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根藝作品也在人類的勞動中逐漸發展和變化。現存最早的根藝作品，到目前為止要算戰國時代的“辟邪”和“角形器”了。
1982年，在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清理江陵縣馬山壹號楚墓時，發現了我國戰國時代的根雕作品“辟邪”。據國家文物部門考證，該文物制作與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0年之間。它證明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作根藝作品的事實。而從“辟邪”虎頭龍身，四足雕有蛇、雀、蛙、蟬等圖案，呈行走之狀，富有動勢和神韻的特點，可看出古代根藝作品的自然形態和人工雕琢的技巧。再從楚人認為墓中有“辟邪”，可以驅邪驅鬼滅災，保護墓主的安寧，把它當作壹種鎮墓獸，可看出古代的根藝家對根藝創作已具有了鮮明的思想感情，也說明了壹切藝術創作都離不開當時社會現實的制約。
幾年以後，湖北荊沙鐵路考古隊在荊門市十裏鋪鎮王場村包山墓地的挖掘中，從最大的壹座包山二號楚墓裏，發現我國戰國時代比較精致的根藝作品“角形器”。椐考證，這件根藝作品的隨葬年代大約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戰國時代。它保存完整，造型美觀，形狀的兩只盤結而成的小螭（chī癡），似如古代傳說中沒有角的龍壹般。古代藝術家對這種天然根，依形度勢，略在局部地方加以雕刻螭頭形象以及腹部的紋理，不僅突出自然之美，而且顯示出人工技藝十分精巧，可看出根藝創作的“天人合壹”之妙，至少已在戰國時期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這種烏色樹根制作的根藝作品的發掘，不僅可以得知當時先人們如何才采用天然木根創作工藝品螭的形象，當作為古代建築物或工藝品上常見的裝飾物，反映了先人們的審美意趣和楚文化的水平，而且為我國現代根藝研究和事業的繼承發展以及技藝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形象史料。
《曲阜縣誌》中記載，在西漢時期，孔子的家族曾利用楷（jiē階）木自然彎曲的形態制作了拐杖。《漢書·五行字》中記載：“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須皆具，亡發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發……”在《鉤沈》小說“玄中記”中敘述，“漢桓帝出遊，在河上，忽有壹青牛從水中出，直走蕩桓帝邊，人皆驚走。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勇力，走往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砍牛頭而殺之。此青牛是萬年木精也”。從孔氏家族的天然拐杖，到漢哀帝時，鄉下發現樹根如人形及漢桓帝出遊，遇河中漂浮著似如青牛般的陰沈木……可看出古代先人們對根木自然美的發現。在《後漢書·郭伋傳》中記載：“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載竹為馬，兒童嬉戲之具。
《南齊書》中還有齊高祖贈予隱士僧紹竹根“如意”的記載。這個“如意”是個像嫩芽籜包的竹冠，似靈芝或雲形，而柄微曲象征吉祥的玩賞物，它是采用竹根的自然形態，略加人工雕琢而成的。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不少采用樹根制作的杖頭、筆筒、佛柄、抓背、煙鬥（見圖）等是實用品，以及宮、廳、軒、堂、櫥、和家庭中的豪華根藝陳設，甚至發展成為高貴的藝術禮品和吉祥物品等等，特別是利用樹根制作的各種家具尤為常見。
到了隋、唐時期，我國根藝創作隨著美術事業的興盛而相應得到發展，根藝作品不僅在民間流傳，為人民所喜愛，也得到當時統治階級的珍愛。在《新唐書·李泌傳》中記載：“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說的是唐時鄴官李泌采用天然樹根，制作龍形抓背獻給皇帝的事。《桂苑叢談》中記載，唐時候有人發現有壹種節莖呈四方形竹子，深秋至簡，經歲成竹，質堅韌，可做手杖及觀賞用。而唐人段公路在《北戶錄·方竹杖》中，對把方竹削圓上漆制作拐杖評為“庸俗不解事之誚”。可見當時人們對竹子自然形態美的重視。唐代韓愈在《題木居士》中關於“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及“為神詎比溝中斷，遇賞還同爨（cuà竄）下余。朽蠧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的敘述，也可看出當時根藝的興起和被人們所珍愛。韓愈的著兩首詩也描述了壹件“人物”根藝美術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色。“根如頭面幹如身”，可看出當時這件作品的作者，將壹個帶樹幹的根倒立起來，創作了壹件“似人”的藝術作品形象。在作者心目中所表現的人物形象不的壹位普通人，而把它視為壹尊“神佛”的形象，既稱之為“木居士”。古人認為這壹根藝造型，所表達出的形象與思想內容和樹根本身所自然形成的“主觀意誌”有關。這壹“天人和壹”的根藝美術品，人們把它供奉在廟裏，像雕刻家書塑造的泥菩薩壹樣當成神仙求降福於人間。從這件工藝作品，還可以看出唐代根藝註重根的自然形態，巧用自然腐蝕和蟲蛀的效果，把“朽 ”的非凡能力，視為鬼斧神工，使工匠也感到無能為力。它形象地為後人展示了根的藝術不是完全人工所致，而是自然形成的藝術。它“擬人”、“非人”的形象又說明了根的藝術不是“具象”也不是“抽象”的藝術，而是“似是而非”的造型藝術。
在五代時期，畫家阮郜繪制的《閬苑女仙圖卷》中，也出先了天然木榻、凳等根藝器物……
到了宋、元時期，根的藝術不僅在宮廷和民間發展，同時也出現在石窟廟宇之中。采用各種樹根雕刻佛像，常常與泥塑媲美。至今在我國的壹些石窟和廟宇中，仍然保存有根雕佛像。同時還為宮廷和廟宇增添了不少貴重文物和陳設。在宋代《太平廣記》“荊根枕”中詳細地記載著利用荊樹根創作獅子形木枕贈送廟上的故事。書中說，古代有壹位商人叫張弦，壹天他騎著馬路過華嶽廟前，把馬栓在壹棵金荊樹上便就地睡了起來。突然馬受驚拖走了這棵金荊樹。張弦驚醒後便追到馬前，取下這棵樹仔細觀察，只見根部形狀好像壹頭獅子，頭、爪、腿俱在。張弦將此帶到華陰縣城，請壹位木匠進行雕琢修整，加工成為壹個獅子形木枕，獻給華嶽廟上。這守廟人如獲至寶，將它鎖在櫃中，精心珍藏起來，路過此地的人要用百元錢買通守廟人，才得以看到。這個例子充分地說明了根的藝術在當時群眾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後來隨著唐、宋的木、竹雕刻藝術派別的演變和刻技的發展，根藝美術的創作表現形式也出現了技藝上的發展局部雕刻的根雕作品層出不窮，使根的藝術形成了根雕形式。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根藝實用品。元代名畫家王振鵬借用根雕的藝術的自然古雅之美，作為他創作繪畫作品的素材，他的《伯牙鼓琴圖》中香爐幾架就是當時的`實用根藝作品。
到了明代、根藝就更加發達。從壹些文獻記載中，可看到根藝家們不僅利用木、竹根創作出適合人們欣賞的擺設，而且還雕刻出具有實用價值的高級家具以及其他實用品。尤其當時的跟制拐杖更為出名。明代傳有李東陽《靈壽杖歌》：“誰采青壁紅瑯 ，見之慕之不容口。錫以嘉名曰靈壽，爪之不入行有聲，金可同堅石同久。吾家此物舊所有，神與相扶相守。”明代謝在杭所著《五雜俎》書中“物部”記載：“吳中以枯木根作蟬椅，蓋本與此。”在“長物誌”中也記道：“以天臺藤為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結曲臃腫，槎牙四出，可掛瓢笠及數珠瓶缽等器，更須瑩滑如玉，不露斧介者為掛，近見以五色芝粘其上者，頗為添足。”除了文字記載，明代仇英繪制的《金古圖》、《桃李園圖》畫中，也出現了樹根椅子（圖1）。在上海市豫園中玉華堂內，至今陳列的根制雙椅、玉玲瓏麒麟和鳳凰等實用品及觀賞品，也是明代根藝家們采用榕樹根創作出來的（圖2）。在《陶庵夢億》書中，對明代人溪澄有這樣的記述：“貌若無能，而巧奪天工……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行之盤根錯節，以不易刀斧為奇，經手胳剖磨之而逆得重價”。
到了清代，根藝創作又有了新的成就，在《胤禎妃行樂圖》畫中，有呈現出天然樹根的床。當時著名的《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在故居山東淄博市陳列的文物中，有他自己用樹根創作的紙案藝術品。據孔府有關記載，衍聖公孔毓圻曾向康熙帝上貢根雕如意、壽杖等物。清代也有用樹根拼接的坐椅（圖3:乾隆帝坐椅）。清人顧祿在《桐橋倚桌錄·工作》中記載：“杖，俗稱拐杖……大抵琢取山中榔、栗、楂老幹為之，亦有方竹、剡藤為之者，光潤可喜。”又據施鴻保《閩雜記》卷記載：“佛面竹，長壹二杖，粗及把，節甚疏，每節有壹佛面，眉目口鼻皆具，可謂手杖。俗稱定光佛杖。”
解放前，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根藝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寧海、浦江的“柴珠人”雕刻，嘉定、福州等地的竹根創作和樹根家具生產逐漸衰落。許多專業藝人改行轉業，使這門藝術瀕臨絕境，後繼無人。
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70年代以來，根的藝術在全國各地像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從事根藝創作的人越來越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在1983年《根的藝術》記錄影片拍攝後，1985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中國根的藝術聯展”，並成立了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根藝研究會，使中國根藝美術走上了正規化、學術化的發展道路。同時將這門藝術定為“根的藝術”簡稱“根藝”，建立了根藝理論學說，使它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中國文化藝術領域中壹門獨立的藝術門類。全國各地根藝作者和愛好者進行了10年的不懈努力，多次舉辦全國性的學術交流活動，中國根藝美術事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1994年9月經國家民政部批準，由二級學會晉升為中國文聯所屬的壹級學會——中國根藝美術學會。現已在全國各地發展了40多個根藝團體，會員遍布各省、自治區、市。根藝作品的藝術創作和制作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目前，中國根藝美術正以新的姿態，沿著中國文化藝術發展的方向，走向繁榮和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