要求地方政府去應對氣候變化而放棄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不公平的。地方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多積極行動，如壹些地方開始嘗試建設低碳城市。另外，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及建設生態文明也要求地方在發展經濟上要充分考慮到當地的生態環境約束、當地的環境容量。因此，地方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上還是有很大動力的。
中國政府壹直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壹項重要內容來對待。怎麽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怎麽平衡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是需要各級政府充分考慮的事情。地方政府從2007年以來對應對氣候變化工作非常重視、非常積極，各省成立了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或者是將相關機構掛靠在節能減排領導小組下。很多省(市、區)，壹些城市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計劃，甚至邀請國外專家進行了氣候變化對本地的影響評價。從行動上看，地方政府最近幾年還是非常積極，這與中央政府要求、來自國際國內的壓力、地方領導人認識水平的提高都有關系。
更重要的壹個方面是，氣候變化切切實實影響到了自然環境、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了影響與損害，要求我們要正視它的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帶來了更多的自然災害；有的自然災害盡管不是氣候變化直接造成的，但是受氣候變化影響，許多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更大了。
但是，地方與地方不壹樣，應該考慮具體情況，不鼓勵為低碳而低碳。從中國整體發展階段來看，處於資金密集型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進程尚未完成，還沒有進入現代化建設的高級階段，還有部分人口處於貧困狀況，單純追求低碳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高碳和低碳是相對的概念，很難確定壹個標準來判斷。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低碳經濟、低碳社會和低碳城市，意思是向著“低碳化”的方向發展。 點擊三 焦點關註
發達國家的“綠色新政”
關鍵思路
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記者: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很多發達國家推出了“綠色新政”，積極發展綠色經濟，走低碳道路，來應對全球變暖，克服金融危機。對此，您是怎麽看的？
齊曄:現在，“綠色新政”是個時髦的熱門詞匯，媒體談論得比較多。壹個倡導“綠色新政”的言辭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壹個國家在這方面的行動。比如，我們談論很多的奧巴馬“能源新政”，不能從奧巴馬的競選語言去看，而要從其當選之後的立法議案中判斷。
具體來說，我們來看看美國眾議院6月底通過的《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法案要求到2020年，美國電力生產中至少12％為太陽能、風能、地熱等清潔能源，另有8％通過節能措施減少能源消費，兩項相加必須達到20％)。在這部法案中，有些指標有進步，但是主要指標與美國宣傳的、奧巴馬宣稱的有差距，而且差距相當大。奧巴馬宣稱的是壹回事，列入美國的法律是壹回事，將來能做到的更是另壹回事。我們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奧巴馬的“綠色新政”從法律上來講沒有特別出奇的東西。甚至有些指標，比如可再生能源占發電量的比例，在這壹法案的比例與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宣稱的比例相差了1/5。在競選時，奧巴馬宣稱的指標是25％，而在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這壹法案中，規定的是20％。
20％是個什麽概念？當年，小布什政府的規劃就是到2020年達到20％，而奧巴馬政府將來在實際操作上也許還不如小布什政府。因為，這個20％是可以打折扣的。例如，壹個電廠的能效提高了，可再生能源比例可以降到12％，因為法案規定了“另有8％可以通過節能措施來減少能源消費”。本來，小布什政府就要求電廠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比例占到20％，但是有了這壹法案，電廠為了減少開發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他們就會提高能效，減少發壹度電的標煤量。電廠提高能效之後，美國政府對於其可再生能源指標的要求就會降低。在這壹點上，奧巴馬政府與小布什政府相比沒有進步。 點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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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談判進程 關鍵思路
發達國家必須作表率
記者:國際社會正就氣候變化有關議題進行談判，以期在年底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取得積極成果。您對目前的談判進程有何評價？
齊曄:目前，氣候變化談判是極端困難又極端容易的事情。在各國都在考慮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找到利益***同點很難。但如果大家站在全人類的利益上，這個問題就變得很簡單了。
圍繞溫室氣體減排指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鬥爭十分激烈，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當前所承諾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不僅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要求，而且還向發展中國家轉嫁減排的義務。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多年工業化的進程中毫無節制地排放溫室氣體，是造成當前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發達國家壹方面要通過落實具體的減排指標來大幅度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另壹方面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支持，幫助他們應對氣候變化。
在這個問題上，發達國家必須作表率。不是因為發達國家有錢、技術水平高，而是因為造成目前這個情況，發達國家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緊緊咬著發展中國家不放這樣的做法沒有意義，是斤斤計較的行為，是不應該而且不可行的。我認為，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我們始終要抱有希望。這個時代是需要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的壹個時代，我們面對氣候變化這個問題，也同樣需要追求理想，保持樂觀。
記者:上月舉行的G8峰會沒有明確提出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反而對發展中國家強調減排。鑒於目前情況，您認為國際社會應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氣候變化談判？
齊曄:事實上，氣候變化不僅是個重大問題，同時是壹個緊迫問題，不應該把精力放在2050年，而是要把我們的註意力放在近期可以看到的未來，這樣來確定指標、進行討論才更有意義。如果發達國家把所有人的註意力都引向2050年這樣壹個遙遠的未來，這種討論不僅對於目前無濟於事，往往會使我們摸不準下壹步前進的方向，而且，到時候將沒有任何國家對未能實現目標而負責。
此時此刻，我們要做的才是最重要的。在《京都議定書》第壹階段減排任務即將於2012年到期後制定2012年～2020年第二階段的減排任務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責任交給子孫後代去完成，發達國家把自己的債務交由發展中國家去完成，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是說不過去的。
究其原因，溫室氣體大量排放是造成目前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重要原因，這壹事實已為世界各國所廣泛接受。而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間的確跟壹國的發展空間很有關系，這也是很多國家不願意承擔或者有效落實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原因。從近期來看，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之下，沒有了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間，往往意味著喪失了發展的空間。由於碳排放的空間大小在壹定程度上決定著壹國發展的空間大小，因此，很多國家都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這也是影響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壹個關鍵因素。 點擊五 焦點關註
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角色
關鍵思路
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責任不對等 記者: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大國，也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剛結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兩國最終簽署了《關於中美兩國加強在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請問您對此有何解讀？這對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有何影響？
齊曄:這個協議更多是個框架，也有壹些實質性內容，如中美兩國將在新能源領域設立聯合研究中心以及建立氣候變化領域的對話機制。
中國和美國是兩個有影響力的大國。這就是說，中美兩國的所作所為對未來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及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來說影響很大。籠統來說，這樣沒錯。但是這樣容易產生誤解。中美兩國都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國，但是從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歷史累積來看，中美兩國相差懸殊。從經濟實力及技術水平來說，兩國相差很大。作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對國際社會的努力具有重要影響，美國能否承諾減排義務關乎今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能否取得實質性成果。
我們既要看到兩國的***性，也要看到差異性，正是這樣的差異性決定了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責任是不對等的。如果說我們在中美對話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中，僅僅看到了***性，而不看到差異性，往往就模糊了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采取的措施，使得人們對中國的要求與美國類似了。正如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中規定的，要求在2018年，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要與美國有同樣減排的措施及標準。這樣的話，就是模糊了中美兩國在溫室氣體減排責任上的差異性，把問題的性質錯誤理解、錯誤對待了。
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對話要本著解決問題的目的，其基礎是不僅要認識到***性，還要認識到差異性。認識不到差異性對於解決問題是沒有幫助的，反而會把世界的註意力不恰當地引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