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名字《柔與韌》恰合我對自己的期待，——“溫和而堅定”，如《道德經》所言“上善若水”，水無形，無形之勢，卻可抵萬物，“韌”是過程，是行動，“柔”是最終呈現出來的狀態。
“韌”是歷經苦難、不懈的追求與對自我的堅持。
“柔”是簡單純粹、不驕不躁的自我。
以下，不同的人物代表呈現不同的屬性，其實是他們的***性，只是專訪有所側重，每個人呈現的是其核心特質，但我們讀書，當有所總結，最好能為我所用，而作為規律的***性應該被提煉，對我們的人生具有指導意義。
董卿、文宴、馬可、蘇芒是完美主義的代表，董卿是主持人，文宴是導演、馬可是服裝設計師、蘇芒是雜誌主編，她們的***同點是力爭在自己所追求的事上，做到毫厘不差，像強迫癥壹樣，很辛苦，但也是這樣，才能有最好的呈現。
董卿 ：我要把那個2萬字的稿子反復看幾遍，因為劃稿子的時候已經和錄制的時候隔去很長的時間了，然後妳還要再回憶當時的狀態，回憶嘉賓的語速，進入到他講話的語境當中，要想象他好像還在妳的對面，然後根據那個語境開始劃稿，把2萬字劃成2000字。我有很強烈的完美主義，接近強迫癥的邊緣吧，每壹個字都是我壹個壹個劃出來的，多壹個字少壹個字都會覺得不舒服。
文宴 ：文晏永遠處在壹個不滿意的狀態中，不滿意吧，她也不抓狂，韌勁兒在骨頭裏的人，永遠是個行動派。楊紅雨記得，片子當時送到法國做混錄，日程表都排好了，在那之前必須把畫面剪定，結果就在把片子送到法國的前兩天，文晏還和她又改了壹個鏡頭。
馬可 ：馬可有壹雙“入木三分”的眼睛。200種面料，1分鐘辨別毫厘差別，挑出最需要的幾塊。她的嚴苛挑剔以及過於追求完美的個性常常讓下屬感到壓力重重。壹種極強的距離感，像“掛在墻上的圖騰”。她毫不留情地指責壹位高管，那個人已經非常累了，做完這場秀立刻辭職了。
蘇芒 ：蘇芒的編輯說：“我認識她7年，第壹次看到她這麽哭，她以前哭都是因為感動，但這壹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壹種絕望和無助。我覺得這個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別人好，包括這個晚宴，她當時的崩潰也是因為她已經參加過前壹個晚宴，她能察覺到我們的東西已經沒別人好。”
只有不斷的追求完美，才能讓所做之事漸入佳境，而生命的動人之處，也正在於那些無法抵達的“完美”，不斷吸引著我們前行。
蘇芒曾經說過她很不喜歡那種人物專訪，說壹說人物的起點，再說壹說現在的成就，中間的十多年全省略了，而她的雜誌就是要讓讀者看到，每壹個妳所羨慕的人，是怎麽“熬”過來的，熬的是什麽？熬的就是苦與痛。
李娜 ：11歲時，李娜進入湖北省隊的集訓隊，師從前亞洲冠軍余麗橋。在那裏，她沒有犯錯的權利，如果壹件事被說了兩三次以後還改正不了，教練就會發火。如果壹個動作連續失誤，就會在“滾滾滾”的斥責聲中被推下場。沒有表達情緒的權利，如果哭，教練會說：“哭什麽，還好意思哭？”如果不哭，教練又會說：“妳到底有沒有腦子，這麽說妳都沒感覺。”
最後，甚至連告別的權利都沒有。李娜在深圳打完青少年比賽回武漢，來接站的是叔叔，叔叔先領她去吃了早飯，然後把她帶去爺爺奶奶家，在爺爺家樓下，她看到了寫著爸爸名字的花圈。那壹年，李娜14歲。
爸爸去世後的很長壹段時間，“我沒有為自己活過壹天”。李娜說，因為“好好打網球、拿全國冠軍”不僅是父親留下的遺誌，也是幫母親賺錢還債的途徑。她形容那時的自己“倔強、憂郁，堅硬得像塊石頭”，在自傳《獨自上場》中，李娜如此寫道：“在後來的若幹年中，我曾多次懷疑自己是否該踏上網球這條路，但當時的我沒有選擇的余地……我不知道為什麽要堅持，我堅持的唯壹原因是大家都認為我應該堅持下去。”
顏寧 ：此前她因為做出可溶蛋白的結構第壹次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論文，覺得沒有做不出來的東西了，狀態“很狂妄”，所以決定去挑戰當時最難的膜蛋白結構。但顏寧低估了這個課題的難度，每做壹次實驗結果都是負的，她形容自己在那段時間就像“行屍走肉”。最嚴重時，她因為被接連失敗的實驗結果所打擊，連續14天沒有寫實驗記錄——每天寫實驗室記錄是實驗室的要求。等醒悟過來時，她直接在實驗記錄本上為這兩周寫上“陰郁的日子”。但壹年多後，顏寧就做出了實驗室的第壹個膜蛋白結構。
馬可 ：他記憶裏清晰地保留著馬可通宵達旦趕制衣服的畫面，“有時苦到，她說流了壹盆眼淚，最後作秀時，壹星期都沒睡，最後已經累倒了，都病了”
文宴 ：腰上裹著固定的那個東西，疼得都不行了，但是，妳也看不到她怎麽委屈啊。她不會說‘哎喲，我太疼了’什麽的。她也沒有特別說，‘啊，妳們都不用管我什麽的，我沒事兒’，她也不會說這種話。”這是楊紅雨眼中文晏身上特別硬的東西，她不會給自己找什麽借口，“在現場就跟沒這事壹樣，該做什麽做什麽，她那個韌性特別大”。
賈靜雯 ：離婚爭女又讓她那張被劉德華評為“170厘米以下全臺灣地區最美”的臉憔悴到變形。賈靜雯差壹點就放棄了撫養權，可是她不想讓自己對女兒的愛被恨和抱怨取代。隨著離婚而來的便是獨自帶女兒的心酸時光，緊繃得賈靜雯差點成為《黑天鵝》裏面控制欲超強的偏執母親。
現在會覺得，難怪有些時候我看她睡覺會忽然流眼淚，會心疼她，現在想起來好像也是心疼我自己，會想抱她，想要給她很多，我在給她愛的同時也在愛自己。
賈玲 ：剛畢業的兩三年，賈玲只能接到零星的演出工作，用跑劇組、酒吧打工的收入“養”相聲事業。賈玲說自己當時住在壹個胡同的小平房裏，月租500元，壹進門就是床，DVD堆滿櫃子，狗來了都得豎著搖尾巴。
蔣璐霞 ：熊欣欣要求嚴格，進組拍攝的第二天，她從玻璃房子裏撞出來，碎掉的鋼化玻璃紮進了指骨，縫了7針，兩天後就要拍壹場竹架上的打戲，導演嫌手上的繃帶太假，讓她拆了。拍壹場，流血了，換了創可貼，再拍，最後竹竿上血跡斑斑的，都是她的。
經紀人嚇哭了，給公司打電話要求毀約，“小霞太遭罪了，這不叫拍戲，叫玩命”。蔣璐霞不願意，打了50多天，拍完了整部戲，後來別人問她，在香港拍戲都去哪兒玩了，她答，只去了醫院，中醫、西醫，拉著去，再拉著回來。最後得到片酬12萬，和公司二八分，拿到了兩萬四。
那時候她特別怕坐車經過減速帶，或者車軋著石頭，只要顛壹下，她脖子立刻就疼，手馬上全麻，疼到不行。所以只要壹上車，她就扶著腦袋，不敢晃，四處求醫去治她的脖子，拍戲掙的錢，全搭在醫藥費裏了。
等戲的日子，蔣璐霞沒有放棄訓練，這是吃飯的本事。健身房太貴，她想了個辦法——在網上買團購券。15塊錢壹節課、壹次試練，但是壹個健身房只能用壹次，她就每次換不同的健身房。“如果北京有100家健身房，我至少跑過80家，妳去調監控，都能看到我。”
看她們承受的苦與痛，會想到那句上帝給妳的所有東西都是標好價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同時，也會去想，這樣的苦和痛她們是如何承受下來的？
我心中的答案是“追求”，李娜追求“實現父親的遺誌”；馬可、文宴追求極致的呈現；賈靜雯追求給女兒最好的愛；賈玲、蔣璐霞追求心中的夢想。
她們有的是因為熱愛，有的是因為責任。
“熱愛”與“責任”讓她們扛住了大多數人扛不住的苦，這是人的韌性，就如同，妳舉重本是50kg級，不斷地練，不斷地練，就突破自我，到了60kg級。
海清 ：我以前會在乎別人喜不喜歡，因為妳演戲不僅僅是為自己，總得跟觀眾有***鳴、有交流，但是後來我就覺得喜歡、壞、贊美對於我來說是淺層意義上的東西。壹切的問題不在於外界給妳什麽樣的稱呼，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想成為壹個什麽樣的演員。
如果沒有贊美，沒有好壞、掌聲與唾沫，妳還會幹這個事嗎？我想想，如果真的沒有人看，我還演啥。在這幾年的這種矛盾中，我也找到了壹個對自己的認知——哦，我演戲不是為了證明我能，是因為我喜歡，我喜歡和我能之間是不壹樣的。
笛安 ：劉恒發言時則像個大家長：“我希望孩子繼續往前走，不辜負長輩的希望，我們完不成的任務由妳們來完成，我是希望妳們為整個文學大廈、為人類的精神世界，貢獻妳們的能量。”
三年後，面對《人物》記者，笛安談起那場研討會笑了起來：“難為前輩們，都是下午開會，上午再看壹眼我的書。”32歲的她留波浪卷發，背香奈兒包，穿壹件酒紅色露肩毛衣，喜歡談論生命中的故事、對文學的理解、創作的辛苦，但並不關心什麽“使命”。媒體稱她為連接青春文學和嚴肅文學的橋梁。“他們開心就好，”她笑著說，“其實是大家希望我去完成這件事……但妳對寫作的夢想完全不包括他們的期待。”
李壹諾 ：她意識到，她需要“贏”，想贏。而之前，她不過是“想被認可”。她花了大量的時間來適應自己的野心勃勃。從不大敢公開講自己想成為合夥人，轉變成主動去找所有合作過的同事聊，去獲得他們的支持（麥肯錫的全球合夥人的評價機制是，公司會委派壹位與申請人無任何接觸的資深合夥人做甄選者，他會尋找申請人過去三年裏***事過的同事聽取反饋，最後形成壹個綜合意見）。
聊著聊著，李壹諾覺察到，這種“想要就要”的自我暴露反而讓自己更真實了，“承認自己不夠好，這就是我，真實地去跟別人講我現在的想法，我擅長什麽，我享受什麽”。
馬可 ：我不在服裝圈裏混，也不在藝術圈裏混，我不屬於任何圈子。”馬可對《人物》記者強調。她不看秀，不逛街，甚至連時尚雜誌也懶得翻。以惜字如金的態度，她謹慎對待媒體，極少接受采訪，深居簡出，對出鏡持有常人難解的抗拒。
與成為成功人士相比，她更喜歡安靜的生活，白天工作和照顧女兒，晚上讀書、學習。最後，馬可提醒同學們，做設計要“關起嘴巴、打開心靈”。
文宴 ：我們花幾個月的時間做聲音、混錄混了三個星期，每天壹場戲壹場戲地去混，海的聲音、風的聲音，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在幫助敘事，幫助塑造人物和她的情緒”。但今天，中國觀眾基本不具備欣賞這種質感的能力。“爛片太多了，他完全無法意識到這些東西，他習慣聽那種沒有質感的、空的、壹下子壓過來的聲音。”
“會覺得自己的辛苦被辜負了嗎？”
聽到這個問題，文晏稍微停頓了壹下，臉上轉而有了坦然的神色：“不，這是中國的壹個現狀，我沒覺得被辜負，是觀眾辜負自己，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是可以給人生帶來美好的，他們完全享受不到，也體會不到電影的價值。”
蘇芒 ：入職19年後，蘇芒依舊鬥誌旺盛，極具感染力。“她總是打雞血的狀態。”她的壹個編輯說。
“我覺得如果我不在亢奮狀態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狀態裏。”蘇芒說。
蘇芒的夢想偏偏是這個，為什麽不是清晨烤蛋糕，或者開著二手車漫遊世界？
蘇芒停下來，思考著，最後她說道：“對。好像有這個問題。我發現我克服不了壹般人都能克服的問題，譬如說，談個小感情，弄壹個小煽情、小文藝，我弄不了。妳讓我幹壹個大的，我就直奔主題解決。
徐靜蕾 ：小時候覺得我特別不幸，覺得怎麽就我那麽倒黴”，現在，她卻越發覺得，人生就像父親所言，感情過於細膩和脆弱，對生活毫無用處。原來，父親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教她如何自處。她不願意混圈子，討厭參加時尚活動。徐靜蕾說：“從小我們家教育我應該讀書和學習，是為了長大後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拿著壹酒杯，假裝跟誰都很熟——是讓我幹這個事兒的嗎？真心不是。說實在的，所以我覺得那事兒挺丟人的。”
閆妮 ：閆妮從來都是壹個感受型演員。耿樂記得，拍戲的時候，閆妮和日常的她大不相同，非常堅持自己的意見，可以用“執拗”這個詞。他說：“閆妮是從情感出發的，妳讓她說壹句在她的感受裏沒有的對白，她覺得她就是說不出來。”
對此，張嘉譯也印象深刻，他和閆妮合作《壹仆二主》時，有幾次吵到快要打起來了。閆妮不善表達，但對於她自己不認可的片段，閆妮堅決不演。但壹旦她理解了人物，敞開演的時候，現場工作人員就樂得收不住。張嘉譯說：“那會兒基本上她只要敞開了演，在場的演員就基本上都演不過她。”
賈玲 ：早上離開討論室回家，天已經蒙蒙亮。她和張小斐抱怨：“我壹個女孩，為什麽要這樣拼啊？”苗條漂亮的張小斐逗她說：“妳不像我，我以後應該還嫁得不錯。”
小品排出來了，有壹個舞蹈動作是伸著壹根手指扭腰。張小斐扭起來沒有喜劇效果，但賈玲壹扭，大家笑得不行，都說只有妳能扭出可愛的感覺。賈玲挺得意的。喜劇演員的身體即創作材料，她覺得與身體和解也不錯。“那就不減肥了。”賈玲說。
蔣璐霞 ：她努力地想獲得新的機會，又耿直地與圈子的運行邏輯為敵——壹般來說，女演員要紅得長久，就要拓寬戲路，要轉型，漂亮的女孩兒，就應該多演感情戲。但在當年的采訪裏，有人問到她是否接受吻戲，她臉紅了，問：“武打我就不用替身了，但這個可以用替身嗎？”
“做自己”，是慢慢意識到生而為人，每個人都不壹樣，從而接納自己，發揮自己所長，實現自己所能。
海清意識到不是“我能”而是“我喜歡”，因為能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我喜歡”可以幫助妳從“不能”到“我能”，如果停留在“我能”反而成了壹種限制。
李壹諾強調“贏”，而不是尋求認可，因為認可是主觀的，搖擺不定，但贏卻是客觀存在的，它會讓妳的追求更堅定。
笛安與文宴的“做自己”，是堅持自己的思想，堅持自己在創作上的需求，不會為了期待，也不會為了迎合觀眾，而是只做自己認為對的。
馬可和徐靜蕾的“做自己”，則是出淤泥而不染，不諂媚，人群中堅守自我。
蘇芒、閆妮、賈玲、蔣璐霞，則是知道自己的邊界在哪，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是什麽，去放大自己所能，去收斂自己所不能。
她們的成功，並不是被多少人所認可，而是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度過了她們的壹生，不盲從、不屈從，不在意自己所處的位置，而是始終朝著心的方向。
從這點而言，成功是有定義的，人設，也確有好與不好的分別。
裝出來的好，最終虧待的是自己，失去的也是自己。
完美主義，帶來了不斷地探索與追求；
承受苦難，是找尋自我的必經之路；
做自己，是化繭成蝶，是在復雜世界裏，對我之所以為我，了然於心。
她們，都是公眾人物，將自己推向公眾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壹場“自我”與“公眾”的較量，不僅是她們，就是蕓蕓眾生，也都在面對“自我”與“他人”的較量，需要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
我們本就從“自己”出發，但很多時候不安於、也不甘於那個與生俱來的自己，我們渴望更多的成長，更有力量，我們通過工作、愛好，不斷地“做”，打磨、打造著自己。
有過崇拜，有過模仿；走過困惑，走過迷茫。
從瑣碎與復雜中抽身而出，人世最難的，也最簡單的是“做自己”。
三毛有句話：“成熟不是為了走向復雜，而是為了抵達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沒有見過世界的黑暗，恰恰因為見到過，才知道天真的好。 ”
我們為什麽追求天真，因為天生的真實，才是我們本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