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電影片名
雞毛信
外文名稱 The Letter With Feathers
影片類型
戰爭
片長
70分鐘
國家/地區
中國
對白語言
漢語普通話
色彩
黑白
混音
單聲道
制作公司
上海電影制片廠 Shanghai Film Studios [中國]
年份
1954年
演職員表
導演 Director
石揮 Hui Shi
原著
華山 Hua Shan
編劇 Writer
張駿祥 Junxiang Zhang
演員 Actor
舒適 Shu Shi.....爸爸
蔡元元 Cai Yuanyuan .....海娃
李保羅 Li Baoluo .....農會幹部
曹鐸 Cao Duo .....民兵小隊長
李鏞 Yong Li .....民兵小王
蔣銳 Rui Jiang .....張連長
馮笑 Xiao Feng .....小劉
劉非 Fei Liu .....壹排長
周伯勛 Boxun Zhou .....貓眼司令
陳風 .....日哨兵
程之 Zhi Cheng .....歪嘴
於明德 Mingde Yu .....黑狗甲
王嵐 Lan Wang .....黑狗乙
攝影 Cinematography
羅從周 Congzhou Luo
剪輯 Film Editing
陳曦 Xi Chen
錄音 Sound recordist
黃力加 Lijia Huang
作曲
黃貽鈞
副導演/助理導演 Assistant Director
謝晉 Xie Jin
劇情介紹
華北抗日根據地龍門村,有趙姓父子倆,父親老趙是民兵中隊長,十二歲的兒子海娃是兒童團團長。壹天,父親得到鬼子要進山搶糧的消息,便讓海娃送壹封有關攻打敵人炮樓的雞毛信給八路軍。
海娃以放羊作掩護,攜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鬼子,海娃急中生智,將信藏在了頭羊的大尾巴下面。鬼子們搶了海娃的羊,還逼迫他帶路去龍門村。
晚上,海娃乘敵人熟睡時,取信逃跑。途中,信壹度失而復得,但海娃卻再次被敵人抓住。機智勇敢的海娃故意把敵人引入歧途,至此,敵人才知中計,拔槍打傷海娃的手。千鈞壹發的時刻,八路軍趕來搭救,全殲了敵兵。海娃完成送信任務後暈倒了,八路軍根據雞毛信裏提供的情報,炸毀了敵人的炮樓,並活捉了貓眼司令。
海娃醒來時誰在暖坑上,上面有糖果和餅幹。海娃問張連長繳槍沒,墻角堆放著好些槍。於是海娃對連長說他要壹把槍。
影片評價
新中國兒童電影的經典之作!
影片《雞毛信》是著名電影藝術家張駿祥根據華山同名小說改編的,是新中國首部正面反映我國少年兒童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敵鬥爭的兒童影片。雞毛信是抗日戰爭時期華北地區軍民創造的壹種傳遞緊急情報的特殊郵件,信封上粘有雞毛,以示十萬火急。影片以海娃送雞毛信作為全片的主要線索,結構單純,情節曲折,壹個懸念接著壹個懸念。正是在曲折跌宕的驚險情境中,影片以生動細致的描寫成功地塑造了壹個堅貞頑強、機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藝術形象。影片從內容到形式都很註重兒童情趣。片頭字幕像壹本連環畫.壹頁壹頁揭過,使少年兒童觀眾像翻看連環畫壹樣親切。每壹片斷的開頭,也模仿連環畫的說明寫上字幕,對背景、環境、人物心情做出說明,用生動詼諧的旁白道出,強烈地抓住了少年兒童觀眾的註意力。扮演海娃的蔡元元也因此成為了新中國電影史上壹顆耀眼的童星。
幕後故事攝制故事
如果說20世紀革命歷史題材的兒童電影,60年代的《小兵張嘎》走向了難以超越的高峰,那麽其發端則是50年代中誕生的《雞毛信》。
壹部電影,在看過許多年以後,依然留在妳腦海中的那個鏡頭,肯定是最有藝術價值的。
壹個放羊娃站在山頂,手持紅纓槍,兩眼望著平川。山頂上立著壹棵樹,太陽照著,四處靜靜的。旁白聲起:“小海娃是兒童團長,天天拿著紅纓槍,壹邊放羊,壹邊放哨,監視著前邊平川地裏的敵人的距離。”電影鏡頭漸漸拉遠:站在“消息樹”下,可以看見平川裏有壹條彎彎曲曲的河,還能看到平川上撒著不少芝麻粒大的黑點,那是日本鬼子的炮樓。鏡頭再次拉回山頂,旁白:“這是個通風報信的‘消息樹’。只要鬼子壹露頭,海娃就把這消息樹拉倒,後山腰的狗娃跟桂妞,看見消息樹倒了,就會把稻草人拉倒。村子裏的人立刻就知道,鬼子要進山了。”
忽然,平川上那個圪土達裏爬出壹長溜黑點子。海娃揉了揉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黑點子像無數螞蟻,朝龍門山爬來了。不好,鬼子又出動了!四周山上的“消息樹”壹棵接壹棵地倒下了,海娃趕緊把龍門村的“消息樹”壹拉。狗娃和桂妞這邊,稻草人也倒下了。頓時,龍門村裏響起了鐘聲,鐘聲越來越緊,人們背著糧食、包袱,趕著牛羊,都急忙往山溝裏跑,民兵們也集合了,拿著武器上了山。
這是電影《雞毛信》對“消息樹”的壹段經典演繹。關於抗日鬥爭,這組鏡頭給了未經過戰爭的孩子們最直觀不過的感性認識。
與同時期其他題材的中國電影壹樣,上個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兒童電影,為了適應中國當時的社會形勢和政治氣候,使孩子們本該充滿快樂的童年生活也背上了重擔。盡管那時的兒童影片在風格樣式的探索方面留下了較多空白,但令人欣慰的是,從《雞毛信》開始,中國電影工作者的探索,也為那個年代的電影史留下了許多可圈可點的經典之作。單是片頭連環畫式的構思,在那個缺少視覺沖擊的年代,就足以讓小觀眾們精神為之壹振。《雞毛信》劇組於1952年9月中旬接受任務,經過四次修改,歷時壹年零三個月的曲折拍攝,終於在1954年“六壹”兒童節,把這部新中國兒童影片紅色經典的開山之作呈現給了全國的小朋友,後來還赴埃及、美國等地放映。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壹部反映我國少年兒童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對敵鬥爭的兒童影片,《雞毛信》於1955年獲英國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成為新中國第壹部獲國際大獎的兒童影片。
如果說20世紀革命歷史題材的兒童電影,60年代的《小兵張嘎》走向了難以超越的高峰,那麽其發端則是50年代誕生的這部《雞毛信》。
2005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也是電影《雞毛信》的制片主任顧也魯90歲誕辰。剛慶祝完90大壽,顧老在上海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采訪。
顧也魯是從壹名牛奶推銷員成長為集演、導、制片於壹身的著名演藝界人士,1951年,熱愛新中國的他和已故導演石揮壹起從香港回到內地。
石揮是20世紀40~50年代傑出的影、劇雙棲演員、導演,被譽為“話劇皇帝”。1953年籌拍這部兒童片的初衷,是為向國慶獻禮。為了拍出精品,石揮“惡補”了許多反映老區農民生活的書籍。顧也魯說:“他是個‘夜神仙’,寫分鏡劇本都在晚上。我和他談拍攝計劃,常常要在半夜12點以後去他家聊。12點以前,他在‘啃戲’,跟朋友談藝術;或與女友約會,打打撲克,勞逸結合,松弛壹下。”“石揮很能吃苦。拍外景時,常常在祠堂裏打地鋪,在北京拍戲的時候我們還睡過草地。在藝術上,他決不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壹大片莊稼。在拍攝反掃蕩時,他要到老百姓家真開槍,我怕得很,不過藝術上還是聽他的。戲拍完後攝制組已經回上海了,石揮要再去北京山區搭碉堡補拍鏡頭,我不同意。我們兩人爭吵到制片處長吳仞之那裏,最後因考慮到攝制資金有限,還是在上海搭景,我只好對他抱歉了。”然而,就在這次補拍中,石揮受傷了。在閘北,空彈片把他的腿打傷了。
顧也魯說,石揮是他最欣賞的男演員,石揮常跟他講的那句“生活上不怕苦,藝術上我負責”,也讓他銘記在心間。
虎頭虎腦的弟弟比哥哥更有小英雄的氣質,導演就讓哥倆換了角色;30只羊坐著那個年代還很稀罕的火車,隨劇組到了南方
“海娃”可以說是中國電影裏塑造最成功的壹個小英雄。他曾經害怕,曾經哭泣,曾經壹籌莫展,也曾經因疏忽大意而丟失信件。但這不僅沒有讓人感到他的軟弱和愚笨,而是更真實可信地讓觀眾感到對敵鬥爭的嚴酷和人物所承受的重負,也讓觀眾同海娃壹起在他所經受的鍛煉中感受成長過程。
扮演“海娃”的蔡元元祖籍安徽,出生於壹個演藝世家。在父親的影響下,蔡元元和哥哥蔡安安,從小就開始接觸表演藝術。
1952年,電影《雞毛信》的導演在挑演員時,同時看中了兄弟倆。導演石揮和副導演謝晉起初讓哥哥蔡安安演劇中的主角——機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海娃,讓弟弟蔡元元演海娃的小夥伴狗娃。為此,兄弟倆還到京郊農村體驗生活,練了幾個月的放羊。可開拍後,導演發現虎頭虎腦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小英雄的氣質,就臨時讓哥倆換了角色。於是,由於成功地扮演了海娃,年僅10歲的蔡元元從此成為新中國第壹代童星。37年後,兄弟倆在澳門成立了蔡氏兄弟影業公司,填補了澳門電影電視制作業方面的空白。
影片的拍攝地主要有三個地方:北京、湖南和上海。在北京拍攝,還動用了毛澤東的警衛。顧也魯回憶:“毛主席的警衛也演解放軍,也演鬼子,多少人記不起來了。”
雨季,是拍攝遇到的第壹個困難。在北京沒拍幾天,就下起了大雪。“影片要拍夏、秋季節的戲,但當時已下過兩次雪,積雪未化,我發動解放軍和全攝制組掃雪,但也只能拍些中、近景。副導演謝晉提議到湖南去拍,那裏還是青山綠水的景象。我同意了。”顧也魯回憶說。但到了湖南,卻又遇上雨季,天天下雨。因為要趕在1953年內放映,所以演員們每天早上壹早起來就化好裝,等雨稍微小壹點就搶拍。“蔡元元老問我,顧叔叔,妳眼睛瞎了沒有,天還在下雨,為什麽叫我們化裝?”
天氣的惡劣還能克服,但新的煩惱又產生了。
看過《雞毛信》的觀眾都知道,整部影片中“出鏡率”最高的,除了“海娃”,就是羊群,特別是那只擔負著特殊任務、生死命運牽動人心的老羊。到了南方,壹時半會兒很難找到羊,怎麽辦?劇組決定把羊帶去。就這樣,30只羊坐著那個年代還很稀罕的火車,隨劇組到了南方。“在湖南,每到壹個地方拍戲,派出所就派出警力保護羊群。”有人說,“特別保護”是因為北方的綿羊到了湖南水土不服。顧老解釋說,其實是因為當時湖南有很多老虎,還吃人。請派出所保護羊,主要是怕羊被老虎吃掉。“剛到湖南,我就在派出所看到有壹個棺材,裏面躺著老虎咬死的砍柴農民。不是有句話叫‘羊入虎口’嗎?我不能把羊送給老虎。當地到處看到老虎的爪印,我挺擔心,所以請派出所來保護。”顧老回憶說,每個地方,派出所派出壹個小分隊的警力。不過,老虎倒是壹直沒來。“這個戲***花了多少錢,具體記不太清,大概30多萬吧。現在壹部片子至少要幾百萬啊!”顧也魯說。
故人故地
“信沒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緊急的信在中間插上雞毛,叫雞毛信。”
雞毛信,消息樹,影片中這些讓今天的孩子們看來新奇、好玩的東西,是抗日軍民的特殊發明。
2005年3月29日,新華社記者在山西定襄的上零山村見到了1940年日軍化學戰的幸存者、79歲的張申元老人。他說,自從日本人來放過毒以後,村子的南、北兩個山上的樹上都插有紅旗,有人輪流放哨。這就是“消息樹”。“我15歲那年參加了民兵,主要任務就是放哨、埋地雷。晚上我們把地雷埋到日本人進出的必經之路,早上再取出來,怕把自己人炸傷。白天放哨的時候,如果山頂樹上的紅旗倒了,就意味著日本人來了。晚上也是輪流值班,兩個人壹班,壹炷香換壹班。晚上哨兵要是發現敵人來了,就扔手榴彈,來得及的話就敲鐘通知村民。我們村裏有遊擊隊,但沒有跟日本人面對面打過仗,因為力量太薄弱了,主要是保衛村民的安全。”
像古時的烽火狼煙壹樣,抗日戰爭中的“消息樹”是壹道預警,是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自衛的武器。
影片中的雞毛信是壹封長方形的、有信封的信,信口插著三根雞毛。當海娃從父親手裏接過這封特殊的信時,這個鏡頭便走進了千萬名小觀眾成長的記憶。但除了當年的小“海娃”們,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雞毛信”至今也還是個“秘密”。
抗戰中的村兒童團長、阜平縣辛莊村77歲的王專在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時說:“信沒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緊急的信在中間插上雞毛,叫雞毛信。”他還向記者演示了壹遍折信的方法,折完後上端留出壹個長段,可寫收信人名字,下端疊在壹起,可以插雞毛。
2005年4月27日,新華社記者在天津見到了當年傳送過雞毛信的小通訊員雁秀峰。雁老13歲開始送信,“我送的雞毛信沒有信封,那時候也不需要信封,要不沒法藏。折成三角形,抓在手裏。這樣如果遇到敵人,就假裝玩耍摔倒往土裏壹藏,信太大了不好藏。”
與這些“海娃”們不同的是,狼牙山五壯士的指導員——91歲高齡的蔡展鵬老人,則是壹位“雞毛信”的收信人。今年4月22日,蔡老在保定向新華社記者回憶了他所收到的“海娃”們送來的雞毛信。“信上如果沒有雞毛,就表示是平信;插壹根雞毛,表示‘急’;插兩根雞毛,表示‘特急’;插三根雞毛,就表示‘十萬火急’。”
看來,影片中小海娃送的信,確實是壹封“十萬火急”的信。
送情報路遇鬼子,海笑闖進壹戶正在辦喪事的人家求助;他跟著大家哭得死去活來,眼淚鼻涕壹大把,幾乎將點燃的紙錢都澆熄了。日本鬼子沒有看出半點破綻,只好灰溜溜地離開
這部電影是千百萬在烽火中成長的孩子們的童年生活寫照。在整個抗戰期間,究竟有多少“海娃”、有多少“王二小”,今天已很難考證。
79歲的著名作家海笑,當年就是壹個小情報員。他在看了《雞毛信》之後說:“海娃這個形象比較可信。”海笑本名楊忠,參加新四軍後改名為“海嘯”。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他又改名為“海笑”。2005年4月,海笑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講述了自己“海娃”式的童年生活。
以下是海笑自述:
1942年,海笑的家鄉南通被日本人占領。海笑盡管那時才是個14歲的初中生,但整天想著參加新四軍,把鬼子趕出中國。“可是,駐在楊家園的新四軍嫌我小,不肯收我。”海笑回憶道。
當時,海笑的姐姐早已參軍,在南通市金沙區做民運和情報工作。壹天夜裏,姐姐突然把熟睡的海笑叫醒,嚴肅地說:“弟弟,現在有壹個不穿軍裝、不拿槍、不拿刀的革命任務,但同樣是新四軍的壹個小戰士,這事,妳願意不願意去做?”
海笑興奮得從床上跳起來,連說“願意”。這樣,身高不足1.5米的海笑,成為了壹名與姐姐單線聯系的小情報員。
壹般情況下,姐姐每10天回來壹次,海笑就把自己在附近打聽到的日偽軍的人數、裝備、鬼子隊長和翻譯長得什麽樣、他們下鄉幹了些什麽、地方上哪些人當了漢奸等情況壹五壹十地告訴姐姐。
情報員工作處處充滿危險。壹天,小海笑去6裏路外的小姨娘家玩,了解到村裏有壹個人投敵當了漢奸。他問清這人的姓名、年齡、模樣,偷偷地記在壹張紙上,然後揣上這張紙往回趕,準備告訴姐姐。
當海笑走到鬼頭街,正想轉彎向南走時,忽然看見100米開外走來壹隊舉著“膏藥旗”、槍上插著刺刀的日本鬼子。因為身上藏著那張紙條,海笑的心怦怦亂跳。不夠沈著又缺乏經驗的他掉轉身快步疾走,日本鬼子發現了這個情況,立即叫喊著追趕過來。海笑趕忙鉆進玉米田裏,把紙條埋在地裏,做了個記號後,拔腳便奔跑向前。碰見壹戶正在辦喪事的人家,他便壹頭紮進去求助。
這戶人家全都在哭哭啼啼,忽見海笑闖了進來,知道情況緊急。壹個大媽立即找來壹件白色的孝袍讓他穿上,又戴上白帽,穿上孝鞋,叫他跪在靈堂前磕頭燒香燃紙錢。大媽囑咐海笑,說海笑是她的小兒子,同時囑咐家人壹番。
剛剛安排妥當,4個日本鬼子就搜索過來了。鬼子四處尋找,連躺在停屍板上的死人也不放過。“這時壹家人都在放聲大哭,我也早已鎮靜下來,跟著大家哭得死去活來,眼淚鼻涕壹大把,幾乎將點燃的紙錢都澆熄了。日本鬼子沒有看出半點破綻,只好灰溜溜地離開。”回憶起那壹幕,海笑至今心有余悸。
那名漢奸最終被新四軍鋤奸隊員除掉了。而這次經驗教訓使海笑懂得,情報要強記,盡量不要攜帶嫌疑物品;即使遇到突發事故,也壹定要沈著應戰。
1943年秋,到鬼子據點了解情況的海笑,碰上了壹個叛徒。叛徒知道海笑的姐姐是新四軍,但不知道海笑已經是小情報員,攔住海笑說:“不要走,跟我去吃飯。”海笑不得不跟著走。在鬼子的憲兵司令部,叛徒告訴鬼子:“這個小孩的姐姐是新四軍。”見海笑只是小孩,鬼子不太重視,對海笑說:“趕快回去叫姐姐來自首,姐姐不來,下次捉住,要死啦死啦的。”就在審訊時,海笑還發現了另壹個情報——壹個木籠裏關著四五位新四軍女戰士。
海笑假裝答應鬼子,連連點頭說:“我知道了。”鬼子便把他放出來了。
這第二次死裏逃生之後,區裏研究決定,不能再讓他做情報員了。從此,海笑就告別了小“海娃”的生活。
[編輯本段]所獲獎項
1955年英國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
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故事片三等獎。
1980年全國第二次(1954—1979)兒童文藝獎故事片壹等獎 。
[編輯本段]
抗戰爆發僅壹年余,中國沿海幾乎所有的港口均落入日軍魔掌中。這樣壹來,國際社會援助中國的海上通道也被日軍完全堵死。當時,海外華僑大量捐款捐物,籌集了大批國內急需物資。國民政府也拿出極為珍貴的外匯從西方購買了大量的汽車、石油、軍火等,壹起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海防港是滇越鐵路的起點,當時,很多抗戰物資及內遷的機就是從這條鐵路,經海防港運到昆明的。但是從安全、實際的角度考慮,滇越鐵路也隨時有被日軍封鎖之威脅,中國還是應當在地處大後方的雲南建設壹條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線。後證明,這壹考慮是頗具戰略眼光的。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完全封鎖中國的國際通道,不斷地向越南的法國殖民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在境內停運中國政府的物資。1940年9月25日,日軍在海防登陸之後,完全截斷了中越之間的交通運輸線。
滇緬公路的修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1937年8月,時任雲南省主席的龍雲向蔣介石提出《建設緬公路和滇緬鐵路的計劃》,建議各修築壹條從昆明出發,經雲南西部到緬甸北部,最後直通度洋的鐵路和公路。蔣介石當即表示同意,並下令交通部、鐵道部研究辦理。11月初,經國民政府員同雲南省政府協商,最後確定了滇緬公路由昆明經下關、保山、龍陵、芒市、畹町出國,然後在緬甸的臘戍與緬甸的中央鐵路接通、直通仰光這壹路線。滇緬公路的路線確定後,國民政府又專門委派外交部及雲南省政府有關人員作為特使前往緬,與緬甸的英國殖民政府洽談在緬甸修路事宜。雙方商定,由雲南省政府主持修築下關經保山至畹町的公路;緬甸方面負責修築臘戍至畹町的公路。隨後,本著“地方負責,中央補助”的原則由行政院撥款200萬元給雲南,限期壹年竣工。但是,龍雲卻主觀地認為滇緬公路可在三個內修通。因此,他嚴令公路沿線地方當局必須在1937年底以前開工建設,限期三個月之內先建成壹條可以勉強通車的簡易公路。當時,龍陵縣長王錫光收到省政府的緊急命令,封套上赫然貼著壹根雞毛。另還有壹個木,打開壹看,裏面竟是壹副閃著寒光的手銬。省政府下令:“分配該縣路段,務必在期限內完成。逾期未完成者,縣長自帶手銬,來昆受處。”黃恒蛟是壹位研究雲南交通史的專家,他在研究中曾發現了壹則這樣的故事:
那個時候軍令如山倒,龍雲下命令的時候,叫很多縣的縣長來掛帥分段修路。王錫光是雲南甸西龍陵縣的縣長,要統領周圍的縣來修這條路,當時龍雲下命令送給他壹副手銬、壹根雞毛。我們中國話雞毛信就是很嚴緊的。意思是說如果妳不能完成命令就用手銬帶走妳,就是軍法處置。王錫光接到這個命令後,就要求他周圍這些縣都派人來參加這些事。當時又不可能有什待遇、什麽報酬之類的,就有些懈怠。那麽這個王縣長就到周圍的縣去哭,痛哭流涕的辦法去感染他們希望他們派人,不然將來我就是軍法處置的對象,這個哭的效果還不好,怎麽辦?他就拔出手槍來,對周圍的縣長說,妳是派還是不派,如果妳不派,我這個路修不好,我也是死罪,妳不派我把妳打死了。妳派不派,我都是死。這樣子才把周圍的人嚇壞了,不幹不行,就派人來修路了。修的過程當中,生活極端艱苦,條件也很惡劣,有的人多少有些懈怠了,他就用鞭子打,急的要死。這段路修了以後,他的眼睛也瞎了壹只。後來,他寫了壹首長詩,他說,我為什麽要這樣對待妳們,我對不起妳們,逼著妳們來修路了,但是為了衛這個國家,也是為了保衛大家的安全。
龍雲下令三個月竣工的命令,顯然僅是這位彜族英豪壹貫爭強好勝、以“爭”為榮、勇敢尚戰作風的壹種體現,事實上是無法完成的。首先,這是壹條艱苦卓絕的道路,特別是西段下關至畹町河是新修路段,要翻越橫斷山脈縱谷地帶的怒山、高黎貢山,還要跨越漾濞江、勝備江、滄江、怒江等大川,不但高山急流很多,而且海拔起伏極大,最高處海拔達2600多米,最低處卻僅有600米左右,工程十分艱巨。除此之外,缺乏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這壹問題也很突出。滇緬公路的總工程處只好對流落到昆明的壹些有文化的年輕人進行緊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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