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2到2012，70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長到這些在2012年走入電影院的年輕人，多半說不出1942年到底發生了什麽，“延津”的發音在唇齒間還顯生澀，李培基、蔣鼎文、白修德的名字似曾耳聞，但毫無附著，“大災荒”或“大饑荒”對於大多數人來講約等於“三年自然災害”，馮小剛到底要講什麽，是每個人走進影院前都會問的問題。但70年又短到就像發生在昨天，短到就像奶奶手上戴著出嫁時的金戒指，妳依然可以觸摸，它依然散發出古舊的黃色。短到，編劇劉震雲以命拙筆寫下的這個故事，不過就來自母親的親身經歷，就像姥姥告訴我胡同頂頭那戶人家的故事壹樣，它是那麽近，卻又那麽不可思議。
天災和戰亂讓壹千萬河南人在1942年走上了逃荒的道路。他們是去尋吃的，壹個最原始、最基本、最無力違抗的需求，這個需求嚴重到農民要離開自己的土地，中國人放棄了自己的家鄉，這是單純面對戰爭都少有發生的事情。於是，這個故事圍繞“饑餓”展開。
饑餓的情緒貫穿了影片始終，妳甚至覺得因為演員近乎苦行壹般的挨餓表演，他們的創作也是饑餓的，無力綿軟的臺詞，緩慢沈重的節奏，這個故事的講述像是氣若遊絲的人無力起伏的呼吸壹般，有些散，有些慢，有些薄。色調是饑餓的，壹切都蒙上了壹層灰色的陰霾，演員的神態是饑餓的，當妳看到瘦骨嶙峋的李雪健坐在顴骨微凸的陳道明面前時，妳發現饑餓的又豈止是千萬災民，在1942年，整個民族都是饑餓的。
看完影片的人都會覺得這個片子的主角是張國立父子，著墨做多，故事最完整。張國立飾演的地主，是壹個待人寬善的東家，會用自家的白面換下犯法的長工，會用壹碗小米安慰被迫賣兒的鄉親，會在等待死亡的末路上扶起無依無靠的孤兒，為了她重新走下去。當小女兒為了換回五升糧食把自己“成功”賣到妓院時，父親的臉上竟擠出了壹絲笑容，而幾天前當女兒將自己喜愛的小貓貢獻出來時，父親還曾為此留下過淚水。哭泣與微笑，貓與人，妳會發現饑餓這種無從抗拒的恐怖，輕易間摧毀了壹切約定俗成、鄉約民規、倫理道德、禮義廉恥。張默飾演的拴柱是好樣的，如果說饑餓摧毀了上述所說的全部的話，在栓柱身上起碼還有壹些頑強地存活了下來，比如愛。他為了找回丟失的孩子，忘記了隨身攜帶的最要命的糧食，跳下西去的火車，幾乎是主動放棄了求生的希望只為找回花枝托付他的孩子，他們的孩子。當日本兵搶奪了他留給孩子的玩具時，他孱弱的身體裏爆發出男人，或者說人，生命最後的倔強和力量，將日本人手中的饅頭打落在地，也終結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