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本色”，這個問題算是問對了。
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劇作家湯顯祖前往徽州休寧縣城附近的汪村，拜會同行汪廷訥。剛進汪家宅院“坐隱園”，湯顯祖被眼前壹座建築精巧、富麗堂皇的“夢中之園”所驚呆。壹個劇作家，為何建得起如此豪華的園林來？原來，汪廷訥曾是大鹽商，當過朝廷的鹽運使。湯顯沮生發幾分“妒忌”這位既有雅興寫劇本、又有頭腦賺大錢的世外高人。於是寫下了《遊黃山白嶽不果》壹詩：“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壹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顯然，這位汪廷訥應該是徽商中的壹員。徽商俗稱“徽幫”，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商人或商人集團之總稱，於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作為中國商界壹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黃河流域，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擁有雄厚的商業資本、從賈人數眾多、活動區域範圍廣、經營行業眾多，在中國商界稱雄三百余年。
然而，這股曾創造輝煌的商業勢力，為何在清朝中後期走向衰落了呢？
徽商“特色”
經營行業眾多。徽商經營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基本行業包括鹽、典當、茶木，其次為米、谷、絲綢、紙、墨、棉布、瓷器等。其中，婺源人以茶、木商為主，歙縣人以鹽商為主，績溪人以菜館業為主，休寧人以典當商為主，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主。
除此之外，還直接辦產業。如在蕪湖，歙縣商人阮弼開設了染紙廠；在福建，休寧商人朱雲沾開采鐵礦，他們壹邊生產壹邊販賣，工商於壹身。
明人撰的《棲溪風上記》載：“官舫連艘，……商貨聚集，徽、杭大賈，視為利之淵藪，開典頓米，貿絲開車者，驕臻輻溱。”即這些徽州大賈不但貿絲，而且“開車”漅絲。
有關這方面的史料，汪道昆的《太函集》中也透露了壹些。該書卷四七《海陽新溪朱處士墓誌銘》記載：“朱處士雲治，字天澤，海陽（休寧）新溪人也。……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會歲不登，處士貸諸傭人錢百萬。”
揚州大鹽商的徽商代表江春，因其“壹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的奇跡，而被譽作“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當年徽商多有錢，連乾隆都驚嘆”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左儒右賈”。徽商之所以能區別於其他商幫，主要在於保持獨特的“左儒右賈”風格，正所謂“躬雖服賈，有儒者風”。
在徽州，儒學之根很深，朱熹被徽州人視為聖人，因朱熹的故鄉在徽州而驕傲，心悅誠服於他的學說，正如清《茗洲吳氏家典序》中載“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朱子之風傳子若孫也”。
明清時期，這裏有書院54所，社學562所。舉人明298人、清698人，進士明392人、清226人。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徽商從小就熟讀詩經，非常重視教育，“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壹等好事只是讀書”。
較高的文化素質成為他們與士大夫們交往的“基石”，與封建官僚混為壹體，或相互接托，可以通過“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攫取官位，還可重資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如果本人不能躋身於官商，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此外，還可以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使自身商業的發展，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誠信賈道。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壹歸，新婚離別，這些都十分平常。在他們看來，誠信是商人的立命之基，以義為利是生財之大道。因此，他們堅持“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的信條。歙縣徽商舒遵剛曾說：“錢，泉也，泉有源方有流”，“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自當廣開財源”，“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
徽商自己編撰《士商十要》，作為約束幫眾的行為準則，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貿遷貨居、市不二價”。休寧縣徽商陳世諒：“嘗遠服南粵，與島夷為市，以至誠相感召，夷亦敬而憚之。”靠誠信，徽商實現了名利雙收，威服海外。
衰落之源
家族經營，環境巨變。徽商經營模式中的典型模式就是家族經營，即利用家族關系、宗族制度，在全國各地結成壹個嚴密而有效的網絡。徽商外出經商，每落腳於壹城，其族人即刻前來“招呼”，由於都在當地經商，逐漸壟斷了市場。徽商發明的“積聚經濟”，換成現代經濟學就是產業積聚，不過他們只是家族、宗族、鄉族的積聚。徽商利用這種家族經營，走向了鼎盛。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特別是鴉片戰爭後，加上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外國資本主義搶占到經濟特權，晉商最終內外交困。
抱殘守舊，缺乏開拓。曾借著“亦儒亦賈”，徽商的地位得以提高，也促進了自身的發展。但是，儒家思想原本是“服務”封建傳統社會的，徽商的經營理念、活動壹時還難以跳出封建思想的柵欄，向近代商人的轉變。1843年上海開埠，資本主義工商業迅猛發展，上海成為新興的工商業中心和進出口基地。面對大量外資、外企的湧入，徽商仍抱殘守舊，缺乏開拓精神，難以適應新市場的需求。
當然，這也不能壹味指責徽商，因為當時的徽商是“亦官亦商”的，雖然享受朝廷的很多優惠，但也更多受到官府的壓榨勒索，造成資本大量流失。在清末，這種狀況尤甚，徽商將所有希望寄托於正在走向沒落的清政府，自己也開始沒落了。
官本位。在古代的中國，壹般“學而優則仕”，“官（士）”為四民之首，“商”為四民之末。這些徽州子弟，通過雄厚的財力“獲得”高官，在壹定程度上徽商的政治話語權“很有效”，其商業利益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官”與“商”的結合非常緊密。如徽商世家出身的徐承宣官工科掌印給事中時，“揚州五塘關政滋弊，承宣謂此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也。慷慨力陳，壹方賴之”。可見，徽商基本擺脫底層農民的身份，躋身於精英化的士大夫階層。因此，在太平盛世，徽商利用這種將巨資“投入”官場，沒有和產業結合的經營方式“錢”途不可限量；壹旦進入亂世，這樣的非理性經濟行為，勢必會消磨官本位徽商的整體競爭力，最終走向衰落。最典型的就是官鹽經銷制度的廢除，徽商在鹽業的優勢頓時土崩瓦解。
地理因素。1843年上海開埠，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成為新興的工商業中心和進出口基地，並“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以及周邊區域。但是，周圍的傳統工商業城市卻開始不斷衰落，大批官宦豪門、商賈名流從這些地方遷往上海，還帶去了大量資金、巨大市場份額；不僅如此，大批勞動力、人才也從這些地區遷往上海。
這樣壹來，當地的傳統市場萎縮得更快。
上海的外貿幾乎呈幾何級增長，如江浙壹帶的生絲出口，已由浙江絲商早早轉移到上海。長江流域的土產桐油、豬鬃等成為大宗出口物資，也依托上海口岸，遲到的徽商更是沒分到什麽份額。紡織品、日用品、藥品等基本由機器生產或進口取代了手工生產。
在新的經營方式和商業網絡沖擊下，徽商節節敗退，取而代之的是閩越商人、江浙商人迅速崛起。
按照傳統的陸路商道，徽州還是壹個交通要道，但是新修的交通路線，以及新引進的交通方式大大地改變給了徽州的傳統交通格局，徽商也受到致命打擊。如從西方傳入的海運輪船，比運河的運輸快捷方便；而後通車的津浦鐵路，也擰斷了運河漕運的最後壹根稻草。
隨著津浦路沿線的中小城市迅速發展，盛極壹時的沿運河城鎮臨清、王家營、清江浦，以至揚州，壹派蕭條。聚居在那裏的徽商從此衰落，就是有勇氣轉遷上海等地，留給他們的時間和空間已十分有限了。當然徽商還有其他壹些自身的弱點。
當中國逐漸步入近代社會後，東南沿海地區的商人都能投資產業，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大批徽商卻還在糾結於儒、商、官三位壹體以及相互轉換，遲遲邁不出濃厚封建小農意識、強烈依靠封建勢力這壹步而陷入日趨衰落的絕境。
寫了這麽多，飄過的也給個苦力贊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