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堅持和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堅決執行雙百方針，題材廣泛，反映生活中各類矛盾有壹定的深度和廣度。如《天雲山傳奇》、《喜盈門》、《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環》 、《血，總是熱的》、《傷逝》、《駱駝祥子》等影片。 2、尊重藝術的客觀規律，創造出各種真實生動的銀幕形象，塑造了各類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廖仲愷》等影片對革命領導人進行了多角度的刻畫，對蔣介石等歷史人物能實事求是地按照歷史本來面目表現。
3、在風格與樣式上趨於多樣化。由於題材領域的擴展，使藝術家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特長，探索自己最適宜的風格、樣式，表現最完美的內容。尤其引人註目的是壹批中青年編導拍攝了壹批有壹定實驗意義的探索性影片，如《黃土地》、《青春祭》、《良家婦女》、《黑炮事件》、《獵場劄撒》、《老井》、《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別姬》等。在電影創作繁榮的同時，電影理論研究也空前活躍，並在相當多的創作人員中發生影響。 中國美術片從形式到內容都極富有民族風格和特色。中華人民***和國建立以後，美術片是中國影片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壹個片種。新聞紀錄片已向縱深發展，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料，系統地編輯壹些重要的文獻片，並對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重要事件進行綜合報道、專題報道；還註意表現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豐富的細節，以情動人。科教片也有新發展。電影廠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增建八壹電影制片廠、兒童電影制片廠、珠江電影制片廠、西安電影制片廠、峨嵋電影制片廠、瀟湘電影制片廠、內蒙古電影制片廠、天山電影制片廠、福建電影制片廠、廣西電影制片廠、青年電影制片廠、深圳影業公司、雲南電影制片廠13個主要生產故事片的電影制片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上海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譯制廠和中國農業電影制片廠。
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1989年在該館基礎上建立了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並創辦《當代電影》和《電影信息報》。電影工業和科研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發展。國產電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決放映和制片需要，還研制成功立體電影、環幕電影等 。全國放映單位已達14萬之多，比1949年增長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1979年改組為中國電影家協會，頒發電影金雞獎；影協下設中國電影出版社；還編輯出版《大眾電影》，舉辦電影百花獎評選活動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廣播電影電視部）對上年度的優秀影片頒發政府獎。中國電影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質量，開拓新的題材和體裁，繼承和發揚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借鑒外國影片的經驗，創作出既有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又有國際水平的影片。 1945—1955 衣缽南傳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香港電影又揭開了它新的壹頁。由於中國內地爆發了解放戰爭，大批躲避戰亂的內地影人相繼南下，形成了第二次的移民風潮。在這壹時期先後來港的有何非光、朱石麟、蔔萬倉、但杜宇、任彭年、舒適、周璇、胡蝶、殷明珠等著名的導演明星，內地資本和人才的湧入也為百廢待興的香港電影業註入了壹股活力。戰後初期，蔣伯英成立了大中華影業公司，拍攝了香港光復後的第壹部影片《蘆花翻白燕子飛》。李永祖同制片家張善琨合作，創辦了“永華”，明星雲集的大片《國魂》和《清宮秘史》等就誕生於此。而張善琨隨後脫離“永華”成立的“舊長城”也出品了《蕩婦心》、《血染海棠紅》、《壹代妖姬》等影片。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香港國語電影界形成了“左派”和“右派”兩股勢力，以“長城”、“鳳凰”、“新聯”為代表的左派電影公司在與右派的角逐中壹方面延續著中國主流進步電影的傳統，另壹方面也促進了香港國語片市場的良性競爭。戰後，由於海外市場的需求，為香港制片業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資，但同時也助長了香港影壇粗制濫造的歪風邪氣。“七日鮮”和“雲吞面導演”之風對香港電影的發展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因而也就誕生了香港電影史上著名的“清潔運動”。吳楚帆、黃曼梨、白燕、關文清等164位影人聯合簽名，發表了“盡壹己之責，期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不負社會之期望，停止拍攝違背國家民族利益，危害社會，毒化人心的影片”的宣言。而這壹時期拍攝的粵語片和國語片，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具有著濃郁的舊上海電影特征。
1955—1966東方好萊塢 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港英政府“積極不幹預政策”的鼓勵和“左右”政治勢力影響減弱，香港電影迎來了它自由發展的黃金時期。光藝、電懋、邵氏等大型制片企業在港登陸，標誌著香港電影工業由獨立制片向“垂直整合”的流水線生產方式轉型的完成。同時，香港電影也掙脫了舊上海電影的束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品位和商業特色。從此，有人開始將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冠之以“東方好萊塢”的頭銜。在這壹時期，“電懋”和“邵氏兄弟”在爭奪市場方面進行著激烈的競爭。“電懋”以拍攝時裝片為主，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香車美人》等；而“邵氏”則延續了前身“天壹”公司的創作傳統，提出了“大中華文化圈”的發展戰略，積極制作《貂蟬》、《楊貴妃》、《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古裝片，並且在香港掀起了壹股持續了十年之久的“黃梅調電影熱潮”。憑借這股熱潮，“邵氏”也在兩強之爭中始終處於優勢地位。為了逆轉不利的局勢，“電懋”的掌門人陸運濤親自上陣，先是花重金從“邵氏”挖走了林黛、樂蒂的當紅明星，又說服李麗華和嚴俊自組公司，最後策反李翰祥帶著淩波等壹批“邵氏”的演職人員遠走臺灣，組建了“國聯”。同時，兩公司大鬧“雙胞胎案”，爭拍同壹題材的影片搶占市場。這種惡性競爭直到1964年雙方簽訂“君子協定”才宣告結束。不久之後，陸運濤意外辭世，“電懋”也無力再和“邵氏”抗爭，香港電影的格局就此從“楚漢相爭”變成了“邵氏”的壹家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