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並不是很了解我的電影是什麽樣子。”當努裏·比格·錫蘭跨越亞洲，來到海南島電影節時，他坐在大師嘉年華首場主題論壇的椅子上，面對電影人關於他風格的探討，露出了壹點疑惑。
“導演需要以某種獨特的感知方式來體察世界。對於電影我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做的，對導演來說，什麽是重要的東西？可能在當前的電影中，妳沒有看到妳想要去描述的重要事物。這促使妳去跨入這個行業，我覺得這是我做電影的動力源泉。”
來自安納托利亞的青年人
努裏·比格·錫蘭最早在2000年，以第二部作品《五月碧雲天》首次入圍柏林電影節正式競賽單元。後來在2003年，他執導的《遠方》在戛納電影節上囊括評審團大獎和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由此錫蘭在世界範圍內名聲大噪，成為戛納的熱門新銳導演。2009年錫蘭擔任第62屆戛納電影節評委。2014年，他憑借《冬眠》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
這位土耳其導演的童年在愛琴海北部的恰納卡萊省耶尼傑鄉村度過。1976年，他從高中畢業後開始在伊斯坦布爾技術大學學習化學工程。然而，他這壹段大學生涯被時局的動蕩所打斷，抵制，沖突和政治兩極化令他的大學生活無法繼續。後來他在博斯普魯斯選修了電氣工程專業。1985年畢業後，錫蘭經歷了壹些旅行，後來返回土耳其，在安卡拉馬馬克軍隊中服役的18個月裏，他確定自己要以電影為生。隨後，錫蘭在伊斯坦布爾的米瑪希南大學學習了兩年的電影。
從1995年到2008年，他拍攝了5部長片，當他回憶起過去的時候，他稱他會有壹種懼怕感。缺乏自信，在這位多次提名金棕櫚導演的成長路上，如影隨形。
在剛開始成為導演時，錫蘭說自己有自信危機：他更偏好壹些他熟知的事物，這包括他的童年，他的個人經歷，真實生活，還有他所熟悉的人。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錫蘭早期壹直在親朋好友環繞中拍電影。在他的前三部影片《繭》《小城歲月》和《五月碧雲天》中，錫蘭沒有接受投資，沒有其他的資金來源。於是《繭》這部18分鐘的影片，只有兩個人出境，錫蘭用自己的攝像機，用壹年的時間，拍攝了壹部沒有聲音的短片，並於1995年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最佳短片提名。
在《繭》獲得成功之後，錫蘭決定制作壹部有聲音的電影，於是他的劇組人數也翻了個倍：從兩個人變成了五個人。對錫蘭來說，他很顯然享受這種舊日時光。
“第壹部電影拍攝起來像是在度假，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自由，如果延長拍攝時間，電影會呈現出不同的效果。但只有劇組人員很少的時候才可能實現，後來我在安納托利亞拍攝，有很多劇組人員在壹起工作，所以我只盡好快拍完這部電影。劇組人員少，對大部分電影來說，都是壹個優勢。”
在錫蘭創作的後期，他的妻子埃布魯·錫蘭走進了他的生活。翻開錫蘭的影片可以發現，他們在《小城歲月》中就有過合作，當時埃布魯擔任了他的美術指導。而在後期，他們開始壹起創作劇本。
錫蘭分享說，他的電影制作是和生活重合的。很多時候，在寫作劇本的階段，他的妻子發言權會更大：“我們經常會爭吵，有時候很困難。她經常會堅持要做到些什麽，我能怎麽辦呢？她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選。”
這是壹種曲折的成長，壹個學習電氣工程的男孩，通過旅行、18個月的兵役來思考自己的人生問題，然後他開始學習電影，在年過三十後拉來親朋好友創作自己的電影，自己承擔了幾乎所有技術活兒……而在制作出三部曲式的《小城歲月》《五月碧雲天》《遠方》後，他收獲了在電影道路上的成長，也收獲了愛情。
“我現在覺得我已經有自信了，有勇氣去走到更大的，我不太熟知的領域。電影創作現在對我來說像是壹種 探索 ，在這個過程中，我能夠從更大的背景下了解我自己，了解人類，我覺得電影是在 探索 人類的本性。”
從孤獨中生發出的靈魂對白
在面對自我之時，錫蘭或許謹慎又小心。但面對電影的拍攝時，他又有壹種執拗的勁頭。
這種執拗的勁頭表現在了他的作品中。錫蘭近十年間的作品風格發生了較大的轉變。早年的家庭作坊式的創作模式被打破，他開始更多地使用專業演員，更多地接觸 社會 問題。同時，從《安納托利亞往事》開始，錫蘭電影中的對白逐漸增加，較之他早年的“沈默寡言”，有些影迷壹度戲稱，不知是什麽改變了錫蘭，讓壹位沈默的大師變成了有趣的話癆。
對於這類疑問，錫蘭坦誠，他與以前相比，更為自信，也有了更多對文學和哲學的思考。他今年的新片《野梨樹》再次提名金棕櫚，在海南島電影節上也對中國觀眾予以展映。
在這部影片中，他試圖描述土耳其的年輕人，土耳其那些在思考的年輕人會遇到的信念危機、價值取向、親情問題，宗教信仰，文學思考，都被囊括在這部時長188分鐘的電影裏。對於土耳其的年輕人來說，它夠長，也足夠豐富。
當然，作為導演，他清楚帶有文學、哲學色彩的對白，對於電影比較危險，“甚至會看起來比較愚蠢”。
但他仍然在試圖做壹些嘗試：“以壹種我自己喜歡的方式，讓我喜歡的那種對白，在我的電影裏面占據更多的位置。我現在想要去做這種嘗試，但是這也並不意味從此之後我所有電影都會有很多的對白，可能有壹天我也想要重回我舊時候做電影的方式。”
他認為自我測試是制作新電影的壹種動力：導演需要有挑戰性，克服自己的恐懼，在這種制作過程中，才有繼續做電影的動力。在做壹個新的電影時，需要有很大的動力，才能夠鼓舞妳去這麽做。”
錫蘭說，他最新創作的壹個劇本，兩三個人壹起花了近10月的時間寫完。第壹次拍出來的版本長達五個小時，在剪輯時剪到了三個小時的時長。他戲稱自己不喜歡準備時間拖得太久，壹寫完劇本會立刻進行拍攝，有時候選角可能只需要15天。同時，他也不喜歡做太多的排練，坐在桌邊和演員過臺詞，是他非常不喜歡的模式。
“如果我跟這個演員過臺詞，我感覺不到這個臺詞的靈魂，我不太喜歡那種情況下的臺詞，我覺得拍攝現場會更能表現臺詞背後的內容。”
但拍攝的過程，他也並非十分享受。“拍攝的時候，其實我不是非常確定的，我不知道它對不對，拍攝的時候我永遠都缺乏絕對的自信。所以我壹般拍攝時間都要超過三個月，就是因為我要拍好多不同的版本，作為替代的方案。在這部電影中，我至少拍了200個小時。”
“我更喜歡拍得多壹點，如果拍的少，在拍之前妳會做更好的準備。但是也會有壹些其他的問題，比如妳會緊緊遵循劇本，妳會沒有更多 探索 的可能性，可能妳在後期剪輯中就不能創造出壹個新的東西來。”
即興和控制的拍攝過程，成為錫蘭電影裏很重要的拍攝部分。他表示自己不會做分鏡頭。在早期拍攝時，他由於對於自己的不自信，每壹個晚上我都想去詳細地規劃拍攝過程。但是當下他有了更高的自信度。“我會觀察演員的狀態，片場的其他工作人員狀態怎樣，在拍攝第三、第四部的時候我才會有更高的自信度，而在之前的幾部裏，我自己包攬了所有工作，所有東西都想得很具體。”
結語
在跨越整個亞洲後，來到海南，坐在電影人中間，與年輕的異國導演分享故事的時候，錫蘭說；“我壹直都感覺痛苦，這本來就是個痛苦的過程，而拍攝和寫劇本最為痛苦。有人說拍電影需要協作，但是我其實覺得在片場非常孤單，沒有人懂我試圖要表達的是什麽、試圖要 探索 的是什麽。”
他對年輕導演說：只有導演才會真正在乎這個電影拍成什麽樣，我想，妳們也深刻地理解這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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