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跑，西湖西南面，大慈山白鶴峰下。唐元和十四年，即公元八壹九年，性空法師在這裏建成廣福禪院，因夢見二虎刨地作穴，引來泉水，而刨、跑二字相通，故別稱虎跑寺，宋大中八年改大慈寺，僖宗乾符三年加了“定慧”二字。
壹九壹八年舊歷七月十三，李叔同先生在這裏落發為僧，告別紅塵，從此開始了弘壹法師的行腳生涯，芒鞋衲衣，各地掛錫，整整二十四載，直至壹九四二年於閩南圓寂。
當我踏入虎跑的大門，走在落葉紛飛的靜幽小路上時，想著這年是弘壹法師圓寂七十年整。壹千多年來，這寺院曾經發生過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假若全部記錄在冊，那麽冊子或許能堆滿壹座藏經樓，而今天看，是空空蕩蕩了。
壹路走著，長亭古道，枯草連天，沒有誦經聲，昔日香火旺盛的大慈山定慧禪寺，在李先生披剃出家近壹百年後，變成壹座公園，僧人早不見蹤跡。只有汩汩流淌的泉水和寂寂無語的山林依然如昔。這裏的人們相信虎跑泉受了神的仳佑，純凈鮮活，喝下會獲得健康。
當弘壹法師還是李叔同的時候，他也相信這些說法，因此選擇這裏斷食療養，他同時還相信斷食可以解決身心靈的不堪狀況，比如因無法痊愈的肺結核病和生活壓力引起的神經衰弱。他在這裏邊斷食邊清修，自然而然生出披剃出家的因緣。
世事無常態，人在這個世間總是孤獨的，看似交遊不乏，而真正相知者甚廖。所以人既需要入世，也需要潛懷；既需要觀照，也需要探索。用不同的經歷填補些生命的空白，分享生命的內容，慢慢走著，從黑暗到望見薄霧，看見光亮，發現世界並沒有改變，只是內心的沈重稍微輕了壹些。
《金剛經》有雲：“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人壹落地，在世間有了活動的痕跡，便如激活了新帳號，開始生命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即修行，出家只是形式，在家亦是歷煉。對任何人與事，不執著，不糾纏，不貪戀，因為世間萬象皆虛空，名利欲望都屬於皮相，只有徹底破除執見，練就無分別心，無差異心，看穿諸相皆空相，便漸見如來真面。
壹切身份只是裝飾軀殼的外衣，拋卻這些外衣，李叔同是誰呢？
不妨將他還原為壹個人，去掉後人給他的加持，將他身上的光圈移開，讓他從玻璃櫥裏走出來。
於是，壹些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真實故事慢慢鋪陳開，不悲，也不喜。
卻又悲欣交集。
欲求不息
壹八八零年舊歷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於天津望族桐達李家。他的第壹個名字是年逾七旬的父親李筱樓起的，文字輩行三，大名李文濤，字叔同，乳名成蹊。後來，他為自己起過數不清的名字，花哨的，素樸的，名字根據他的境遇和心情變化，直至暮年，他仍在為自己起著各種的別號。
五歲喪父的世家公子李叔同，從小看盡人間繁華，亦看見人情淡薄。母親地位低下，尤其是父親去世後，更見淒涼，母子倆相依為命，因長兄已逝，擔起家庭重責的`是比他年長十余歲的二哥李文熙，文熙是他幼年的啟蒙老師。
龐大的李家，住了不少寂寞無主的人，比如李叔同的長兄文錦之母、妻、媳三代寡婦，亦是三位終日吃齋念佛的居士，甚至文錦之子、父母及文錦之妻相繼去世後，長兄的兒媳婦因無法承受壹門空絕而吞金自盡。李筱樓的第三房姨太太郭氏，無子嗣，也靠誦經禮佛度日。
李筱樓自己，是佛門居士，他為自己安排的臨終助念、往生超度及佛事，在年幼的李叔同眼裏，則是壹場又壹場玄妙戲劇表演。而李叔同最終走向佛教，與幼時影響確有關聯，但並不是主因。否則他不會在東渡扶桑後，和日本妻子壹起信奉天理教，也不會在虎跑斷食時，壹邊看佛經，壹邊抄天理教的誦詞，斷食結束後，他還對道家產生過壹陣興趣。
六歲啟蒙讀書，李叔同最喜歡念的壹句是《增廣賢文》裏的“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並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人情冷暖，從出生便在體會。身邊人來人往，現實如浮雲散聚無常，他聰明早慧，不愛生意經營，偏愛金石詩歌，這是天性，也是逃避。
二十歲，戊戌變法失敗，壹方“南海康君是吾師”的閑章令他莫名進入康梁同黨的嫌疑名單，他攜母親與發妻避禍滬上。政治，這書裏講的極少，李叔同對政治沒有多大抱負和興趣，應景的詩，寫過不少，不過是應景罷了，以詩寄情，聊慰哀愁，是他那個時代不少文人都做過的事，他不是魯迅。
當不得家，作不了主，滿腔愁懷無處遣，這樣的公子哥兒，漸漸地便成了走馬章臺的風流人物。鮮衣怒馬的青年時代，情欲迸發時如決堤江水，伴著壹闕闕綺麗詩詞，流淌在華馥的筆端。
二十六歲，母親在上海去世，李叔同攜妻子與兩個幼子扶靈回天津，為母親舉辦了壹場前所未有的西式告別儀式，後赴日本留學，改名叫李哀。他曾說過，從那時候起，他的人生就是不斷的哀愁，直至出家。出家是李叔同人生全新的轉換，由此，他真正地將審美上升到宗教層面。
如他的高徒豐子愷形容他時用的“人生三層樓”比喻。
第壹層是物質生活。李叔同真正富足的生活，是從出生到二十六歲去日本留學直至五年後歸國，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裏，幾乎沒有為此發過愁。但這並不代表他真正富有，他沒有實在地掌握李家的經濟大權，二十歲時，攜發妻和母親遷居上海後，他的花銷來自桐達李家在上海的錢鋪分號，按月領取，類似贍養費。特別是三十壹歲歸國時，經歷天津李家破產，到出家前幾年，他的教員薪水曾經每月被分成四份：壹份給上海的妻子，壹份給天津的妻兒，壹份給日本的劉質平，最後壹份留給自己。雖然壹直面對著不堪的經濟問題，卻也沒有真正潦倒過。他的物質觀始終是虛無的，即便是衣食不缺的生活，也不能令他的人生止步不前；
第二層是精神生活。物質生活並不能令他滿足，愛情應該算他精神生活的壹部分，但也不能令他滿足。他在歌臺舞榭上尋找愛人，亦是尋找另壹個不同的自己，歸根結底，是他要尋找別樣的美之存在。他的愛情，是審美體驗，他的藝術同樣是審美體驗，甚至他對母親的依戀，都帶著既苦楚又淒艷的美。在天津時和楊翠喜的戲曲交流，在上海灘和李蘋香的筆墨往來，與歌郎的寄情唱和，以及赴日本後與第二任妻子的畫室之戀等等，愛情只存在於他的想象中。從關於他的資料中，並沒有查得他對日本妻子的熱情，更不要說發妻俞氏，他主觀上並不願意她的存在。藝術上，他博古通今，詩詞、書法、篆刻、繪畫、戲劇、音樂……在不同領域擔當了先行者的角色，是壹個跨界奇才，每壹個領域，他並非是做的最好的，而是做的最早的；他十分忠實於自我感覺，不以名利為先，而是源於超乎常人的興致。他做事會半途而廢，並不是這些事不能做好，而是當他發現無法獲得新的快樂時，便在其它方向開始了新的探索。
第三層是靈魂生活。他有著旁人所不能及的人生欲望，且欲壑難填，他的欲望最後超越了物質和精神，需要達到審美境界的高峰，拋棄前塵故往，絕然選擇出家，達到宗教層面，而出家這件事，只是滿足靈魂生活的第壹步。人的生命只有壹次，大多數人停留在第壹層樓，少數人到達了第二層樓，只有絕少的人才能爬到第三層樓。到了第三層樓之後，他也沒有停下腳步，在暮鼓晨鐘中消磨時光。僧門中，素來講經者眾，講律者罕，他壹定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自出家起立下誓約：不當住持，不為他人剃度，不作依止師即佛法的傳授、解惑者，而是成為學者型哲僧，他精修凈土宗與華嚴宗，並受馬壹浮等友人的引導，研究已失傳七、八百年的南山律，在僧界走出壹條獨特的光明道路，最後成為南山律第十壹代中興律師。
從李叔同到弘壹法師，從紅塵中人到壹代高僧，如何壹步步邁向第三層樓，實現人生的轉換。我並沒有像其它傳記作者那樣寫盡從李叔同到弘壹法師生平所有事。事實上，沒有任何壹個傳記作者能寫盡壹個人完全的壹生。我大浪淘沙似地翻閱史料，省略了許多細枝末節，盡量用不羅嗦的語言來講述，也希望讀者看起來不覺冗長枯悶。
去去就來
出家之前，他是李家三少爺李文濤，南洋公學學生李廣平，留日學生李哀，白馬會參展畫家李岸，俳優戲藝人李惜霜，教書先生李叔同，斷食後脫胎換骨的李嬰，留連道門的欣欣道人……出家後，他是佛門弟子弘壹釋演音，戰亂時立誓殉教的晚晴老人，過化民間、以佛偈與弘法濟世的善夢上人。
壹個名字，是壹段際遇，有時候他的名字與身份重疊，有時候則依不同的時代精分。
壹人，壹名，壹輩子，能做好便是不易，而他用了六十二年時間，完成了常人的許多倍人生。
為什麽？
因為他是壹個不完美的完美主義者，所以他才是壹個完整的人。
他的性格有很大缺陷，最明顯的是壓抑的家庭成長環境造成的孤僻與敏感。他不擅長與人交往，二十歲離開津門幾乎是被家庭與社會環境所迫；到上海隨遇而安住進城南草堂；在春柳社演話劇時，聽到些爭議之聲便興趣減淡，不再登臺；回國後任職《太平洋報》，沒多久報館關門；他去城東女學、浙江壹師等地教書……幾乎是命運往哪裏指，他就向哪裏去。
人生如寄客，在激流之中飄蕩，處處是被世界左右的無奈。他不甘於長年平凡的教書生涯，卻也沒有用藝術才能走純藝術家的道路，他有著滿腔的抱負，而時常自憐自哀，被動地接受著命運。出家後，他在法界寺、五磊寺、金仙寺幾次弘法願望未能實現，僧門並不清靜，有些方面與俗世無異，在俗世中遇見的問題，在僧門裏同樣會遇見，而他依然不會遊刃有余地處理。
但反過來想，孤僻與敏感恰恰能令他靜心坐在書案前鉆研學問，於寺院中掩關修律，他會有意將自己設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深思內觀，遠離痛苦，在書本經卷中自足，得到滿足與安寧。也正因為太過敏感，他在俗時無法安定在壹個固定的人生狀態，情感亦無法寄托在某壹個人那裏，出家之後，他也並沒有在壹座寺院裏靜修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