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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幻世界》和《奇幻世界》雜誌社的壹切資料

壹九七九年,四川省科協創辦了壹個名叫《科學文藝》的科普雜誌,就是今天《科幻世界》雜誌社的前身。

大家壹定要註意“四川省科協”這五個字,否則妳無法理解《科幻世界》的真實地位。近幾年來,這家雜誌社在廣大科幻愛好者心目中已經隱約有了“國家級科幻雜誌”的權威性。壹次,《科幻大王》雜誌社邀請太原當地的科幻迷座談,那些被邀的科幻迷們就私下裏嘀咕:“總部”知道後會不會生氣?河南劉相輝掏自己的錢辦了《科幻小品》,就有讀者寫信質問:妳辦這個雜誌,有沒有得到《科幻世界》的批準?甚至壹些比較有見識,知道中國新聞出版管理體制的人也不清楚真相。前年,筆者參加中國科普研究所的科幻課題研討會,會上壹位來自中國電影出版社的編輯就問:為什麽中國科協把這樣壹份“國家級”的科幻雜誌放到了四川?

另外大家還要知道,在中國的計劃體制下,每個省都要辦壹家科普刊物,象上海的《科學畫報》、海南的《大科技》等。如果妳沒有找到妳那個省的科普刊物,基本上是由於它的發行量太小的原因。《科學文藝》當初就是作為四川省下屬的省級科普刊物出臺的。

那個時代裏,科幻和科普是不分家的。甚至中國科幻作家的全國性組織都被稱作“中國科普作家協會”並延續至今。當時的《科學文藝》上充滿了科普文章、科學家傳記等內容,當然也有大量科幻小說。而那時許多科普刊物甚至純文學刊物也都在發科幻小說。《科學文藝》只是更為集中壹些。當時與它風格壹樣的刊物有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樹》、黑龍江的《科學時代》和《科幻小說報》,被稱為中國科幻的“四刊壹報”。

在那個百廢待興的時代裏,《科學文藝》輕而易舉就達到了二十萬冊發行量。其它幾家科幻報刊也是壹樣。但是很快,政治和市場的壓力雙管齊下,其它幾家無法抵擋,敗下陣來。最後壹個倒閉的是天津的《智慧樹》,時間是壹九八六年。

壓力之下,四川省科協讓《科學文藝》自負盈虧,這是壹個重要的變化。從那以後,這家雜誌社慢慢變成了“紅帽子企業”:頭頂著國家刊物的名義,實際上是股份制的民營企業,它的老板就是雜誌社裏的幾個大股東。這也是中國的科幻愛好者應該知道的,否則妳無從了解它的許多作法的基礎是什麽。它擁有國營出版單位無法擁有的靈活,同時對於市場壟斷也擁有壹般國營出版單位無法擁有的渴望。

沒有婆婆,壹方面沒有靠山,壹方面也沒有了束縛。當時不足十人的小雜誌社民主選舉了自己的社長,就是現在的楊瀟。楊瀟當選除了本身確有能力外,前四川省委書記女兒的身份也是重要因素。客觀地說,如果不是這個擋箭牌,中國科幻惟壹的壹脈香火也將不復存在。那麽九十年代中國科幻的復興將因為缺乏核心,會比現在更困難壹些。在楊瀟的帶領下,雜誌社舉辦了世界科幻大會,改變了辦刊風格等等。這些<科幻世界>本身有大量文字宣傳,我就不多說了。有壹個事實我可以告訴向往英雄主義的朋友:《科幻世界》發行量最少的壹期僅七百份。而今天是數十萬。單從這個角度來說,它的確是壹個商業英雄。

當時,科幻世界的決策層主要由四人組成:楊瀟、譚楷、向際純、莫樹清。向際純時任美編負責人,也是壹個策劃人。老讀者們壹定還知道,九四、九五年那時,《科幻世界》象今天的《科幻大王》壹樣,壹半文字壹半卡通。沒有這個轉軌,《科幻世界》就無法切入中學生市場並獲得生機。而整個工作基本是向策劃並組織的。當時還有壹套暢銷的科幻美術卡片也是向的手筆。

人的功勞大了,自然不滿足原來的地位。於是決策層中發生了壹場1:3的鬥爭。結果以向際純離開成都到北京壹家出版社任職告終。從那以後,再沒有人向楊瀟的地位挑戰。今天,她是雜誌社的絕對權威,整個雜誌的行事風格很大程度上是她個性的延伸。只是她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公眾並不熟悉她。

《科幻世界》艱苦多年,到九四年才扭虧為盈,後來經歷了壹個暴漲期,錢大把的進來,又不知如何管理。當我九八年到《科幻世界》時,雜誌社正處在這個時期內。成都的科幻迷組織只要報個活動計劃,就能成百上千地從雜誌社拿出錢來。裝修個辦公室也是想買什麽就買什麽,無預算無計劃。他們在上海搞的大型宣傳活動花費了兩萬塊錢。九七年那場完全由《科幻世界》壹家出資,投入巨大的世界科幻大會更不用說了。公正地說,《科幻世界》那些年搞的活動是中國大陸僅有的科幻活動。沒有這些活動,世人更不知科幻為何物了。

筆者於九八年初進入科幻世界,除本人申請外,還因為壹個非常荒誕的原因。當時,他們開始想在科幻愛好者圈子裏找編輯人員,先考查了江蘇壹位姓侯的科幻迷。結論是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對雜誌社的形象有影響。正好我提出申請,於是我這個身材不矮小的北方人就占了便宜。雖然我作了充分準備,但沒有任何考試、測試,我就進了《科幻世界》,直到我自己不想呆下去為止。

後來我才知道,之所以沒有這種任職考試,是因為社裏根本就沒有人能考我。我到雜誌社最初壹個多月裏,竟然沒找到能夠談科幻的人。當時雜誌社的編輯部由來自成都壹些文學刊物、劇團的編輯組成,本身對科幻全無理解。我與壹位五十出頭的老編輯住對門,他家裏有許多古典文學著作。他對我說,下了班以後他就看這些,對科幻全沒有興趣。至於年輕員工更不用說了,他們基本上是科協老員工的子弟,來《科幻世界》單純是為了壹個飯碗。那時社某領導愛提的壹件事就是,他把年輕員工召到壹起,讓他們每人說出三個科幻作家的名字,無論中外均可,結果成績最好的說出了兩個!當然,這些職工的為人都很不錯。同事期間,他們也很關心我這個外地人。但是這種興趣和誌向上的錯位不能不說是個問題。

自我以後,雜誌社陸續引進了姚海君、文瑾、唐風、劉維佳等人,這才使《科幻世界》裏有了懂科幻的人。在雜誌社與作者和讀者交流時,這些年輕朋友作了主要的工作。但是妳千萬別有誤解或者多大的期望,因為他們只是打工仔,在大政方針上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阿來進入雜誌社又是另外的問題。九七年我參加北京世界科幻大會時,阿來就隨譚楷來到的北京。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壹位北京“消息靈通人士”遠遠地指著他說,這個人將是茅盾文學獎的得主。那時我連茅盾文學獎幾年壹屆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沒想到,這位老兄竟然在“預言”三年以後的事情!當然,《科幻世界》的領導想必更有“預見性”,所以早早地把未來的茅盾文學獎得主聘於賬下,等待新聞爆起的那壹天。

作為生意人,雜誌社高層在扭虧為盈之後,壹直在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在他們看來,中國科幻的市場就這麽大,也沒什麽搞頭了。於是把大量資金抽到其它項目上去。頗為諷刺地是,這些項目都賠了錢,個別小公司甚至走到倒閉的邊緣。幾年來,仍然只有他們從內心深處並不喜歡的科幻給他們帶來了利潤。並且利潤十分巨大,足以把那些虧損沖得無影無蹤。後來他們變“紮實”了,只是把從科幻上賺到的錢置換成房地產:住宅房以獎勵為名送給“老職工”,另外還有其它壹些房地產,置業範圍甚至遠達成都以外的某郊縣。當壹個科幻愛好者走進他們那些擁擠的辦公室時,很難想象這個雜誌社真正的家底。

這種“見好就收”的舉動從九八年就開始了,這也是促使我離開雜誌社的原因。雜誌社的領導都臨近了退休年紀,這麽作無可非議。而我還是個三十不到的年輕人,坐在壹輛日見保守的車上是沒有前程的。只不過那時,我沒有對任何人講這個心裏話。

人們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評價《科幻世界》的性質。我個人認為,《科幻世界》總得來說,只是壹家介入科幻市場的普通文化企業。它在以自身贏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中,大大開拓了中國科幻的市場,在九十年代以後,提高了中國科幻本以衰弱的影響力。但它從來不是,也從不準備成為中國科幻事業的某種核心。

在科幻方面,筆者只看到過楊瀟的兩篇文字,壹篇是八十年代初期發表在《科學文藝》上的科幻小說《蘭》,壹篇是九七世界科幻大會上的論文。譚楷發表過科幻小說《太空修道院》,以及《林聰點評科幻》。除此之外,在私下場合裏,他們對科幻是很淡漠的,甚至頗有自卑感。因為他們的社會關系並不在科幻作者和廣大的科幻迷中間,而在他們真正生活的那個環境裏,說自己是搞科幻的,壹直會受到周圍人的白眼。這幾年情況之所以好轉,也完全是因為《科幻世界》是整個四川省最賺錢的雜誌,看在錢的份上,沒有人再笑話他們是“搞科幻的”。筆者半年中參加了十幾次社內會議,沒有壹次談科幻文藝的創作問題,甚至也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因為那時《科幻世界》在全國科幻愛好者中間已經有了堅實的影響,雜誌社可以把它當鈔票來印刷。最近兩年裏,《科幻世界》的大批年輕編輯寫下了不少有關中國科幻事業的文字,但他們從來沒有決策權。

作為壹家商業企業,進行任何以贏利為目的的行為,都是不應受指責的。但是,如果這家企業試圖打破遊戲規則,變自由競爭為壟斷,那就是另外壹回事了。

對於中國科幻,該雜誌社主要領導私下裏下過斷語。客氣些會說:沒有《科幻世界》就沒有中國科幻的今天。不客氣時也說過:沒有我某某某,就沒有中國科幻的今天!(對包括筆者在內僅有的兩個聽眾講的。)所以,任何染指這個市場的力量,必然被他們視作當然的敵人。

當《科幻大王》於壹九九四年準備創刊時,主編曾經到成都去向老大哥請教。受到冷遇自不必說。可笑的是,後來,在《科幻大王》已經生存了數年的情況下,《科幻世界》卻在任何公開場合都稱,自己是中國惟壹的壹家科幻雜誌。直到九九年天津《科幻時空》創刊時,才改稱自己是“中國最大的科幻雜誌”。之所以給《科幻時空》這個面子,是因為《科幻時空》的前身《智慧樹》乃元老級刊物,中國科幻圈裏的元老們都與它有過合作關系,再不能視而不見。

壟斷作者是《科幻世界》領導壹慣的作法。在九七年以前的壹段時間裏,他們曾給每個作者壹份合同,要求全面壟斷作品的使用權,但只付給壹次性的稿費。這個《版權法》並不保護的無效合同在作者圈子裏被戲稱為“賣身契”。就是後來不再有這個合同時,他們也壹慣視在該刊上發過作品的作者為“我們自己的人”,對他們到其它地方發作品非常反感。其實,現代出版業有“簽約作者”制度存在,如果雜誌社真的與某位作者簽約,出錢買斷他壹定時間內所有作品的首發權,是可以將他稱為“我們自己的人”的。但《科幻世界》從來不準備運用這種商業手段,而壹直想靠“感情投資”來達到目的。

這些年來,不知有多少雜誌社、出版社找到《科幻世界》門下,想與他們合作出書。被壹概拒絕。想打聽作者的通訊地址,那更是沒門。尤其是後者,實際上已經嚴重損害了作者的利益和中國科幻事業的整體利益。因為《科幻世界》版面有限,再好的作者壹年也只能發表幾篇作品。而作者無法與其它出版單位溝通,手邊大量積壓稿件不能發表。想搞科幻的出版社又找不到作者。最後“出面”解決這個問題的還是日益發達的互聯網。現在絕大多數主力作者都已經上網,《科幻世界》已經根本無法再搞這釧封鎖。

就是對壹般科幻愛好者,“效忠”兩個字也是必不可少的。九九年九月份,長春的科幻愛好者計劃舉辦大型科幻活動,邀請了《科幻世界》。同時也邀請了《科幻大王》、《科幻時空》,以及當時準備復刊的哈爾濱的《科幻小說報》。結果,《科幻世界》發現竟然有競爭對手也要到場,就揚言收回準備提供的兩千元贊助。活動組織者都只是高校學生,沒有這兩千元,已經準備了近半年的活動就只有泡湯,只好在壓力之下向其它三家說了拜拜。由於事發突然,《科幻時空》的主辦單位,天津新蕾出版的副社長和該刊主編沒得到通知,已經到了長春。於是幾個高校科幻協會的負責人們只能用搞地下活動般的方式,偷偷地和他們見了面。長春那些可愛的科幻迷我都見過,也打過交道。但這件事發生後我壹直沒敢問他們,他們對中國科幻事業所抱有的理想主義是否有所衰退?但願結果不是這樣。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前幾年的《科幻世界》上印有“特邀副主編吳巖”的字樣,現在已經沒有了。吳巖雖然今年尚不滿四十歲,但卻是中國科幻的前輩級人物。七十年代末,初中生吳巖就開始創作科幻小說,產量頗豐,並且是世界科幻小說協會七名中國會員之壹。經歷了中國科幻二十年的興衰史。又因為主持北京師範大學的科幻講座,在作者群中擁有大量人望。當年《科幻世界》還非常弱小的時候,也頗能禮賢下士,於是有了這麽壹個“特邀副主編”的安排。吳巖為《科幻世界》作了兩件事:首先是幫他們建立了與世界科幻協會的關系。今天《科幻世界》能夠年年出席世界科幻大會,能夠通過這個組織方便地購買海外科幻作家版權,吳巖作了重要貢獻。另外,就是幫他們協調與年輕作者的關系。沒有他的安撫,那些二十出頭,血氣方剛的作者與《科幻世界》的關系可能會更糟。但是,由於《科幻世界》壹慣不變的霸氣最終損害許多作者的利益,吳巖也不得不出來為作者們說話。所以他再不可能是《科幻世界》的“特邀副主編”了。

閱讀面更廣,關註中國科幻時間更長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七、八十年代壹些科幻前輩(不方便具名,大家能理解)現在仍然活躍在舞臺上。他們編從書,搞翻譯。到書店裏能從各地出版的科幻圖書中發現他們活動的身影。但卻沒有人與《科幻世界》合作。除了應酬性的活動和文字,雙方就象是兩個派別。這裏有兩方面的原因,壹方面,作為“晚輩”的《科幻世界》現任領導希望壹點點在年輕的科幻愛好者心目中抹去那些前輩的影響。另壹方面,那些老作家、翻譯家和編輯們也不買《科幻世界》的賬。這種關系雙方心照不宣已經有若幹年了。九七年世界科幻大會召開前兩天,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在北京郊外某風景區召開了壹次全國科幻研討會

。包括“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在內,老中青三代作者濟濟壹堂,探討中國科幻事業發展的前景。而近在咫尺的《科幻世界》雜誌社的人卻誰都不去。某記者就此詢問當時《科幻世界》來的壹個高層領導,那個會與這個會(北京世界科幻大會)之間是什麽關系,這位領導很簡明地說,兩邊不是壹派!這段對話就發生在筆者面前。

當然,還有許多事實可以說明,在今天這個越來越開放的時代,《科幻世界》的高層領導壹直在徒勞地試圖使中國科幻成為自己壹家的天下。只是那些事情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或者壹時無法核實,筆者就不寫在這裏了。

筆者曾經親耳聽到壹位資深科幻迷說過,《科幻世界》就是中國科幻的“延安”。當然,在事實的教育下,今天他已經不再抱這個幻想了。筆者寫出上面這段文字,就是希望更多的科幻迷不要對那些自己樹起來的偶象抱有幻想。科幻是需要想象力的,但科幻也是壹個非常現實的存在。如果妳能這樣考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