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電影都使用了刻板印象的表達方式。這和小說不壹樣。作者可以用幾百頁的篇幅，用復雜的心理方式來描述壹個人物。大部分電影只有90到120分鐘用視覺速記的方式講壹個故事。這就需要對人物進行快速的塑造和刻畫，而這種千篇壹律的表達方式往往是被迫使用和創造的。電影理論家理查德·戴爾指出，刻板印象的目的是展示看不見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化表達，即陰柔柔弱的男性和硬朗陽剛的女性，為異性戀者提供了壹種富有想象力的手段來呈現壹個同性戀者應該是什麽樣子。(16)如果同性戀真的和其他人壹樣——沒有生理上的區別——那麽就沒有太多理由去費這麽大的勁，尤其是為了表現而單挑出來。事實上，在1950年代，當性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指出美國存在大量“正常”的同性戀者時，壹場分類危機就開始出現了。人們變得驚慌失措，互相猜疑，因為如此多潛在的“看不見的”酷兒景觀，比偶爾出現的陰柔柔弱的男人或強悍陽剛的女人更令美國人神經不安。這樣，刻板印象表達的作用就是引起大家的壹致意見和看法，讓人以為自己“認識”了壹群這樣的人，但其實他們所認識的只是刻板印象表達的壹種。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亞文化群體——尤其是酷兒群體——差異很大，沒有固定的壹致性。
電影的陳詞濫調可以用很多微妙的方式。對話中(例如，描述壹個喜歡花的男性角色)或他說話的方式(例如，咬他的舌頭、傻笑或輕拍他的手腕)都可以暗示同性戀。有時候，妳可以給奇怪的角色起壹些奇怪的名字。喜劇演員埃利·科瓦克扮演的著名詩人名叫珀西·德弗頓·西爾斯。只要他喃喃自語他的詩，他向觀眾宣布他的同性戀身份。同樣，壹個叫喬治或弗蘭克的女人幾乎是在打手勢表示同性戀。如果壹個男性角色穿有褶邊的衣服，有明顯的化妝痕跡，或者有特殊的發型，服裝、化妝和發型設計也可以顯示出酷兒的身份。相反，為了保持自己性別轉換後的身份，女同性戀者通常會簡化衣著，減少化妝，不刻意做頭發。在很多電影中，他們拒絕了傳統審美對女性柔美、瑣碎的要求，轉而轉向普通灰衣服、大鞋子、短發或後拉式發型所表現出來的簡單粗暴。此外，同性戀者還可以通過他們周圍的物體來表達自己——可以定義他們性別的道具:例如，壹個拿著壘球棒的女人或壹個拿著放不下的拐杖的男人。為了使影片中相應的場景與“真實”的世界相壹致，壹些相關的物件確實是從真實的酷兒文化中吸收而來的——比如綠色的康乃馨、紅色的領帶、紫色，這些都是真實的酷兒早年用來標識自己的符號和代號。甚至音樂也可以用來提醒某人他們不是完全的異性戀。在電影《馬耳他之鷹》(1941)中，當壹個陰柔的男人出現在銀幕上，過分註重衣著的時候，觀眾聽到了非常陰柔的音調的搞笑音樂。(17)同樣，近幾十年來，如果壹個男性形象與雪兒或麥當娜的音樂並置，或者壹個女性角色與女權民謠歌手或另類搖滾歌手的音樂並置，這些都可能暗示著同性戀傾向。
千篇壹律的銀幕形象，像所有其他文化現象壹樣，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和發展。經典好萊塢時期陰柔柔弱的男人形象在1950年代演變成了“憂郁青年”的形象(18)經典好萊塢時期的酷兒女性曾經是監獄裏的阿姨或女子病房，(19)但在20世紀60年代，她們往往被表現為吸血鬼。這個比喻就相當於把同性戀的愛情和感情變成了殘忍恐怖的東西。(20)21世紀，形形色色的酷兒和酷兒“臉”讓大眾媒體更難找到典型的刻板化表達，但那些老套的刻板化手段還是能看到的。比如《酷兒眼中的直男》就被提升為同性異性關系的重大突破，但實際上這種把男同性戀塑造成服裝設計師、室內裝飾設計師或發型師的方法，只是對早已存在的刻板典型形象重新包裝的成功。
這本書調查了100多年來美國酷兒電影的歷史，考察了酷兒人物、酷兒作家、酷兒觀眾和酷兒形式——連同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與同性戀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歷史的關系。此外，本書還考察了好萊塢電影、實驗電影、剝削/性剝削電影、時尚怪異電影、紀錄片，以及壹些音像制品和電視電影，廣泛收集和討論了允許酷兒形象產生和流傳的社會和工業環境和條件。這本書不僅限於美國酷兒電影史，還是壹部歷史書。它不僅吸收並不斷更新了這些年來考察酷兒電影歷史的早期作品，還涵蓋了最新的電影以及我們對過去老電影的最新評價。這本書的壹個基本假設是，電影影像中的壹切都是政治性的。正如理查德·戴爾對此的評論:“社會群體在文化中是如何表達和再現的，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壹些經歷或壹群人是這樣的...貧窮、騷擾、自我仇恨和歧視(在住房、工作、教育和其他機會方面)會因為這種表達再生產而得到支持和建構，形成壹定的體系和制度。”(21)整個20世紀，同性戀者都在努力讓自己在現實生活和大眾媒體中被看到或聽到。酷兒們的奮鬥史也指明了我們曾經在哪裏，我們現在處於什麽樣的境地，也揭示了美國酷兒文化的未來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