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
1936年師陀由北平到上海，寫下了以戰時上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結婚》和散文集《上海手劄》。這兩部作品盡管文體不同，但都給我們展現了壹個經濟雕敝、滿目瘡痍、貧富懸殊、底層人艱難求生的上海景象。
長篇小說《結婚》以中學歷史教員胡去惡為主線，展現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
前後的上海洋場社會。胡去惡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為能與戀人結婚，他用自己的兩本書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國寶借了壹萬元，讓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錢亨幫其炒股；其間，胡去惡迷上了為報復表哥錢亨而主動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國秀，疏遠了昔日的戀人林佩芳。然而最終，錢亨吞沒了去惡的款子，兩部書稿也被田國寶書名出版。為擺脫困境，去惡欲與田國秀結婚，反被罵他這個窮鬼不配。精神崩潰的去惡在幻滅中持刀伏殺了錢亨，自己也被巡警開槍射死。在這部小說中，師陀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寫了上海帶給胡去惡這個小人物的孤獨感、自卑感。胡去惡是壹個普通的中學歷史教員——在上海這是壹個受人鄙夷的職業，薪水很低，他穿著寒酸（學生送他綽號“剃頭師傅”），深感自卑。他對戀人佩芳真實地傾吐著自己強烈的自卑：“我自慚形穢，想起我的衣服是補綴過的，褲腳是補而不能再補的，不由我不將兩臂夾緊，盡量縮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見我的醜樣；我的腳也忽然害羞，似乎覺得它沒有踩馬路的資格。它應該鉆進小胡同去，找個地縫躲起來。”與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獨感。當戀人佩芳壹家離開上海——在去惡看來“人山人海、紅塵萬丈”的大都市，胡去惡立刻陷入了孤獨之中：“在幾百萬人的上海，他舉目無親，像條斷纜的船，載浮載沈，被卷來卷去，他冷了，餓了，病了，死了，誰關心他？誰想得到他？”
胡去惡強烈的孤獨感和自卑感是與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緊密相聯的。都市主義是壹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眾多來源廣泛、背景復雜、沒有血緣關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空間中，流動頻繁，生活瞬息萬變。1930年代，上海就已經有了相當多的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跑馬場等象征現代都市文明的公***空間，上海的公***租界曾有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裏面都設有舞廳、頂樓酒吧、咖啡館、飯館以及遊樂場。這些公***空間所展現的是迥異於鄉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會使初來乍到者倍感孤獨——用西美爾的話說就是“人們在任何地方都感覺不到在大都市人群裏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惡的孤獨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空間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在《結婚》這部小說中，“小天堂”咖啡館、股票交易所、大東茶館等象征現代都市文明的公***空間仿佛是師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惡完成精神蛻變的重要環節。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館。這是錢亨第壹次約胡去惡談借債事宜的地方。同去的還有田國秀、黃美洲、“老處女”。去惡明顯感到“他們”形成了壹個相對封閉的話語空間，他感到了強烈的自卑和孤獨，甚至覺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對他十分傲慢，而對其他客人細心體貼得就像“醫院裏的看護”。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潑到了“老處女”的衣服上，“老處女”壹陣怪罪，田國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圍。這壹尋常的舉動卻使在上海找不到歸屬感的胡去惡倍感親切，田國秀也顯得美麗了，感到她“其實是很美的，那種淒傷表情特別動人”。這與他初次見到的田國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惡到田國寶家借錢第壹次見到田國秀，曾認定田國秀“是個妖艷少婦，骨子裏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國秀使他喪失了戒備，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歸屬感，因而輕信錢亨等人，鉆入了他們設好的騙局之中。盡管如此，這時他所想的仍是借錢投機，成功後和佩芳結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說中，這個股票交易所設施簡陋、陳舊，但裏面擠滿了來投機的三教九流：舊式商人、銀行職員、公司職員、無業遊民、小姐、少奶奶、小報記者、戲子、藝術家、大學教授等。在這裏，去惡的投機欲望被刺激起來，他不願再去學校教書。在投機成功的想象中，他變得自大自負起來，認為“現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說不定從今天起，就日月高升，發達起來”。他即刻開始瞧不起黃美州和“老處女”，認為他們“壹個是被人拋棄的可憐鬼，壹個是沒人要的老女人。” 當錢亨告訴去惡幫他凈賺了二百元時，他更是認同了金錢至上的生活觀念，說：“錢真是好東西，有了錢便有了快樂”。在股票交易所，去惡的人生觀念已經悄然起了變化，他投機的願望已不再是結婚，而是自己的發達高升。
最後是“大東”茶館。在這裏，去惡已經不像在“小天堂”那麽自卑拘謹了，他談笑自如，多了幾許自信，仿佛獲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錢亨肩上，說著客套話：“妳想我敢不來？既約下妳，還有張小姐，打可特黃，三位大貴客，妳們肯賞臉，就算看得起我來了。管他刮黑風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約”。由這番話可以看出，去惡的交際語言已經很老練了。也是在“大東”，他覺得田國秀更加美麗了——“像只天鵝，高貴，嬌艷，噴香，光彩照人”。在“大東”吃完飯後，去惡喝醉了，跟著錢亨等人去了舞廳。在這裏，“醉”具有象征的含義，暗示著去惡精神的完全墮落，他沈醉在壹廂情願的幻想中，放棄了佩芳，戀上了田國秀。
咖啡館、股票交易所、茶館、舞廳這些公***空間作為上海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壹方面讓主人公胡去惡覺得自卑、孤獨，同時也是壹種誘惑，刺激了他要融入這個都市的野心，這使他輕信於人、進入投機行業，並最終壹無所有，斃命於上海街頭。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空間處理成腐敗的、色情的場所不同，師陀盡管對這些場所也無好感，但顯然更為註重這些場所給在為生存而掙紮的小人物所帶來的心理焦慮。
有意思的是，由於師陀在上海生活貧困，只去過股票號和舞廳。因此，師陀對這些空間的描繪是並非寫實的，主觀想象的色彩較為濃厚。
其實身處上海的師陀對胡去惡這個階層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對錢亨等人這壹階層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說過：“我盡管在上海住了好幾年，對於上海的所謂上層社會並不了解，對於上海的‘下層社會’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層社會，我接觸的比較多點。”因此，師陀在小說中不惜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塑造錢亨等人物來表達他對上海的認識。黃美洲是個華僑子弟，年輕時家庭富有，人長得也英俊瀟灑，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侶。他娶了校花，其後染上了梅毒而臉爛眼瞎，妻子跟給他治病的醫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發誓要敲取十萬元賠款，然後告他們通奸罪，讓他們不能結婚。“老處女”，也就是張小姐，壹個三十歲的女子，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黃美洲整天混在壹起。錢亨、田國秀則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現。錢亨可以說是“吃軟飯”的，和壹個富婆勾搭在壹起，用富婆給他的錢再去包養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錢，就和田國秀重歸於好。摩登女郎田國秀是師陀表現上海的重要符號。她衣著時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惡，但為了報復錢亨卻和去惡發生了戀愛關系。在師陀筆下，上海就是壹個典型的“毀人爐”，其不僅使得胡去惡精神墮落失去自我，黃美洲、錢亨、田國秀等人同樣也是它的犧牲品。可見，正是上海這個都市造就了這許多形形色色怪異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淪喪，成為壹個典型的“毀人爐”。師陀寫於同時期的散文集《上海手劄》則以紀實的方式書寫著淪陷時期上海“毀人爐”的景象：壹面是徘徊在街頭的衣衫襤褸的流浪兒死在垃圾箱或馬路旁邊，生存在最底層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勞動如鄉下的驢子，下層小知識分子為全家的生計而奔波：有的被壹顆流彈結束了生命，有的把積蓄花光後鋌而走險，壹面是發國難財的商人奢華、安逸的生活，時髦的上海小姐仍然關心著高跟鞋和香水。這真是壹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世界！
師陀註重於對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這壹“毀人爐”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變異，其筆下的上海圖景是比較接近於魯迅的（而師陀也確是魯迅的敬仰者）。魯迅多次用“上海穢區”、“惡濁之地”、“是非蜂起之鄉”等明顯貶義的詞匯來表達他對1930年代上海的厭惡，認為上海這個商業發達的城市留給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於“爬”起來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壹個個發麻的腿還在抖著，就撞過去。這比爬要輕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蓋也不必移動，只要橫著身子，晃壹晃，就撞過去。撞得好就是五十萬元大洋，妻，財，子，祿都有了”。胡去惡就是壹個受到誘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畢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終毀滅掉了小人物胡去惡。
出於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師陀的上海敘述依據整體化原則統壹起來，上海的差異性、復雜性被掩蓋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現代性意義。這或許是因為由於戰爭的侵襲，上海確已破敗不堪；或許是因為師陀是壹個堅定的愛國反帝的知識者；但更深的原因在於師陀執著於“鄉下人”的立場，對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態度。師陀於1931年離開家鄉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後於1936年到達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後，師陀壹直蟄居於“餓夫墓”裏，靠擔任蘇聯上海廣播電臺文學編輯和微薄的稿費生活，貧窮落寞，冷眼觀察著上海的人情世態。師陀在內心深處對都市文化難於認同，他的作品強烈地批判著都市的黑暗與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對人性的扭曲與扼殺。在《結婚》、《上海手劄》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貧富懸殊及金錢至上的生活觀對各類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認，上海對於師陀來說又是有壹定吸引力的，否則他也不會直到解放後還呆在上海。可以說，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開放性、兼容性、現代性又在某種程度上吸引著他和眾多的知識者。
在師陀對上海否定性表現的背後，潛在著壹種鄉土情結。盡管師陀對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鄉村的落後、愚昧、迷信持否定態度，但是在潛意識中，師陀仍然傾心於壹種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寫下的《果園城記》中，表現出了溫柔細膩的戀鄉情愫以及對鄉土生活的眷戀。他筆下的果園城是那麽恬靜、美麗：“累累的果實映了肥厚的綠油油的葉子，耀眼的像無數小小的粉臉，向陽的壹部分看起來比搽了胭脂還要嬌艷。” 如若不是對故鄉有著深厚的情愫，很難寫就這樣富於詩情的句子。在《結婚》中，師陀借主人公胡去惡之口也為我們勾勒出壹幅美麗的鄉村生活的畫面：“傍晚，妳弟弟這壹天應做的功課完了，妳父親也把小鋪關起來，他們帶著水桶鋤鏟，和妳母親倒園子裏掘土下種。禮拜天妳們整天團聚，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園子裏。園子裏只聽見妳們壹家快活的喊聲嚷聲笑聲，原來妳和弟弟到後面小河裏擡水，因為不小心，水濺了妳壹腳，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蟲把妳嚇壹大跳。接著妳們累了，該休息了，妳坐在樹底下看莎士比亞，鴿子便安閑地落在妳前面不遠的地上。”這靜謐詩意的鄉村生活和喧囂混亂、奢靡浮華的上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去惡的戀人“佩芳”，在小說中她代表著安靜的鄉土生活。耐人尋味的是，“佩芳”曾是師陀的筆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見出師陀對鄉土的那種依戀。但美好的鄉土生活並沒有成為胡去惡抵抗上海的頑強堡壘，他最終放棄了佩芳而戀上了田國秀。在上海強大的都市漩渦中，“佩芳”顯得那樣脆弱，不堪壹擊。這其中包含著師陀對鄉土的認知：現代大都市的發展已經使鄉村成為社會的邊緣，鄉村的落後與靜滯也決定了其無法與強大的都市文化相對抗。
師陀的上海敘事既有經驗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於他對都市文化的整體認識的。他批判鄉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現代文明，但他身處象征著西方現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這種現代都市文明對人性的扭曲與異化。這使師陀進入了雙重的危機和矛盾，既不能認同現代都市，也無法認同自己原本所屬的鄉土，因此心靈的漂泊和無所依托成為必然。這也代表了那壹代知識者的精神宿命。
《師陀全集》
《師陀全集》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師陀作品集子，收入師陀自1931年以來創作的全部作品（相當部分為未刊稿），包括短篇小說、中長篇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書信、日記、文學論文等，按文體編為五卷，各卷以時間順序編排。第五卷附編收錄劉增傑的《心靈之約》、《編校余墨》，對師陀書信、日記所蘊含的人文價值進行了深入探究；收錄《師陀著作年表》、《師陀研究資料目錄索引》，是研究師陀創作最全面的基礎性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