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的鑰匙》以獨特的方式凸顯了當代人缺乏的歷史責任感。朱莉婭來自美國的深受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的影響，加上多年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熏陶，具有敏感、可貴的社會良知。在調查圈押事件的過程中，她發現自己的夫家居然和這壹事件有著某種直接的牽連．她本著還原事實，還人公道的追求，執著地發掘事實的真相，執拗地探入她公公緊閉多年的心門，以求解丈夫家族與圈鉀事件的糾葛，最後也和公公站到了同壹戰線，要為她們家族“占據”莎拉家住所壹事負起責任。朱莉婭的婆婆和兩個小姑子外表典雅端莊，舉止大方，活脫脫幾位極富“涵養”法國貴婦人形象，但她們滿足於“幸福的”現狀，不願承擔社會和歷史責任，躲避情感和良知上的負累．所以，她們走到了朱莉婭和公公的對立面。這個家族中最沒有責任感的是朱莉婭的丈夫伯特蘭。他高大英俊，風流倜儻，言語風趣，事業有成，但卻壹直有婚外戀，對婚姻不負責任，並最終導致自己的婚姻破裂；後來妻子朱莉婭好不容易懷上二胎時，他卻巧舌如簧地勸她流產，體現出他對家庭、感情和生命的不負責任；對於他家和莎拉的糾葛他輕描淡寫，不願提及，體現了他對歷史、社會以及生命的不負責任。
正因為朱莉婭富具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良知，朱莉婭非常註重莎拉壹事。即使遭受丈夫、婆婆、小姑子以及眾多市儈法國家庭的白眼，甚至冒著自己婚姻破裂的風險，她也堅持探究自己家族的秘密，去揭開其他家人不願觸碰的傷疤。為了還原事實真相，她在歐美大陸間奔波。她還抱著虛弱的身子，挺著大肚子頂著烈日去見莎拉的兒子威廉，結果羊水破裂，鮮血染紅了咖啡屋前的道路。所幸搶救及時，她生命無虞，二女兒也平安降生。她給二女兒取名莎拉，將對那個陌生而又熟悉的十歲女孩的關愛以母愛的特殊方式加以延續。借此塔季雅娜不僅以壹種獨特的方式讓人們記住歷史上那個泯滅人性的特殊時期，同時也昭示，壹批如朱莉婭和他公公壹類的正義人土用壹種莊嚴的方式償還歷史宿怨。 《莎拉的鑰匙》選取了鮮為人知的法國維希政府制造的“春風行動”為主要敘事線索，圍繞賽車場圈押事件，向讀者展示了發生在巴黎不為人知的壹段不浪漫的血腥歷史。巴黎在現代人眼中，充滿了浪漫、奢侈與華麗，如小說主人公朱莉婭，對法國巴黎充滿了神往，甚至認為“法語比英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更柔和、更感性”。然而，在這樣的浪漫之都曾經發生了令人駭聞的圖押事件，而事件的直接制造者正是法國當局執政者及其政權維護者——巴黎警察。1942年，法國當局和巴黎警察助紂為虐，對居住在法國的猶太人進行了壹次慘絕人寰的蹂躪。在這次事件中，三千多名猶太兒童遭到秘密逮捕，送至奧斯維辛被屠殺。當時稱這次事件為“春風行動”。不同於我們理解的和煦的春風送暖，而是噬骨冰冷的殺戮行為。相較納粹分子，法國在這起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讓人震驚。事件發生在巴黎，執行者是法國警察，被困押者很多是在法國出生的擁有法國公民身份的猶太小孩。而令人發指的是，法國當局並非簡單聽命於納粹，而是急切地想討好德國主子，竟然滅絕人性地篡改了指令，將年幼的小孩也抓起來移送過去，借以滿足德國要求的“移交“人數上限。這樣的取材角度讓二戰題材作品的角度多元化，其效果是能引起更大的心靈震撼。
《莎拉的鑰匙》從戰爭事件親歷者莎拉和壹個來自美國文明的朱莉婭兩個人不同的時空各自發生的事件進行講述。
壹方面莎拉的親身體會使其在真實性上不亞於《安妮日記》和辛德勒名單，故事敘述以沈重而憂傷為基調：另壹方面，來自當代美國文明人的朱莉婭的視角的歷史回顧，充滿了戰爭的傷痛和人性的認知，通過她親自獲取的事情真相，令人不忍卒讀；她自己的人生也隨著事實真相的逐漸顯露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然而他們不是孤立存在的，朱莉婭的法國丈夫同作品主人公莎拉有著壹定的關系，莎拉手中的鑰匙是莎拉同朱莉婭的法國丈夫壹家的聯系，這把鑰匙又讓朱莉婭的人生發生了巨大變化。作者巧妙地將不同時空的人物、事件用壹把鑰匙串聯，用壹把鑰匙開啟所有事件之門，這種巧妙構思，跨越時空的敘述方式是不同於其他戰爭題材作品的。正如《法國快訊》對此書的評價：壹部奇特的小說，顛覆妳的閱讀經驗，永遠在妳以為有所掌握時出現意外，讓妳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