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於1957年的三幕話劇《茶館》就是影片的完整歷史背景，無疑是老舍在當代的傑作。借北京城裏壹個名為裕泰的茶館在三個時期。分別是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凱死後軍閥混戰的民國初年；40年代抗戰結束、內戰爆發前夕)的變化，來表現19世紀末以後半個世紀中國的歷史變遷。這種具有相當時間跨度的“歷史概括”，是當代作家普遍熱衷的。對這壹宏大題旨的表現，作者選擇了自身的生活經歷和藝術經驗所能駕馭的軌道。“在這些變遷裏，沒法子躲開政治問題。
《茶館》的作者老舍選擇了從“側面”，從“小人物”的生活變遷入手的角度，並把對他們的表現範圍，限制在茶館這個“小社會”中。沒有運用中心情節和貫串全劇的沖突——當代話劇常見的結構方式，而采用被稱為“圖卷戲”或“三組風俗畫”的創新形式。眾多的人物被放置在顯現不同時代風貌的場景中。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會的“三教九流”：茶館的掌櫃和夥計，受寵的太監，說媒拉纖的社會渣滓，走實業救國道路的資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務、打手，說書藝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勞動者……其中，常四爺、王利發和秦仲義貫串全劇。
影片中的角色人物，從他們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爺耿直，“壹輩子不服軟”；秦仲義辦工廠，開銀號，雄心勃勃；掌櫃王利發則“見誰都請安、鞠躬、作揖”：但最終都走投無路，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沒作過缺德的事，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麽就不叫我活著呢?”“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劇中的悲涼情緒，人物關於自身命運的困惑與絕望，透露了與現代歷史有關的某種悖謬含意，無奈與悲戚！
總得來說，作家老舍《茶館》的敘述動機，來自於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強烈渴望，和對壹個不公正的社會的強烈憎惡。新舊社會對比既是他結構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歷史觀。他對於“舊時代”北京社會生活的熟悉，他對普通人的遭際命運的同情，他的溫婉和幽默，含淚的笑，使這部作品，接續了老舍創作中深厚的人性傳統。而作為電影，《茶館》中的壹代卓越藝術家他們卓遠的演出，對確立該影片在當代的“經典”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這個也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