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是壹個電影藝術觀念、社會觀念和電影技術條件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在這壹歷史進程中，中國民族電影內容與形式的復雜關系，電影藝術的基本原則和創作方法以及電影的具體形態和形制中都包含了相當多的好萊塢因素。在“類似性”和“差異性”多重變奏的***同塑造下，中國民族電影具有了自身的藝術品格和基本觀念，由此也產生了富於中國色彩的民族電影的具體形態、風格和特征。中國電影商業類型建設受到了好萊塢的直接影響。雖然在總量上國片落後於好萊塢影片，但是能夠在30年代與美國電影在首輪院線同步放映的國產大片，它們的放映時間、總場次和受觀眾歡迎的程度並不比外國電影遜色。民族電影商業類型意識和類型電影的創作實踐成為民族電影的寶貴財富和歷史經驗。與此同時，在借鑒好萊塢的直接影響之下，民族電影通過借鑒和學習，培育了自身的優勢類型，喜劇、歌唱、愛情倫理、偵探、恐怖等類型逐步發展。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的強勢姿態，必然在文化上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重視和反思，好萊塢電影對於中國電影文化的影響通過更加具體的電影形式和更加復雜的機制產生作用，在民族電影文化活動的具象場所和抽象空間兩個領域中對中國電影文化發展進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30年代，中國民族電影管理者“國家電影”意識的逐步成熟不僅為中國民族電影制定了壹系列接受西方電影和美國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放映市場的規章制度，中國電影也開始逐步形成面對好萊塢電影影響時的明確政治主體意識。國家意識（State Awareness）、政治意識（Political Awareness）和民族意識（National Awareness）是1930年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政治語境賦予中國民族電影的基本要求，也成為審視和接受好萊塢電影過程中的基本立場。隨著國民黨“官營電影”體制的建立和成熟，左翼思潮引發的“新興電影運動”的不斷發展，中國社會民族危機中始終占據著市場絕對主體地位的好萊塢電影和中國民族電影之間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交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