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媽媽：阿長與<山海經>》是魯迅先生在1926年創作的壹篇回憶性散文。文章按照生活的原型，采用白描手法，以飽含深情的筆觸，真實而親切地再現了魯迅童年與長媽媽相處的情景。作者窮其形、盡其相，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鮮活動人，給人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
壹、卑微低下的長媽媽。
古語雲：“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這就是說，自己的真實姓名是人格尊嚴的外在表現，大丈夫為了姓名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長媽媽雖然不是大丈夫，但她也有使用自己姓名的願望和權利；可是，她的這種願望無法實現，姓名的使用權已經被剝奪。文章從“長媽媽”的名字起筆，交代了她在周家的身份——是壹個帶孩子的保姆，鄉下人稱“老媽子”。她連名字也沒有，曾經說自己叫什麽姑娘來著，但大家並沒有在意，也沒有記住。她沿用的只是在她之前的壹個女工的名字。“阿長”只是壹個代號而已，壹個傭人的代號。別人叫她長媽媽“似乎略帶壹些客氣的意思”，而直接叫她“阿長”，就明顯含著壹種嘲諷之意。但為了生存，她只得向命運屈服，任憑別人如何稱呼她。接著，作者又從“阿長”這個名字，巧妙地轉到她的長相描寫上，說她“黃胖而矮”，巧妙地點明了“長”和“矮”的極不相稱，這樣，就把壹個地位卑賤，身份低微的女傭形象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二、討厭憎惡的長媽媽。
作為回憶性的藝術形象，長媽媽不是典型化的產物，而是生活的真實，所寫全部事實絕無虛構；因此，作者在刻畫阿長這壹人物時，就不會回避她的局限和缺點，而是“從記憶中抄出來”。她多事，總喜歡背地裏“切切察察”，論人長短；她粗心，夏天睡覺時常常肆無忌憚地伸開雙手雙腳，在床中間擺成壹個“大”字，“擠得我沒有余地翻身”，以至於“我”母親委婉地告誡她時，她內疚得說不出話來，但過後依然我行我素；她醜陋，不僅黃胖而矮，而且頸上還長有許多的瘡疤；她愚昧無知，有許多陳腐而煩瑣的“規矩”，而這些“規矩”又是荒唐之至的……總而言之，長媽媽有許多地方令我討厭，等到知道她謀害了我的隱鼠，我無法抑制滿腔的憎惡，就叫她阿長了。
三、善良仁慈的長媽媽。
雖然阿長令人討厭憎惡，但這並不影響作者對她的敬重和懷念，因為她善良、仁慈、淳樸、寬厚，樂於助人，具有“偉大的神力”。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煩儀式中，她希望自己和孩子“壹年到頭，順順流流”，值得敬佩的是，並不是長媽媽自己吃福橘，而是由她“塞到我的嘴裏”，這寄托了她多麽真誠的祝福和美好的願望啊！其他諸如“死”要說“老”，不進死人房和產房，不鉆過曬褲子的竹竿底下等，也都是為我著想的。“長毛”的故事，壹方面讓人看到長媽媽的無知，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當城外有兵來攻時，就脫下褲子，壹排壹排地站在城墻上，抵禦官兵的大炮——覺得她有“偉大的神力”，“特別的敬意”油然而生。至於說《山海經》，則是我夢寐以求而始終無法得到的壹部書，遠房叔祖找不到，別人又“不肯真實回答我”，自己去買又沒有機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大字不識的阿長，卻急別人所急，想別人所想，設法買回了《山海經》，讓我感到十二分的意外和驚喜：“我似乎遇著了壹個霹靂，全體都震驚起來”。“這又使我產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書雖然是壹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卻是我“最初得到，最為心愛的寶書”。至此，我對長媽媽的感激、敬佩、懷念之情就成為永遠。
魯迅的老師——壽鏡吾
說到三味書屋，人們不禁會想到那個手執戒尺，神情嚴厲的老先生壽鏡吾。
“出門向東，不上半裏，走過壹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魯迅曾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壹文中這樣寫道。從此，人們便記住了三味書屋，記住了培育壹代偉人的塾師壽鏡吾。
魯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於周家新臺門，他7歲啟蒙，12歲就讀於當時紹興城內頗有名氣的私塾三味書屋，五年的學習生涯，為魯迅今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紮實的文學基礎。
壽鏡吾，名懷鑒，號鏡湖，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八（公歷1849年9月24日）生於紹興，性格耿直，品行端正，在紹興城裏有口皆碑。魯迅說：“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不過先生有時脾氣不夠隨和，執拗得沒有商量的余地。例如，他極為痛恨侵略中國的列強，壹生不願用外國貨，不穿洋服，連已經時興起來的照相，他也痛詆得不遺余力，認為那是外國人到中國來騙錢的。現在留下來的唯壹壹張照片，是他晚年手柱木杖在屋外散步時，他的孫子乘他不備偷拍的。他學問淵博，但是厭惡功名，自二十歲（同治八年，即1869年）中了秀才以後，就再也沒有去應試，而是壹生坐館授徒。不但如此，他還不準兒子壽洙鄰參加科舉考試，認為天下貪官汙吏當道，做官就是同流合汙，不是清白人所能做的。他甚至把兒子鎖在院裏，後來兒子在母親的幫助下，才逃出家門，去北京參加了考試，因會考成績好，獲得“甲辰科朝考壹等第壹名”，後到遼寧做了知縣。
壽先生還非常節儉，夏天只備壹件夏布衣衫，掛在墻上，與兩個兒子***穿。盡管如此，但他從不赤膊會客。有壹次，新臺門周藕琴來訪，正逢大熱天，他正好赤膊在家，匆忙之中壹時間找不到長衫，正好天井裏曬著壹件皮袍，他就不管三七二十壹拿來披在身上。藕琴見此，馬上猜到了幾分，連忙口中稱熱脫掉了長衫，想讓老先生把皮袍脫下。壽鏡吾卻堅持不脫，連說：“赤膊見客荒唐！赤膊見客荒唐！”周藕琴見此只好趕緊告辭。
三味書屋只收學生八個，而且非常嚴格，要經熟人介紹，壽先生上門目測，同意了，才可以來讀書，並且學生要自帶桌椅。魯迅學習十分用功，因此成績非常優異。壽先生很看重魯迅，而魯迅在壽先生的辛勤教誨下，古典文學知識越來越紮實，文化素養也越來越高。魯迅十分敬重壽老先生，自1897年離開三味書屋後，壹直保持著與先生的聯系，而且時有往來。
壽鏡吾晚年，雖瘦骨嶙峋，但精神十分旺盛。1930年8月18日，壽鏡吾在紹興老宅去世，終年82歲。
陳蓮河，真名何廉臣
何廉臣(1860—1929)，名炳元，號印巖，晚號越中老朽，以字行，紹興人。出生於世醫之家，祖父何秀山為名醫。幼習舉業，為庠生，鄉試兩薦不售，及冠之年，棄儒習醫。先與沈蘭姹、嚴繼春、沈雲臣講習古醫學說，繼從名醫樊開周臨證，與紹派名醫趙晴初結忘年交，出遊訪道，集思廣益。其時，正值西學東漸，又取西醫譯本悉心研究。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創組紹郡醫藥學研究社，任社長；同年六月，創辦《紹興醫藥學報》，主持編輯事務。1915年，神州醫藥會紹興分會成立，為評議長。1929年，不顧年邁多病，仍然十分關心當時醫界反對“取締中醫案”鬥爭，積極組織北上聲願，由其子幼廉代行。壹生熱心公益，參加同善局組織的施醫施藥活動，不遺余力。
醫學研究，不墨守成規，思想活躍，敢於提出不同見解。校勘俞根初《通俗傷寒論》，原書3卷，增訂為12卷，發明俞氏未盡之處。廣收眾方，分列十法，主張中西匯通。十分重視醫案的記載及整理，設計新醫案式為：病源、病狀、病所、病變、診斷、療法、藥方、看護。選編《全國名醫驗案類編》即按此新式收載，在全國頗有影響。
著述有《濕溫時疫治療法》、《實驗藥物學》、《肺癆匯辯》、《新醫宗必讀》、《廉臣醫案》、《印巖醫話》、《重訂廣溫熱論》、《感證寶筏》、《選按通俗傷寒論》、《何書田醫學妙諦總纂》、《全國名醫驗案類編》、《增訂時病論》、《新訂溫病條辯》、《新訂傷寒廣要》等。
重讀何廉臣
李崇超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壹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壹看，可有什麽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這是魯迅《父親的病》中的壹個片斷。這裏的陳蓮河，就是紹興名醫何廉臣，魯迅把他的名字的音倒過來了。正是這位中醫醫生使得魯迅認識到“中醫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而立誌去日本學習新的醫學。在魯迅的筆下，壹個庸醫的窘迫之態躍然紙上。
學習中醫之後，接觸的著名醫家的生平和學說多了起來，何廉臣的認識也漸漸全面起來，了解到何廉臣是民國時期壹個較有成就的名醫。他在中醫文獻的整理，在對舊政府廢止中醫的抗爭，興辦中醫教育，著書立說等方面都有很大貢獻。醫學史上把他和曹炳璋、裘慶元並稱為民國時期的“整理國故，保存國粹”的三大代表人物。他所重新增訂的《增訂通俗傷寒論》，發揮了紹派傷寒的寒溫融合的學術思想，是壹本流傳很廣的醫學名著。在現在很多的臨床報道中，也經常看到對何廉臣的學術觀點引用和驗證。
這樣壹位醫學名家，和魯迅筆下的那位臉“長而胖”的庸醫的形象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對於這位醫家的解讀，也是對時代的解讀，是對壹門學術發展的解讀。中國長期以來處於相對封閉的發展狀態，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科技的發展往往是總結性的，又沒有新鮮的血液的融入，難免陳陳相因，阻礙了中醫的治療能力的突破性發展。中醫自己內部的反思能力是有限的，使得這門學術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瘀滯”，從何廉臣手中施展出的醫術，已經不可避免的帶有著這種“瘀滯”。他給魯迅父親所開的藥引，要求蟋蟀要“原配”的，就體現著傳統中醫學術的某些弊端。他對魯迅父親病情的束手無策，也反映著傳統中醫在治療上的局限性。何先生的窘迫，是時代的窘迫，也是壹門學術的窘迫。
時代的發展，新的科學的引入，使得中醫能夠擺脫封閉的環境，在更廣闊的學術背景下進行反思和發展。據壹位講學歸來的老師講，某國家從事當地的傳統醫學的醫生曾表示出對中醫的羨慕，因為在他們當地從事傳統醫學的人不允許使用現代醫學。在這壹點上，我們比他們以及何先生都要幸運得多。但是在中醫中治療“瘀血”的大法就是要在祛瘀的過程中避免“耗血動血”，恕我直言，現代科學的介入在祛除中醫的“瘀滯”的過程中，已經有“耗血動血”之虞。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是因為現代科學的介入，而是因為“科學不足而科學主義有余”。在這壹點上，我們或許倒應該向何先生學習，何先生也曾積極的參照采用傳入中國的西醫學，但是他主張以崇實黜華為原則吸收新知，認為自己很多參西的做法往往牽強附會，最終使這些著作未付印行。在科學不足的情況下，他沒有僅僅追求“科學主義”而硬加給中醫壹些什麽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嚴，排行第九。1874年生於福井縣壹位醫生家裏，名古屋愛知縣立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畢業後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教書。1915年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改為東北醫科大學，藤野先生因沒有進過大學，不合“資格”要求而離職，到東京泉橋慈善醫院工作，並學耳、鼻科，壹年後回到家鄉福井縣木村自設診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歲
範愛農
偶然從書桌的抽屜裏找出壹個舊的紙護書來，檢點裏邊零碎紙片的年月，最遲的是民國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據，都是我離紹興以前的東西，算來已經過了二十壹年的歲月了。從前有壹張太平天國的收條，記得亦是收藏在這裏的，後來送了北京大學的研究所國學門，不知今尚存否。現在我所存的還有不少資料，如祖父少時所作艷詩手稿，父親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覺可珍重的，實在也是先人唯壹的手跡了，除了書籍上尚有壹二題字以外。但是這於別人有甚麽關系呢，可以不必絮說。護書中又有魯迅的《哀範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詩壹首，又範愛農來信壹封。（為行文便利起見，將詩寫在前頭，其實當然是信先來的。又魯迅這裏本該稱豫才，卻也因行文便利計而改稱了。）這幾葉廢紙對於大家或者不無壹點興趣，假如讀過魯迅的《朝華夕拾》的人不曾忘記，末了有壹篇叫作《範愛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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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範愛農（1883壹1912），名肇基，字斯年，號愛農，浙江紹興人。
魯迅的文章裏說在北京聽到愛農溺死的消息以後，“壹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後曾在壹種日報上發表，現在將要忘記了，只記得壹首裏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沈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日本改造社譯本此處有註雲：
“此雲中間忘掉兩句，今《集外集》中有《哭範愛農》壹首。其中間有兩句乃雲，出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原稿卻又不同，今將全文抄錄於下，以便比較。
《哀範君三章》
其壹
風雨飄搖日，余懷範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茶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遽爾失畸躬。
其二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貍方去穴，桃偶盡登場。故裏彤雲惡，炎天凜夜長。獨沈清冽水，能否洗愁腸。
其三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酪叮，微醉自沈倫。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題目下原署真名姓，塗改為黃棘二字，稿後附書四行，其文雲：
“我於愛農之死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釋然。昨忽成詩三章，隨手寫之，而忽將雞蟲做人，真是奇絕妙絕，辟歷壹聲……今錄上，希大鑒定家鑒定，如不惡乃可登諸《民興》也。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豈能已於言乎。二十三日，樹又言。”這是信的附片，正張已沒有了，不能知道是哪壹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卻有點線索可尋。抄本只有詩三章，無附言，因為我這是抄了去送給報館的，末了卻附了我自己的壹首詩。
《哀愛農先生》
“天下無獨行，舉世成萎靡。皓皓範夫子，生此寂寞時。傲骨遭俗忌，屢見螻蟻欺。坎壈終壹世，畢生清水湄。會聞此人死，令我心傷悲。峨峨使君輩，長生亦若為。”
這詩不足道，特別是敢做五古，實在覺得差得很，不過那是以前的事，也沒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範君有點相幹，所以錄了下來。但是還有重要的壹點，較有用處的乃是題目下有小註“壬子八月”四個字，由此可以推知上邊的二十三日當是七月，愛農的死也即在這七月裏吧。據《朝華夕拾》裏說，範君屍體在菱蕩中找到，也證明是在秋天，雖然實在是蹲踞而並非如書上所說的直立著。我仿佛記得他們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興報館中人，族叔仲翔君確是去的，惜已久歸道山，現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壹人，想他還記得清楚，得便當壹問之也。所謂在壹種日報上登過，即是這《民興報》，又四首乃三首之誤，大抵作者寫此文時在廣州，只憑記憶，故有參差，舊日記中當有記錄可據，但或者待語不具錄亦未可知，那麽這壹張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價值了。
愛農的信是三月二十七號從杭州千勝橋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記信局的印記，上批“局資例”，杭紹間信資照例是十二文，因為那時是民國元年，民間信局還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書兩張，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鑒：晤經子淵，暨接陳子英函，知大駕已自南京回。聽說南京壹切措施與杭紹魯衛，如此世界，實何生為，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弟於舊歷正月二十壹日動身來杭，自知不善趨承，斷無謀生機會，未能拋得西湖去，故來此小作句留耳。現因承蒙傅勵臣函邀擔任師校監學事，雖然允他，擬陽月抄返紹壹看，為偷生計，如可***事，或暫任數月。羅揚伯居然做第壹科。課長，足見實至名歸，學養優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學務科員，何莫非誌趣過人，後來居上，羨煞羨煞。令弟想已來杭，弟擬明日前往壹訪。相見不遠，諸容面陳，專此敬請著安。弟範斯年叩，甘七號。《越鋒》事變化至此，恨恨，前言調和，光景絕望矣。又及。”
這壹封信裏有幾點是很可註意的。絕望的口氣，是其壹。挖苦的批評，是其二。信裏與故事裏人物也有接觸之處，如傅勵臣即孔教會會長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學校之科員，《越鐸》即罵都督的日報，不過所指變化卻並不是報館案，乃是說內部分裂，《民興》即因此而產生。魯迅詩雲，桃偶盡登場，又雲，白眼看雞蟲，此蓋為範愛農悲劇之本根，他是實別被擠得窮極而死也。魯迅詩後附言中於此略有所說及，但本系遊戲的廈辭，釋明不易，故且從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壹語，便是壹種典故，原出於某科員之口頭，想鏡水稽山間曾親聞此語者尚不乏其人歟。信中又提及不佞，則因爾時承浙江教育司令為視學，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範君杭州見訪時亦未得相見也。
《朝華夕拾》裏說愛農戴著氈帽，這是紹興農夫常用的帽子，用氈制成球狀，折作兩層如碗，卷邊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兩邊不卷，狀如黑羊皮冠，價須壹圓余，非農夫所戴得起，但其質地與顏色則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頃前額即現烏青，兩者亦無所異也。改造社譯本乃旁註氈字曰皮羅獨，案查大（左木右規）文彥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語威路達之音讀，漢語天鵝絨，審如所雲則愛農與紹興農夫所戴者常是天鵝絨帽，此事頗有問題，愛農或尚無不可，農夫如閏土之流實萬萬無此雅趣耳。改造社譯本中關於陳子英有註雲，“姓陳名浚，徐錫麟之弟子，當時留學東京。”此亦不甚精確。子英與伯蘇只是在東湖密謀革命時的同謀者，同赴日本，及伯蘇在安慶發難，子英已回鄉，因此乃再逃往東京，其時當在爭電報之後。又關於王金發有註雲，“真姓名為湯壽潛。”則尤大誤。王金發本在嵊縣為綠林豪客，受光復會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紹興光復後來主軍政，自稱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則唯知有王金發而已。二次革命失敗後，朱瑞為浙江將軍承袁世凱旨誘金發至省城殺之，人民雖喜得除得壹害，然對於朱瑞之用詐殺降亦弗善也。湯壽潛為何許人，大抵在杭滬的人總當知道壹點，奈何與王金發相混。改造社譯本註多有誤，如乎地木見於《花鏡》，即日本所謂藪柑子，註以為出於內蒙古某圍場，又如揍字雖是北方方言，卻已見於《七俠五義》等書，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註以為系猬褻語，豈誤為草字音乎。因講範愛農而牽連到譯本的註，今又牽連到別篇上去，未免有纏夾之嫌，逐即住筆。計七年二月十三日。
（1938年2月作，選自《藥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