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著名的十大冤獄。
第壹案，“浮屍”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數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
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壹夜白了頭”的傳說。伍子胥後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壹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於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壹頁，壹個弱國，因為壹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壹頁。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屍，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壹現。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後，重用奸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壹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壹看越寇是如何經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屍，浮屍江上。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壹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壹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壹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賈禍，真話說不得，犯顏極諫，龍顏就要大怒，要殺頭。幾千年來，壹直都是這樣。還是伯否這樣的人好，花言巧語，哄得君王高興，有多少榮華富貴。人為什麼不追求榮華富貴而要自尋死路？中國的歷史上，伯否這類人，如荒原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爾也會生出壹個伍子胥壹樣的人，說話行事總是愛惹麻煩，大家都不喜歡。這種不管不顧的人，總是難得長命。惟其如此，這樣的人越來越少，而像伯否壹類的人越來越多。
第二案，“兔死狗烹”案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範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範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於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處在於他成功之後所說的壹段話。越國滅了吳國，範蠡隨即離開了越國，並給文種寫了壹封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患難，不可與***樂。子何不去？”執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壹劍，說：“妳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妳那裏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裏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患難易***，富貴難同。”我將其稱為範氏定律。範氏定律歷千年而不衰。患難的時候，大家齊心合力，互相扶持。壹旦有了壹點蠅頭小利，立刻就會撕破臉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為江山是搶奪來的，所以心心念念要護著他，怕被別個搶去，越是身邊的功臣越是危險，壹律要趕盡殺絕。古今多少英雄，來去匆匆，有誰能打破範氏定律？範氏定律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對人性的深刻的理解。範蠡的智慧，尚不止於此。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國，苦耕於海邊，居然“致產數十萬”。將這些財產分與眾鄉鄰，又到陶地經商，成為巨富，天下稱陶朱公。舊時談論致富生財，都推稱陶朱公。善始而善終，天下有幾個人比得了陶朱公？善始而惡終，可憐文種。壹到登上寶座便大開殺戒，妳看那個放牛出身的朱元璋，把身邊的功臣殺個精光。歷代多少功臣，得了功名，丟了腦袋。所以說範蠡是古今第壹智者。
第三案，“車裂”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壹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於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為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壹開始，他就作了壹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壹人將壹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於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這樣壹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於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壹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這壹條出自於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壹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難執行，因為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明日，秦人皆趨令”。我們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行，就是壹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們今天也有壹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正因為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
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於陜西西部，所處環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諸侯卑秦”。變法之後，秦壹躍成為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為“虎狼之國”。到後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壹大業。若論統壹大業，商鞅變法應是第壹功，因為他為秦國以後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後來的結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後，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果。戰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明出來。我們中國人尊崇老的，喜歡舊的，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都是極為珍貴的，若有標新立異，壹律視作異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是東西方觀念的差異。再者，千年大樹，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各據要津，要把他們挪動挪動，無異於要他們的命。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最終是魚死網破。
第四案，“聰明誤”
世上什麼最有力量？當然是權，蒯大富說，有了權就有了壹切。最大的權是皇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錢，老百姓說，有錢使得鬼推磨。現在的說法是，“利益驅動”。還有壹種力量，可以獨立於權錢之外，那就是“勢”。有關“勢”的研究和學說，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的韓非子那裏。韓非子說，“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韓非子將“勢”與法、術並列為王者經世治國必諳之道。在其《難勢》等篇章中對“任勢”之理作了精辟的闡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也曾論及韓非子之“勢”。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是我國歷史文化最為輝煌壯觀的壹個時期。韓非子是其中壹朵奇葩。細讀韓非子，妳會為他氣勢之磅礴，視野之開闊，立論之縝密，引喻之精博而嘆服。秦始皇讀了韓非子之書，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也！”韓非子到了秦國，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子，向秦王進了讒言，將韓非子害死獄中。
第五案，“無兵造反”案
漢代韓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漢相爭，劉邦與項羽對陣，常吃敗仗，劉邦可說是“常敗將軍”。高祖二年，劉邦率五十余萬人伐楚，至彭城。項羽率三萬精兵擊漢軍，大破之，漢兵死者十余萬人。劉邦帶著數十人倉皇逃遁，壹路上幾次要將女兒推下車。這壹仗，劉邦的父親和皇後也被項羽捉去。高祖三年，劉邦被項羽包圍在滎陽，彈盡糧絕，將軍紀信假扮高祖模樣詐降，劉邦率數十騎狼狽而逃。劉邦收兵守成臯，又被項羽包圍，復遁，逃入韓信軍中，收韓信之軍。高祖四年，劉邦在廣武被項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著腳說，射中我指頭了。逢羽必敗，我斷定劉邦患有嚴重的“恐羽癥”。多虧有韓信在。漢軍出陳倉，就是“用韓信之計”。以後井陘之戰，充分顯示了韓信的謀略和軍事指揮天才。收趙定齊，韓信立了大功。殺死龍且，斬斷項羽臂膀。劉邦幾次大敗，末了從韓信那裏收精兵，方能再戰。
高祖五年，楚漢決戰垓下。開始韓信、彭越不到，劉邦大敗，“深塹而守之”。後來用了張良的妙計，願與韓信、彭越“***天下”，把兩人哄了來。垓下之戰，據《史記》記載，“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整個戰役，全由韓信指揮。垓下之戰實乃韓信之戰。呼風喚雨，波瀾壯闊，四面楚歌，英姿颯爽的韓將軍與拔山蓋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譜寫了壹篇壯麗淒絕的英雄史詩。
剛剛葬了項羽，劉邦就“馳入齊王壁，奪其軍。”突如其來，奪了韓信的兵權。好壹個“***天下”，原是如此。司馬遷在寫韓信傳的時候，用了很大壹段文字描寫蒯通勸韓信自立為王：楚、漢相爭三年，在京、索之間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劉邦與項羽雙方都無力“息天下之禍”。唯有韓信接連打勝仗，兵強馬壯，且“據強齊，從燕、趙”，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這壹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諸葛亮《隆中對》的最早版本。這壹段文字以後又被司馬光引用。何以司馬遷要用大段文字記這件事？我猜太史公對韓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種被害的故事告誡韓信，但韓信深信劉邦，執迷不悟。結果韓信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結局。 都說韓信是死於呂後和蕭何之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對此十分懷疑。猜忌—削權—殺頭，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韓信功高，有奇謀，善用兵，劉邦豈能容他。韓信之後，彭越、瓊布也為劉邦所害。聰明的張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裏去避禍。辟谷原是聰明人用自殘的方式以達避禍之目的的方法，後人不知就裏，引張良的例子學而習之，自殘其身，實在是謬以千裏。可以說，韓信被殺是必然的。
謀殺韓信，劉邦不在現場，但他可以用囑言或錦囊的方式，把這件事做的巧妙壹些。在許多罪案中，主謀不親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說韓信謀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邏輯。作齊王時，實力強大，蒯通壹勸再勸，堅決不反；當了楚王，仍有壹定實力，也不反；只待壹個兵都沒有的時候才反。無兵造反，自取滅亡，韓信莫非有病？況且，韓信與陳豨的對話，應是兩個人之間的密謀，泄漏出去，定有殺身之禍。卻紀錄於史書之中，而且繪聲繪色。那是壹個精心編造的謊言。
第六案，“憂憤悲歌”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戰派領袖李綱，死時年僅五十七歲，有人說是活活氣死的。壹生坎坷，就像綁在井繩上的水桶，壹忽兒上，壹忽兒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進士，官至監察禦史，“以言事忤權貴”，被遷為起居郎。生性剛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當頭壹棒。
宣和元年，上書力陳國事，“朝廷惡其言”，被貶到南劍州沙縣當壹個監稅小官。脾氣不改，又得罪人，再給壹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膽怯。李綱“刺臂血上書”，請徽宗禪位太子。如此大膽，實在少見。
欽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過黃河，局勢危機，徽宗南逃，欽宗也想跟著跑。滿朝文武，個個畏敵如虎。太宰白時中等主張棄城而去。李綱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主張堅守抗戰，並且臨危請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欽宗為其感動，任命李綱為尚書右丞。李綱甫上任，下令，主張棄城逃跑者壹律處死。李綱厲兵秣馬，調配軍隊，修整軍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這就是著名的“李綱守東京”的故事。
李綱運籌帷幄，準備大舉反擊。有姚平仲急於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彥乘機中傷李綱，欽宗罷了李綱的官。消息傳開，京城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為李綱請命。欽宗無奈，命李綱復為尚書右丞，重負守城之責。不久，以“專主戰議，喪師費時”之罪，貶為亳州明道宮提舉。
金兵再來的時候，欽宗覺悟“和議之非”，又想起李綱來了，任命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綱為宰相（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李綱銳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實國庫，整頓軍備，準備北伐。其堅決抗戰的主張，遭到黃潛善、王伯彥等投降派的反對，被視為眼中釘。在相位僅七十五天即被免職，放逐鄂州。十幾年來，李綱就是這樣上上下下，屢遭貶謫。
三個皇帝，徽宗、欽宗、高宗，壹個比壹個昏庸。每個皇帝身邊都有壹大堆漢奸、投降派，蔡京、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勛、李邦彥、蔡懋、唐恪、耿南仲、張邦昌、汪伯彥、黃潛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紹興十年，李綱在悲憤與憂郁中病逝。為什麼，忠與奸的鬥爭，如此艱難，且常以忠良枉死為結局？
第七案，“莫須有”
嶽飛這個名字，在國人心目中是愛國者的別名。現在有人否定嶽飛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國權威的話為證，大談“民族”壹詞的含義。我國歷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億萬人民的心中，像參天大樹，要想撼動他，決非易事。在俄羅斯，無論走到哪裏，總是可以看到壹些巨大的戰爭紀念碑，英雄雕像以及被戰火摧毀的坦克、大炮、機車車廂等，整個俄羅斯可以說是壹個戰爭博物館、英雄紀念堂，這個強悍的民族隨時都在向妳展示他們驕人的戰績，謳歌他們偉大的民族英雄。他們擊敗了拿破侖，他們戰勝了希特勒。壹種驕傲，壹種不屈的精神，在俄羅斯人血液中流淌，表現為他們特有的民族氣質。而在我們這裏，沒有那種強悍，沒有那種顯露無遺的驕傲。二戰的遺跡，與邊界那邊的俄羅斯相比，刻意保留的很少。我們的民族英雄，嶽飛、林則徐，任由壹些文人肆意貶低。兩個民族，如此不同。有關嶽飛“愚忠”的討論，壹直是個有趣的話題。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經地義。豈止是殺害了壹個嶽飛，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難，到頭來，百姓們仍要俯伏塵埃，叩首歡呼，萬壽無疆。
“愚忠”的並非只有壹個嶽飛。時空轉換，已經到了二十壹世紀，妳到網上去看看，頌揚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萬壽無疆”的理念跨越時空。孔孟之道，控制中國人思想幾千年，如泰山。區區某人，想要掙脫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批評嶽飛的“愚忠”，“愚忠”其實是壹種美德，完全符合東方價值觀的教義。關於嶽飛，還有壹個有趣的爭論：嶽飛究竟是誰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邊的嶽飛廟裏，早些年，人們經過秦檜像時，都要啐上壹口。傳說秦的後人覺得很沒有面子，便把秦的鐵像悄悄投到西湖裏。哪知整個湖水發出惡臭，人們循臭味找到秦檜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嶽飛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檜害死了嶽飛。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認識。他在壹首《滿江紅》中說，“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說的是高宗，只怕收復中原後，徽欽二宗回來，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這種卑鄙汙濁的心理害死了嶽飛。所以，跪在嶽飛墓前的，應當是高宗。只是讓高宗去跪嶽飛，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規矩。中國人最講究規矩，聖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臣罪當誅兮，吾皇聖明”，壹切過錯都在臣子，皇帝總是聖明的。
第八案，“謀逆”案
明朝的太監，時常在朝廷中作祟，把軍國大事攪得壹塌糊塗。英宗時鬧出“土木之變”。蒙古人犯大同，太監王振鼓動英宗親征。兵部侍郎於謙力諫，不聽。第二天就出發，“事出倉卒，舉朝震駭”。五十萬大軍未至大同，糧草不繼，餓死者不計其數。進至大同，無法作戰，只得回師。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挾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遠，又恐大軍踏壞自己莊稼，改道向東去。到了土木堡，距懷來城已不遠，大軍欲入保懷來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輜重千余輛未至。蒙軍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殺。
壹個渾王，昏聵如此；壹個佞臣，跋扈如此。國家大事，如何不壞？“土木之變”，“勁甲精騎”死傷數十萬，北京城只剩數萬疲卒。人心驚恐，軍無鬥誌，壹幫投降派大臣驚慌失措，主張放棄北京南遷。危難之際，兵部侍郎於謙挺身而出，嚴厲斥責投降派，堅決主張抗戰，在亂作壹團的朝廷上力主誅殺王振余黨馬順。壹面調集各路軍馬，部署北京保衛戰，軍民抗戰情緒空前高漲。蒙軍圍城，激戰五天，終被擊退。壹個即將崩潰的國家，賴於謙之力，力挽狂瀾。此後，於謙等擁立朱祁鈺為代宗皇帝，君臣壹心，革除弊政，建立新軍，加強邊防，國力稍振，敵寇不敢入侵。世事無常，禍生不測。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轉直下。景泰八年，發生了“奪門之變”。
先前，於謙等將被俘的英宗迎回，奉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權臣石亨等與太監曹吉祥密謀，“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幾個陰謀家擁英宗奪宮門而入，宣布太上皇復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繼大統”為罪名，坐《謀逆律》，斬於謙於市。
抄家的時候，發現於謙家“無余資”，沒有錢。只有正室鎖得很牢固，打開壹看，都是皇帝所賜蟒衣劍器。
當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錢來，如此清官，實在罕見。於謙壹死，蒙軍再來犯，皇帝就後悔了。旁侍的官說：“使於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為默然。《明史》說於謙“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奸所並嫉”。這是成化初為於謙平反冤獄時皇誥上的話。說得非常貼切，天下廣為傳頌。我尊敬於謙，不僅因為他家中抄不出錢來，不僅因為他抗敵救國，力挽狂瀾，還因為他是壹個偉大的詩人。讀於謙的詩，就會有壹股清氣，壹股天地之間浩然之氣，令人激動不已。詩如其人，浩氣淩雲，是於謙的本性。於謙的《北風吹》、《詠煤炭》，還有那首極為膾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只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詩品、人品，輝映千古。於謙之冤較之竇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反間計”
袁崇煥這個名字，因為金鏞的緣故，廣為人知。袁崇煥像磐石，橫亙在金兵入關的路上，堅不可摧。金兵幾次撞擊，如以卵擊石，頭破血流。開創滿清大業的努爾哈赤，可謂是壹代天驕。可是這位天驕，撞到袁崇煥這塊石頭上，壹命嗚呼。
明天啟六年，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領十萬精兵圍攻寧遠。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壹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從煥率領，英勇抗敵。這是戰爭史上壹個經典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結果金兵被擊退，努爾哈赤負重傷，並於是年死在沈陽。
這壹仗充分顯示了袁崇煥的軍事指揮天才。自此，金兵聞其名而膽寒。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崇禎時，再升為兵部尚書、薊遼總督。經過袁崇煥的苦心經營，寧遠、錦州壹帶成為銅墻鐵壁。天啟七年，皇太極親率大兵圍錦州，被袁崇煥擊退，損失慘重。雄心勃勃的皇太極，壹心要攻明，又過不了袁崇煥這壹關，大傷腦筋。最終幫皇太極解開這道難題的是鼎鼎大名的漢奸範文程。
歷史上，每逢國家危亡之際，就有漢奸應運而生。外來之敵，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著路徑。壹些漢奸，聰明絕頂，運籌帷幄，幫著敵國來滅自己的國家。就是這個漢奸範文程，深謀遠慮，為皇太極獻計，繞過袁崇煥，取道蒙古，以趨直隸之背。皇太極親率大軍，壹路暢通，包圍北京。袁崇煥率兵入援。皇太極不敢與之正面交鋒，用範文程反間之計，四兩撥千斤，大獲全勝。現在看來，這是壹個十分簡單的計謀，不知當年怎麼就瞞過了明朝皇帝和滿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楊太監面前“悄悄耳語”，說今日撤兵，與袁崇煥有密約，裏應外合，成就大事。楊太監“佯臥”，“竊聞”其言，回去報告給崇禎。崇禎深信不疑，下袁崇煥於錦衣衛獄。
十二月下獄，次年八月殺袁崇煥。籍其家，無余資，是壹個清官。袁崇煥不死，清兵很難入關。他是明朝的壹根頂梁柱，這根柱子壹倒，再無人可以替代。讀中國歷史，越讀越糊塗。萬歷六年，明朝人口已達六千零六十九萬人。滿清人口男女老幼統***不過百萬人。壹個六千萬人的大國，經濟發達，科技先進，被壹個不足百萬人口的落後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是因為有壹大批漢奸，諸如範文程、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尚可喜之流，為其出謀劃策，統兵作戰。
滅亡明朝的主力其實是漢人。他們後來雖然都升官發財，但始終是奴才，不是主子。貪生怕死，貪圖富貴，出賣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他們是壹批可恥的敗類，應當把範文程之流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是我們現在卻在為其大唱頌歌，將其與張良、諸葛亮、劉伯溫並列為傑出歷史人物。
第十案，“百日維新”案
百日維新，轟轟烈烈壹百零三天，結果慈禧發動政變，光緒被囚於瀛臺，維新黨如鳥獸散，六君子被斬於菜市口。壹段十分慘痛的歷史。
這段歷史究竟引出了什麼教訓？其壹，依照牛頓第壹定律，質量是物體慣性大小的量度。中國這個國家，最大特點，是質量太大。五千年歷史，積澱太厚，如泰山，更兼數億人口，決定了中國巨大的質量。如此巨大的質量，其慣性超乎想象。像壹個質量巨大的星球，沿著自己固有的軌道運行，要改變其運行方向和軌道，談何容易。有壹本《趣味物理學》講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運轉會怎樣，那將是壹場災難，所有地球表面上的東西都會被以極高的速度拋出去。因此，要想改變中國，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和了解他巨大的質量所生成的慣性力。
壹個並無實權的皇帝，壹群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二者結合，就要旋轉乾坤。康有為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就是這個“速”字，導致其最終失敗。在菜市口慷慨就義的康有仁，批評其兄：“伯兄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恰是壹語中的。
在中國，任何激烈的變革，都是不適宜的。妳不可能用很短的時間，猛烈地改變中國，因為它的質量太大。牛頓已經用他的科學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