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日寇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沈睡的中國覺醒了。中國軍民拿起武器，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應中國紅軍總司令朱德的請求，決定派壹支小型醫療隊到中國去，表示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這壹決定，得到了印度社會各界的熱情支持和熱烈響應，僅報名參加援華醫療隊的醫務人員就有700多人。
1938年6月29日，這壹天被孟買的居民命名為“中國日”。柯棣華在這壹天申請並加入由他和愛德華、巴蘇華等5位醫生組成的赴華醫療隊。
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華醫療隊到達中國廣州，在廣州碼頭，他們受到了中國群眾的熱烈歡迎，並受到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的迎接。
9月29日，醫療隊經長沙輾轉來到漢口，被中國紅十字會編為第15救護隊，先後在漢口、宜昌、重慶等地工作。
在重慶，醫療隊員們為了表達與中國休戚相關的決心，特意請中印文化協會主席譚雲山為他們每個人都起了壹個中國名字。譚雲山提議：在他們每個人名字後面加上“華”字。於是，五位醫療隊員都有了他們的中國名字：愛德華、柯棣華、卓克華、木克華、巴蘇華。柯棣華的名字就是這時從原名柯棣尼斯改成的。
早在來中國之前，醫療隊就聽說八路軍與國民黨不同。因此，他們渴望到***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去。剛到中國時，他們就向前來迎接他們的宋慶齡提出到華北前線工作的請求。到武漢後，他們又向周恩來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在重慶，他們又第3次向董必武提出了去延安的請求。
1939年1月16日，就在醫療隊獲得批準，準備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華不幸接到父親去世的消息。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同誌和其他幾位醫生勸他回國料理後事，他強忍悲痛說：“我的家庭確實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這裏千千萬萬無辜受難的人民更需要我。在我沒有實現我向印度國大黨所做的保證——至少在中國工作滿壹年之前，我決不回印度。”
1939年11月4日開始，柯棣華和印度醫療隊的同伴們，出入槍林彈雨之中，走遍了晉東南、冀西、冀南、冀中、平西和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數次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在戰爭環境中，他們和抗日軍民壹起，過著艱苦的生活，但他們沒有任何怨言，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工作，在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術，診治了2000余名傷病員。
當百團大戰進入第二階段，晉察冀軍區進行淶水戰役時，柯棣華奉軍區司令部之命，出發去軍區的南線，負責陣地救護工作。在13天的戰鬥中，他接受了800余名傷病員，其中施行手術的達558人。由於不斷地戰鬥，傷員也就不分晝夜陸續的後送，他3天3夜未曾睡覺，始終以最大的熱情，堅守崗位。
百團大戰後，巴蘇華大夫奉命返回延安，留在了延安，並於1943年3月取道回國。柯棣華則繼續留在白求恩學校和醫院工作。
參加八路軍
1941年1月，他“正式參加了八路軍”——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壹任院長，仍然兼任白求恩衛生學校教員。此時，正是抗日根據地最艱苦、最危險的時候。
1941年10月25日，柯棣華大夫與衛生學校教員郭慶蘭女士喜結良緣。
1942年8月23日郭慶蘭生了壹個兒子，柯棣華親自接生。孩子的降生為這對夫婦和他們的朋友帶來了巨大的歡樂，柯棣華給他的中國兄弟八路軍衛生處軍醫李得奇寫信：“老弟：報告妳壹件喜事，郭慶蘭生了壹個男孩。今天是第三天，他睜了睜眼睛觀察周圍。這孩子白皮膚，大眼睛，高鼻子，長睫毛，黑黑的兩道眉，長的樣子像我，但皮膚像郭慶蘭。取了我們兩人的優點，未取缺點。”
時任八路軍晉察冀邊區司令員、新中國十大元帥之壹的聶榮臻將軍親自為孩子起名為“柯印華”。“印”表示印度，“華”表示中國，這個名字寓意著中印將世代友好。
柯棣華曾說過：“這裏是白求恩工作過的地方，妳們的學校也以白求恩的光榮的名字命名。我壹定要向他壹樣，獻身反法西斯鬥爭的偉大事業，決不玷汙白求恩的名字！”這是他的心聲，也是此後壹切行動的最好的概括。
在晉察冀兩年多時間裏，他始終以白求恩為榜樣，工作上極端負責，對同誌對人民極端熱忱。他不僅從事醫療工作，還從事教學訓練，編寫講義，擔負著行政和政治工作。在敵人向根據地殘酷“掃蕩”的情況下，他和同誌們經常沿著山谷峻嶺，壹邊作戰，壹邊轉移，壹邊護理傷病員。他以驚人的毅力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克服了壹切艱險。他同群眾血肉相連，把為群眾服務看作自己的幸福。在敵人壹次掃蕩中，他路過壹個被日寇摧殘的村莊，聽到斷續的呻吟聲，就順聲查找，在壹間殘破的房子裏，見到壹個由於難產而生命垂危的婦女。他連忙找來遊擊隊和擔架，把產婦送到壹個臨時救護所，連夜為她做手術，挽救了母子的生命。正因為這樣，傷病員和群眾都敬愛他，親熱地稱他為“老柯”、“貼心大夫”和“黑媽媽”。
1942年7月，柯棣華光榮地加入了中國***產黨。
1942年12月9日，柯棣華的癲癇病再壹次發作，醫護人員雖全力搶救，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沒有給他熱愛的戰友們留下壹句話，沒有給他愛妻嬌兒留下壹句話；但他全部工作，他的熱情，他的獻身精神，他的國際主義精神，將永遠激勵人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