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者需要借助音樂傳達的哲學精神和世界觀，被埋在深海下，而音樂家們，充當著創作者和觀眾之間或好或壞的翻譯者。
“拿到壹首樂曲，我習慣性最先去問背後的歷史是什麽，或者音樂被創作者寫出來的意圖。有了這些東西，妳才能夠理解音樂中不同的情感層次，否則，演奏者就是個使樂器發聲的物件，是個匠人，永遠成不了音樂家。”
“中國文化對音樂的詮釋非常的特別，反映了音樂在精神領域對人的巨大影響力，這也是我對音樂的看法。在音樂裏，聲音就是能量，能量就像接觸，我們都知道，接觸對治愈有多麽重要，即使是壹個不會說話的人，妳去握他的手，給他安慰，如果他不會說話，也不會表達自己，妳用溫柔的聲音對他說話，像對壹個年邁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或者壹個新生的嬰兒，妳的聲音，妳的接觸，會給他的生命帶來很大的影響。現在很多人都在談音樂對人的治愈作用，我想音樂不但能給帶來心靈上的安慰，還能起到治療的作用。”
馬友友，1955年10月7日出生於法國巴黎的壹個中國移民家庭，祖籍浙江寧波市。母親熱愛歌唱，父親旅法攻讀兒童音樂教育。
父親馬孝駿是民國時期第壹批去西方留學的音樂家，師從馬思聰，國立中央大學小提琴專業畢業，同時也是作曲家兼指揮家，母親盧雅文則是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畢業的聲樂女歌手。
馬友友從小生活在音樂世界中，聽過數以千次的古典音樂選段，在唱片裏、或者在父親、姐姐的演奏中認識世界。
馬友友：“我的母親是壹名歌唱家，我的父親是壹名作曲家，音樂理論家和弦樂演奏家。我父親給了我很好的音樂訓練。最早，我演奏的是巴赫組曲，開始都只是演奏片段,壹天兩個小節。
將每天所學連起來，實際上就在不知不覺中學了很多。每次壹點點，這是非常好的學習方法。我們不需要壹次攀上珠穆朗瑪，而只是要攻克壹個小山丘。
我父親經常說如果有什麽事情是非常困難的，妳要先將它分割成四個部分，這樣妳就可以先解決壹些小的問題，壹點壹點，最後解決最難的部分。這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方法。我媽媽則建議我多練習技巧，熟能生巧，量變引起質變。”
1959年，4歲的馬友友開始學鋼琴與大提琴。
“大提琴是我四歲時的第三個音樂選擇。我第壹個樂器是小提琴，但我拉得不好，所以我拒絕繼續學習。四歲時我想演奏低音提琴，但它體積太大。四歲半，出於折中我選擇了大提琴，因為這是我可以控制的另壹個最大的樂器。”
1962年，7歲的馬友友與家人遷往美國紐約定居，同年在美國的卡耐基音樂廳與姐姐馬友乘在肯尼迪中心的舞臺上演出，臺下坐著5000名觀眾，其中包括肯尼迪總統夫婦。
8歲開始掛著“神童”頭銜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全國性電視節目中亮相，指揮是赫赫有名的伯恩斯坦。
母親盧雅文：“友友很喜歡音樂，假如他愛這個音樂，他聽不見妳講話，他耳朵是聾的，聽不見外面的，他的精神全部都專註在音樂裏面。他從小就喜歡舒伯特、海頓，練起來就不願意放下。”
“我的先生是個教育家，很會循循善誘，每次不會讓友友練得太長，只15分鐘，讓他專心地練，因為小孩子頑皮，定力不夠，專註比時間更重要。”
馬友友小時候練琴也會煩，當“叛逆少年”那會兒，他還曾特意打開琴蓋，讓大提琴淋雨。
母親盧雅文：“我的先生從來不會因為音樂而打小孩子的屁股，不讓小孩因為音樂而受罰，因為怕小孩心裏會留下陰影。如果想讓小孩以後做音樂家的話，就不要給他的心裏留下陰影。其他的時候，小孩如果不聽話，頑皮，可以打屁股。但是如果音樂通不過的話，他的爸爸不會打他，而是‘罰’他寫毛筆字，寫中國字。但是友友學音樂從來都是通過的，不需要懲罰的。”
1969年，14歲的他中學畢業，進入茱莉亞學院，在大提琴家雷奧納多?羅斯門下學習。
年少成名，青春期叛逆的馬友友卻失去了對音樂的執著，開始曠課、抽煙、酗酒……壹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聚會中遇到了——吉爾，這個女孩曾經在14歲看過馬友友的演出。
那時他為了兩張NBA入場券和壹塊外賣海鮮披薩和別人打賭去獲得吉爾的吻。
吉爾告訴馬友友，自己來紐約是為了尋找壹個拉大提琴的男孩。她曾經在14歲生日的時候，看過那個才華橫溢的大提琴少年在維也納舉辦的音樂會。可惜來到美國後，再也打聽不到男孩的消息。吉兒說的這個男孩，就是他。
那晚馬友友贏了入場券和披薩，但吉兒卻在知道真相後離開了馬友友。
馬媽媽說：“那是他的初戀，他痛苦了很久，甚至有壹次問我：‘有沒有辦法讓時間倒流？’我告訴他沒有，但是我們可以重新書寫未來。”
於是在茱莉亞學院就讀了7年之後，馬友友輟學並考上了哈佛大學主修人類學。
馬友友：“在茱莉亞學校我可能學不到不同的知識，但我在哈佛遇到了壹些非常有趣的人，他們談論樂器以外的音樂，而茱莉亞學院學校的人們總是談論樂器之內的音樂—這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人們總是從自身行為方面來思考問題，那他會更多地在身體行為方面有所發展。
哈佛大學有許多像利昂·柯克納那樣的人，也有優秀的教師——總是用蘇格拉底問答法提出問題的真正偉大的教師露伊斯·沃斯蓋勒希安。在建立基本語匯的基礎上，她教導人們怎樣去思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聽覺。壹旦妳開始有了自信，妳就能把所學的完整語匯應用到音樂中去，這是極為有用的。”
在哈佛大學馬友友與吉兒再次相遇，他給吉兒寫了封情書：
“妳離開我後，愛情和音樂似乎都從我的生命裏消失了。我放棄大提琴已經快四年了，現在的我不知道還能否拉琴。昨夜，我躊躇了壹晚，想要為妳做壹件事情來彌補我從前的荒唐和輕薄。我想為妳舉辦壹場獨奏會。”
獨奏會後馬友友和吉爾相戀了，並且拾起了荒廢依舊的琴藝。馬友友表示吉兒是自己壹生中最美麗和智慧的女性，兩人就是大提琴上的弦和弓，誰都離不開誰。
1976年馬友友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取得人類學學士學位。
1977年，馬友友與女友吉兒?哈諾爾結婚，育有兩個小孩。
馬友友：“最重要的時刻是成家、生子，自此後，我對時間、生命和死亡的態度完全改變。忽然間壹切都是動真格的了，不能再流離浪蕩，要負起責任來。”
“作為父母，我太太和我希望音樂是豐富我們和孩子生活的元素，令我們欣慰的是，音樂成為孩子生活的壹部分，成為他們探索生活的壹部分，我們從沒想過讓他們選擇音樂作為職業，唯壹希望能傳授給他們的是我們所珍視的價值觀。”
1981年，蘋果創始人喬布斯和馬友友相遇，當時喬布斯在參加阿斯本國際設計大會，而馬友友正在參加阿斯本音樂節。
喬布斯被馬友友的音樂打動並成為了他的樂迷。他邀請馬友友去他的婚禮上演奏，但馬友友因去了外地演出錯過了。幾年後馬友友來到喬布斯的家，坐在客廳裏，演奏了巴赫的曲目。他告訴喬布斯夫婦：“這是我本來希望在妳們的婚禮上演奏的曲子。”喬布斯非常感動，告訴他：“妳的演奏是我聽過的最棒的，有如上帝駕臨，因為我不相信壹個凡人能做到這樣。”當喬布斯被確診癌癥後，他請求馬友友在他的葬禮上演奏。
馬友友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曾回國在中央音樂學院做交流演出。
1992年春天，馬友友遭遇了人生的壹次重大危機。從20世紀80年代起，他不斷地把世界各地的民樂、通俗樂甚至邊緣樂器都融入到他的創作，這個舉動觸怒了嚴肅音樂界的保守派。
維也納國家劇院取消了與他簽訂的演出合約，連6歲的時候就與他同臺演奏並多次提攜他的恩師斯特恩也拒絕與馬友友同臺演出，他對馬友友說：“孩子，妳在自以為是的軌道上滑行得太遠了，難道妳想把古典音樂變成兒歌秀？”
在馬友友被迷茫和無助徹底包圍時，妻子吉兒安慰他說：“貝多芬說過‘規矩就是用來被打破的’，妳認為所有的古典音樂都是當時的民歌和流行音樂的最佳組合，妳不願意我們的孩子和孩子們的孩子只知道莫紮特和巴赫，而不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別的音樂存在過！妳沒有錯！這不是壹個妻子的看法，而是妳最信賴的朋友的由衷感慨！”
馬友友和妻子，情感甚篤，“我的妻子是哈佛大學的德國文學教師，她不是音樂家，但她是我最好的評論家，也是聽我演奏最多的人”
1993年，馬友友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1997年，馬友友費時多年將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結合多種表演藝術創新詮釋。
“我壹生的每個階段都需要不同動機去激勵我繼續演奏大提琴，小時候，我演奏音樂是因為我生於音樂世家，家人在我身上抱以期望，而且我很容易從演奏樂器而得到快樂。青少年的時候，我把演奏樂器作為壹種表達方式。之後，我演奏音樂是把它作為探索和尋找意義的方式，壹種代表個人，群體，不同時代和區域的聲音。最近，音樂已成為我記憶中生活經歷，友誼的譯碼，我也相信這無限及豐富多樣的自然是人類精神的反映。”
1998年，馬友友在美國註冊了非營利性藝術、文化和教育組織項目“絲綢之路項目”，致力於藝術、文化和教育活動，希望通過把全世界的藝術家和觀眾聚集，打破地域隔閡。
1999年，馬友友醞釀了10年之久的《巴西之魂》專輯問世。經過曠日持久的論戰，格萊美第12次給他“加冕”。
同年馬友友在“Mr. Roger's Neighborhood”及“芝麻街”等電視節目中，帶領小聽眾群進入音樂世界。馬友友竭盡所能地為兒童塑造壹個音樂的空間，讓音樂與創造力成為兒童生活中的壹部分。
2000年，他為電影《臥虎藏龍》演奏主題曲，這首新古典大提琴曲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音樂獎。
同年他組建了絲綢之路樂團，這是壹個非營利性藝術、文化和教育組織，匯集了來自美國、俄羅斯、日本、伊朗、中國等地的音樂家、作曲家和編曲家，他們執著於探究東西方音樂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樂此不疲的創新。
“絲綢之路樂團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拆掉圍墻，搭建橋梁’。作為壹個音樂人，我走遍了世界，總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視角。假設每個民族都會用音樂表達內心，用聲音，用語言。那麽當這麽多不同的聲音匯聚起來，會發生什麽？這些聲音會是什麽樣的呢？來自巴基斯坦的，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這些聲音匯聚到壹起，會產生什麽呢？這就是創造力的源泉。”
“壹切藝術無不是為了‘交談’，借著音樂，妳可以知道數百年前的偉人在想什麽，比如貝多芬，比如巴赫。”馬友友說，“借著音樂，妳可以了解他們的音樂思想，這是多麽奇妙，多麽令人興奮的事！當我通過音符重新詮釋那些偉大作曲家的心靈，引起***鳴的時候，就是身為演奏家最‘榮耀’的時刻。”
他想告訴人們的是，音樂本身具有豐富的可能性，它可以帶給人們不同的靈感。更為重要的是，音樂可以教會人們用更多的方式來思考問題。如果每壹個人都可以做到這壹點，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就會減少，世界也會變得更加開闊。
“我會聽世界不同地方的爵士，古典與潮流類型的音樂家的作品，把這些聲音跟歷史事件聯系起來。我想這是壹種讓人們去感受想象那些逐漸變得遙不可及的時代的方法。”
“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音樂，音樂是表達我們心裏最可貴的思想感情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同地方與國家的人與人之間有更多了解，更多溝通”。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馬友友從壹個頂級的大提琴演奏家邁向了壹個新高度，致力於各民族音樂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和推廣教育工作。
2004年春，馬友友再次獲得43屆格萊美大獎，迫於公眾和媒體強大的輿論壓力，維也納國家劇院再次向馬友友發出邀請。
馬友友曾說過“音樂沒有可比性，所以他會演出，但他不會比賽”。所以他壹直拒絕領格萊美獎。
2005年，曾經為《星球大戰》等片配樂的好萊塢配樂者約翰?威廉姆斯宣布，自己將和馬友友合作***同完成《藝伎回憶錄》的配樂。
2006年，馬友友回到故鄉寧波舉行《巴赫之旅》大提琴獨奏音樂會。
移民法國的父母堅持教馬友友和他姐姐聽說中文，練習書法，在家只用中文交流。直到馬友友5歲前往紐約，他才放棄中文表達。
馬友友祖居，
“當我踏足香港、臺灣以及中國大陸時，兒時接受的文化教育和習俗變得那麽鮮活，栩栩如生，這裏所有的人都講著我父母講的話，我感受到壹種親密關系，我渴望了解這裏”。
2007年，世界特奧會開幕式上馬友友和他率領的“絲綢之路”合奏團參演了此次開幕式。
馬友友關於平時練琴：“有時候我能練好幾個小時的琴，有時候也許只拉幾分鐘。我認為，想象自己在練琴，也是練習的壹部分。無論是想象自己在練琴，還是真的在練琴，大腦都會建立起同樣的神經聯系和肌肉記憶。畢竟，練琴重在質量，而不是數量。”
2009年1月20日，馬友友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就職典禮中演出。2011年2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將2010年度總統自由勛章頒發給了包括馬友友在內的15名人士，同年馬友友獲得美國肯尼迪中心“終身成就獎”。
2016年，馬友友仍然在進行著他的絲綢之路計劃。馬友友、吳彤、余隆攜《度》，從絲綢之路的起點西安出發，先後在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分別與當地愛樂樂團合作舉辦三場西部音樂會。
2017年2月13日，在美國洛杉磯第18次獲得第59屆格萊美獎“最佳世界音樂專輯”獎。
馬友友是與格萊美結緣次數最多的華人音樂家。尤為難得的是，擅古典演奏的他相較於其他古典音樂家更具“兼容性”，他最大的目標就是將音樂化作溝通的語言，跨越世界不同種族，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
我更多地喜歡德國聽眾，他們都帶著總譜來聽音樂會，非常專心。法國聽眾需要視覺方面的引導，英國人註重聽覺效果，他們很少喝彩，但妳會感到很溫暖。
馬友友：“文化在我心目中的定義是發自人類最內心的表達。文化的重心所在，並非被創造出來，而是活在人心裏。作為表演者，我要做的並不是將壹段樂曲演奏得天衣無縫，而是要確認聆聽者也投入並喜歡這段曲子。無論是演奏音樂、和人交談還是教書，道理都壹樣。教育和文化說到底就是壹回事：創造能存活於記憶中的事物。
我始終相信，藝術與科學都是哲學的壹部分，這些領域實質上都是對自然界和人類真相的探求。”
“在我的心裏面，他的善心和真誠，比他拉大提琴的成功更重要。”母親盧雅文說：“因為他是我的兒子，不是壹個機器。Cello（大提琴）是他的愛好，他是利用Cello，傳播他的愛心，我最愛他這壹點。””
母親盧雅文說：“我已經快九十多歲了，以前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這個，今天講出來，是覺得會對別人有好處，對後來人有好處。總有壹天，馬友友的時代會過去，友友也說，‘再過壹些年，人們也許就會忘記我。’”
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生命是很短暫的，但是美好的音樂和人性的光輝卻會流芳百世千世，就像十六世紀的巴洛克時代的巴哈音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精神，到今天還在影響著、啟迪著二十壹世紀的人們。
馬友友在音樂上海納百川博采眾長的創新精神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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