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為什麽改名，劇中都有在交代，因為為了革命，為了改變生活，和中國。
劇中，關於百日維新那段，沈星移化身“康卓文”，雖然不清楚是否在映射康有為，但渾身那股“張口革新閉口變法”的書生氣，還是很像那個時代的變法知識分子的。《那年》對百日維新很明顯是表達了自己的態度的，通過周瑩和趙白石之口，先批評維新派脫離群眾，不體恤民情，強推制度改革，當然維新派也有辯解的機會，吳澤說，中國如果不這麽變法，就要亡國了，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
當時的中國，革新的阻力是上下皆有的，所以無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都不會很有效，唯壹的解決方式應該是全面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不是僅僅刺殺慈禧壹人。西方如英國之所以可以成功君主立憲，是有特殊條件的：資產階級的實力得要強大到壹定程度，至少在對國家的軍事、經濟命脈的掌握力能夠強到與封建皇家抗衡的水平，甚至許多之前的地主階級本身就逐漸變成了資產階級。只要資產階級實力夠強，重工業和軍工就掌握在了手中，手中有錢有槍，要讓皇家跪下唱征服還是壹槍把它崩了，就看資產階級高不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