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染戈壁
由西安出發西行，車駛入甘肅境內，公路兩邊就是又濃又密的柳樹。這種柳，是西北高原常見的旱柳，它樹身高大，樹幹挺直，如松如楊，而枝葉卻柔密濃厚。每壹棵樹就像壹個突然從地心湧出的綠色噴泉，茂盛的枝葉沖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後再四散垂落，潑灑到路的兩邊。遠遠望去連綿不斷，又像是兩道結實的堤壩，我們的車子夾行其中，好像永遠也逃不出這綠的圍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著我們今天走的這條路進入甘肅的。左算得上是中國官僚史上的壹個奇人。按照古代中國的官制，先得讀書，考過鄉試成舉人，再參加會試、殿試，然後壹步壹步地往上熬。左宗棠止步於舉人，此後三次參加會試，三考不中便無心再去讀枯澀的經書，而是在鄉下邊種地邊研究農桑、水利等實用之學，後因太平天國亂起，就隨曾國藩辦湘軍。1866年甘肅出現回民起義時，左正在福建辦船政，建海軍，對付東南的外敵。朝中無人，同治皇帝只好拆東墻補西墻，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軍事建樹歷史自有公論。但他到西北後，發現這裏的危機不只是政治腐敗、軍事癱瘓，還有生態的惡劣和耕作習慣的落後。大軍所過之處全是不毛的荒山、無垠的黃沙、裸露的戈壁、洪水沖刷過後的溝壑。這與江南的青山綠水、稻豐魚肥形成強烈的反差。左宗棠隱居鄉間時曾躬耕隴畝，他是抱著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準備種田教書，終老鄉下的。但是命運卻把他推向西北，讓他“達則兼濟天下”，兼顧西北。而且除讓他施展胸中的兵學、地學外，還要挖掘他腹中的農林水利之學。
面對赤地千裏，他幹的第壹件事就是栽樹，這當然是結合戰爭的需要，但古往今來西北不知幾多戰事，而栽樹將軍又有幾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寬三到十丈，東起陜西的潼關，橫穿甘肅的河西走廊，旁出寧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別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長三四千裏，後人尊稱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樹，有路必有樹，路旁最少栽壹行，多至四五行。這是為鞏固路基，“限戎馬之足”，為路人提供陰涼。左對種樹是真有興趣，真去研究，躬身參與，強力推行。他先選樹種，認為西北植樹應以楊、榆、柳為主。河西天寒，多種楊；隴東溫和多種柳，凡軍隊紮營之處都要栽樹。他還把種樹的好處編印成冊，廣為宣傳，又頒布各種規章保護樹木。史載左宗棠“嚴令以種樹為急務”，“相檄各防軍夾道植樹，意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復承平景象”。我特別想找到這個“檄”和“令”，即他下達的栽樹命令的原文，史海茫茫，文牘泱泱，可惜沒有找到。好在其它奏稿、文告、書信中常有涉及。他的《楚軍營制》（楚軍即湘軍）規定“長夫人等（指後勤人員）不得在外砍柴。但（意為只要是）屋邊、廟邊、祠堂邊、墳邊、園內竹林及果木樹，概不準砍”；“馬夫宜看守馬匹，切不可踐食百姓生芽。如踐食百姓生芽，無論何營人見，即將馬匹牽至該營稟報，該營營官即將馬夫口糧錢拿出四百立賞送馬之人，再查明踐食若幹，值錢若幹，亦拿馬夫之錢賠償。如下次再犯將馬夫重責二百，加倍處罰。”妳看，他實行的是嚴格的責任制。左每到壹地必視察營旁是否種樹。在他的帶領下，各營軍官競相種樹，壹時成為風氣。現在甘肅平涼仍存有壹塊《威武軍各營頻年種樹記》碑，詳細記錄了當時各營種樹的情景。
由於這樣頑強地堅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戰事勝利的同時，生態建設也卓有成效。左1866年9月奉調陜甘總督，1867年6月入陜，到1880年12月奉旨離開，在西北十多年。他剛到西北時的情景是“土地蕪廢，人民稀少，彌望黃沙白骨，不似人間光景”。到他離開時，中國這片最幹旱、貧瘠的土地上奇跡般地出現了壹條綠色長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報告返京途中所見，“道旁所種榆柳業已成林，自嘉峪關至省，除堿地砂磧外，拱把之樹接續不斷。”“蘭州東路所種之樹，密如木城，行列整齊。”這對夕陽中的大清帝國來說真是難得的欣慰。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種了多少樹，很難有確切的數字。他在光緒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稱，只自陜西長武到甘肅會寧縣東門六百裏，就種活二十六萬四千多棵樹，其中柳湖有壹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肅其余各州約有四十萬棵，還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種的樹，總數在壹二百萬棵之多。而當時左指揮的部隊大約是十二萬人，合每人種樹十多棵。中國西北自秦以來***有三條著名的大道。壹是秦始皇統壹中國後修的馳道；二是唐代的絲綢之路；三就是左宗棠開辟的這條“左公綠柳之路”，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的西北公路建設基本上是沿用這個路基。三千裏大道，百萬棵綠柳，這在荒涼的西北是何等壯觀的景色，它註定要成為西北開發史上的豐碑。
左宗棠的綠色情結也還遠不只是沿路栽樹。他不但要三千裏路綠壹線，還要讓萬裏河山綠壹片。至少還有兩點值得壹說。壹是種桑養蠶，引進南方的先進耕作，還親自在酒泉駐地栽了幾百株桑示範。蠶桑隨之在西北逐漸推廣。二是美化城鎮，改善環境，聽說國外有“公園”，左將總督府的後花園修治整理，定期向社會開放。
兵者，殺氣也。向來手握兵權的人多以殺人為功、毀城為樂，項羽燒秦宮，黃巢燒長安，前朝文明盡毀於壹旦。他們能掀起造反的萬丈狂瀾，卻邁不過政權建設這道門檻。只有少數有遠見的政治家才會在戰火彌漫的同時就播撒建設的種子，隨著硝煙的退去便顯出生命的綠色。
春風玉門
在清代以前古人寫西北的詩詞中最常見的詞句是大漠孤煙、平沙無垠、白骨在野、春風不度等。左宗棠和他的湘軍改寫了西北風物誌，也改寫了西北文學史。三千裏大道，百萬棵左公柳及陌上桑、沙中湖、江南景的出現為西北灰黃的天際抹上壹筆重重的新綠，也給沈悶枯寂的西北詩壇帶來了生機。壹時以左公柳為題材的詩歌傳唱不休。最流行的壹首是左宗棠壹個叫楊昌浚的部下感嘆：“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楊並不是詩人，也未見再有其它的詩作行世，但只這壹首便足以讓他躋身詩壇，流芳百世。自左宗棠之後，在文學作品中，春風終於度過了玉門關。
如果以楊昌浚的詩打頭，順流而下足可以編出壹部蔚為壯觀的《左公柳詩文集》。這裏面不乏名家之作。1934年春，小說家張恨水遊西北，是年正遇大旱，無奈之下百姓以柳樹皮充饑。張有感寫了壹首《竹枝詞》：“大旱要謝左宗棠，種下垂柳綠兩行。剝下樹皮和草煮，又充飯菜又充湯。”1935年7月，名記者範長江到西北采訪，左公柳也寫入了他的《中國的西北角》：“莊浪河東西兩岸的沖積平原上楊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間有左宗棠征新疆時所植柳樹，古老蒼勁，令人對左氏之雄才大略不勝其企慕之思。”民國期間，詩人羅家倫出國途經西北，見左公柳大為感動，寫詞壹首，經趙元任譜曲成為傳唱壹時的校園歌曲：“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疇，大漠飛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過瓜田碧玉叢叢，望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張騫，定遠班超。漢唐先烈經營早！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更是歐亞孔道。經營趁早，經營趁早！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
至於民間傳說和壹般文人筆下的詩畫就更見真情。西北壹直有左宗棠殺驢護樹的傳說。左去世後不久，當時很有名的《點石齋畫報》曾發表壹幅《甘棠遺澤》圖，再現左公大道的真實情景：山川逶迤，大道向天，綠柳濃蔭中行人正在趕路。畫上題字：“種樹十余年來，濃蔭蔽日，翠幄連雲，六月徂暑者，蔭賜於下，無不感文襄公之德”，“手澤在途，口碑載道，千年遺愛”。
壹個人和他栽的壹棵樹能經得起民間壹百多年的傳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學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風實際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風何能度玉門，為有振臂呼風人。左是在政治腐敗、國危民窮、環境惡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說他只有平亂之命，並無建設之責。但儒家的擔當精神和胸中的才學讓他覺得應該為整頓、開發西北盡壹點力。左宗棠挾軍事勝利之威，掀起了壹股新政的狂飆，掃蕩著那經年累世的汙泥濁水。西北嚴酷的現實與壹個南國飽學的儒生，砥礪出壹串精神的火花，閃耀在中國古代史的最後壹章之上，綻放出壹絲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開創的政治新風有這樣幾個特點：
壹是強化國家主權，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棄西北的謬論，“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捐出西北，最後必定是國家的滅亡。從漢至清，新疆只設軍事機構而無行省郡縣。左前後五次上書籲請建省，終得批準，從此西北版圖歸壹統。
二是反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爛之局，何況西北，鞭長莫及。地方官為所欲為，貪腐成性。他嚴查了幾個地方和軍隊貪汙、吃空餉的典型，嚴立新規。而他自己高風亮節，以身作則，陜甘軍費，每年過手壹千二百四十萬兩白銀，無壹毫不清。西北十年，沒有安排壹個親朋。有家鄉遠來投靠者都自費招待，又貼路費送回。光緒五年兒子帶四五人從湖南到西北來看他。他訓示：“不可沾染官場習氣，少爺排場，壹切簡約為主。署中大廚房，只準改兩竈，壹煮飯，壹熬菜。廚子壹、打雜壹、水火夫壹，此外不宜多用人。爾宜三、八日作詩文，不準在外應酬。”妳看，不但戒奢，還要像小學生壹樣留作業。教子、束親之嚴，令我們想起***和國成立之初中南海裏毛、周的家風。欲要忠先要孝，欲肅政風先嚴家風。不管哪朝哪代，哪個階級，壹切有為的政治家無不這樣。
三是懲治不作為。他壹針見血地指出“甘肅官場惡習，惟以循庇彌縫見好屬吏為事，不復以國事民事為念”，“官場控案只講和息事”，對貪汙、失職、營私等事官官相護。裏面已經腐爛，外面還在抹稀泥，維護表面的穩定。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幹事的懶官、庸官，常駁回其文，令其重辦，“如有壹字含糊，定惟該道是問！”其嚴厲作風無人不怕。
四是親民恤下。戰亂之後十室九空，左細心安排移民，村莊選址、沿途護送無不想到，又計算到牲畜、種子、口糧。光緒三年大旱，壹畝地只值三百文，壹個面餅換壹個女人。他命在西安開粥廠，路人都可來喝，多時壹天七萬人。他身為欽差、總督，又年過六旬，帶兵時仍住帳篷。地方官勸他住館舍，他說“鬥帳雖寒，猶愈於士卒之苦也”。
五是務實，不喜虛榮。他人還未到蘭州，當地鄉紳已為他修了壹座歌功頌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慣這種拍馬屁的作風，立令拆毀。下面凡有送禮壹律退回。地方官員或前方將領有寫信來問安者，他說百廢待舉，軍務、政務這麽忙，哪有時間聽這些空話、套話，壹律不看。他又大抓文風，所有公文“毋得照綠營惡習，摭拾浮詞，……盡可據實直陳，如寫家信，不必裝點隱飾。”他又興辦實業，引進洋人的技術修橋、開渠、辦廠……
左宗棠性格決絕，辦事認真，雖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壹時、壹地之弊。他擡棺西進，收失地，振頹政，救民生，這在晚清的落日殘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為壹陣東來的春風悄然度玉門。而那三千裏綠柳正是他春風中飄揚的旗幟。
春風玉門，西北之幸！
柳色長青
柳樹是壹種易活好栽，適應性很強的樹種，但也有壹個缺點，不像松柏那樣耐年頭。我們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幾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見。所以對左公柳的保護、補栽，成了西北人民的壹個情結，也是官方的壹種責任，歷代出臺的保護文告接連不斷。這壹半是為了保護生態，壹半是為了延續左公精神。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護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驛道旁貼的壹張告諭：“昆侖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裏壹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諭的重點不在樹而在人，是保護樹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傳承。
進入民國時期，甘肅省政府兩次行文保護左公柳。1935年的《保護左公柳辦法》規定更為詳細：壹、全省普查編號；二、分段保護，落實到人；三、樹如枯死，亦不許代；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補齊；五、樹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違規者處以相當的罰金或工役；七、保護不力唯縣長是問。現存檔案也記錄了多起對盜伐事件的處理。1946年，隆德縣建設科長等人借處理枯樹，夥同鄉裏人員盜賣柳樹四百棵，縣政府給予處罰後還要求“補植新苗，保護成活，以重先賢遺愛”。並就此對境內的左公柳進行了普查，還剩三千六百壹十棵，都壹壹編號建檔。
我們發現在清和民國兩代的政府文告中總少不了這樣的詞匯：左公、先賢、遺愛、遺澤等，要知道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仍難掩對左宗棠的尊敬。民國時還將左宗棠修繕過的蘭州城門改名“宗棠門”，由省長親筆題寫。在眾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權威的壹本是1945年初版於重慶，後經王震將軍提議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書從書名到內文，凡說到左宗棠時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稱“文襄公”，可見清和民國兩代左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只是進入當代後因極“左”政治影響才有了壹個小的反復。但隨著人們對生態的再認識，又不覺想起了這位在西北栽樹的湖南人。
於是我又聯想到壹個著名的典故。當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頭角，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禦狀，眼看就要掉腦袋。大臣潘祖蔭惜才，上書疾呼：“天下不可壹日無湖南，湖南不可壹日無左宗棠。”這壹句話救了他的壹條命。假使當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復、西北的開發？左壹人而懸湖湘，懸陜、甘、寧、青、疆，懸大清天下。拔危救難，力挽狂瀾，這樣的名臣史上能有幾人？不知為什麽，在西北采訪，我眼前總是浮現著蒼涼的大漠、浩蕩的隊伍、壹具黑色的棺材、須發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邊的綠柳。有哪壹個畫家能畫壹張左公西行圖，或哪壹個導演能拍壹部片子，這將是何等地動人。
歲月無情，從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樹到現在已壹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謁壹下左公親植的柳樹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檔案記載，1935年時的統計，平涼境內還有左公柳七千九百七十八棵，而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肅森林》記載，全省境內的左公柳只剩二百零二棵，其中大部分存於柳湖公園，有壹百八十七棵。看來我十年間兩到柳湖還是來對了，這裏確是左公遺澤最多處。但1998年到如今又過了十五年啊，鬥轉星移，大樹飄零，左公柳還在銳減。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時空壹會左公的音容。只見湖邊星星點點，隔不遠處就會現出幾株古柳，軀幹總是昂然向上的，但樹身實在是老了，表皮皴裂著滿是縱橫的紋路，如布滿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圖；齊腰處敞開黑黑的樹洞，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無聲地抓地入土，吸吮著岸邊的湖水，有的則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風霜中老人的手臂。但不管哪壹棵，則壹律於枝端發出翠綠的新枝，密濃如發，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陽中綻出恬靜的微笑。柳湖公園正在擴建，岸邊補栽的新柳柔枝嫩葉隨風搖曳，如兒孫繞膝。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綠滿西北，綠滿天涯了。我以手撫樹，讀著左公柳這本歲月的天書，端詳著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來於戰火中不忘栽樹且卓有建樹的將軍恐怕只有左宗棠壹人了。
望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