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上，馮夢龍受李卓吾的影響，敢於沖破傳統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範，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壹《總評》）強調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在文學上，他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了沖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是壹個有力的打擊。
馮夢龍編選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這三部小說集相繼輯成並刊刻於明代天啟年間。“三言”各40篇，***120篇，約三分之壹是宋元話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擬話本。“三言”中較多地涉及到市民階層的經濟活動，表現了小生產者之間的友誼；也有壹些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現戀愛婚姻的占很大比例，《社十娘怒沈百寶箱》是其中最優秀的壹篇，也是明代擬話本的代表作。總之，明代擬話本較多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感情意識和道德觀念，具有市民文學色彩。它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藝術上，“三言”比宋元話本有了很大進步。它與宋元話本壹樣，具有情節曲折的特點，但它的篇幅加長了，主題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態的描繪更豐富，內心刻畫上也更細膩。但是，“三言”語言不若話本生動，矛盾沖突也淡化了。
馮夢龍在小說、戲曲、文藝理論上都做出了傑出貢獻，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