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蘭斯·莫斯的《殺死壹只神聖的鹿》直接將存在的荒誕主題發展到了極致，以至於被貼上了“空中故事”的標簽。《殺死壹只聖鹿》中的史蒂文壹家相繼陷入怪病，解決辦法是殺死其中壹個。這種設定面臨著邏輯上的斷層，但畢竟符合蘭斯·莫斯的“存在觀”。存在本身是沒有邏輯的。它是壹個分裂的系統，獨立於“本我”，與世界漸行漸遠。相反,《寵兒》中的孤獨感是建立在“存在”和“本我”兩個系統的劃分之上的，即使在表達兩者的不協調時有點暖心:孤獨成為壹個抽象的概念，依附於“本我”而不能被“存在”的存在所消除。存在本身是不受意誌控制的，它處於壹種消退變化的狀態，連接著現在和過去；本我是靜止的，被置於壹種架空的狀態，在與存在的騷動的對抗中，常常受到空性的攻擊，因為很難把握世界上所有的表象(存在)，後者已經來了又去了。我認為這是蘭斯·莫斯電影的基石。
影片圍繞安妮女王、馬鮑德公爵夫人和阿比蓋爾組成的封閉的權力鬥爭集團展開。表面上看，是在說三角戀。其實不僅僅是在影射生活狀態的脆弱，更是在贊美它的荒謬。安妮女王掌握著權力，但她無法逃脫自己的弱點:對莎拉的依賴。她對莎拉的愛是激烈而極端的，甚至不惜以“權力轉移”來換取對莎拉的控制。但這樣的人往往很痛苦，因為愛情不是自由的，莎拉對安妮女王的愛是極其不可靠的。權力成了愛情的轉換條件，即使女王任性，但本質上與薩特的“這樣的自由有點像死亡”不謀而合，無論多麽豪邁的愛情，個體的生存依然被臃腫、衰敗、離別等所羈絆。當太多的人習慣性地用“愛”來指出所謂的生存“出路”時，蘭斯莫斯高舉存在主義的大旗，讓個體回歸存在本身，指出面對困獸的戰鬥狀態，尋找救贖是徒勞的。他孜孜不倦地賦予無意義的行動和語言以新的意義，並將個人意誌強加於虛幻的存在，從而探索出壹條獨特的生存之路。
使用自我意誌的深層含義可以理解為“反抗”。顯然，蘭斯莫斯繼承了加繆的思想。阿比蓋爾的出現，加劇了不平衡感和存在感的沈重，也讓這場對抗孤獨和虛榮的戰鬥更加激烈。這個惡毒的角色從壹開始就被賦予了悲劇的命運。直到阿比蓋爾在與莎拉的射擊對抗中通過精準爆破宣示主權，我們才嗅到阿比蓋爾的無情。這樣的惡毒被蘭斯·莫斯賦予了反抗的意義:壹個試圖突破自己悲劇的女人，擁有了生命的堅韌。阿比蓋爾接近安妮，並以上司的身份擔任這壹職務，但安妮誤以為自己遇到了真情實感，並借此殊榮向莎拉示威。當被放逐的莎拉站在窗前，她看到了幾十年的崩潰；另壹方面，兔子、阿比蓋爾和安妮公主的形象不斷重疊，暗示著存在是帶有恐怖感的悲劇這壹終極命題。阿比蓋爾看起來是勝利者的姿態，是詭計得逞的不速之客，但實際上她永遠不會陷入安妮女王的變態愛情，無法翻身。可憐可憐的皇後安妮終於得到了壹堆幸福的泡泡。
所有的鏡頭都完美契合了加繆的“隆冬，我終於知道我有壹個無敵的夏天”。當妳意識到妳無法通過行為改變生活的時候，就是妳的“自我”成為生活中“局外人”的那壹刻。
《寵兒》中的另壹個特殊設計強化了這種無力感。在蘭斯·莫斯之前的作品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活在壹種冷漠的“默索”狀態中，活在墻內，被動接受墻外的奇遇。但《寵兒》中的人物並不是以壹種“活著”的消極態度去對抗存在，而是以行為的形式去追求權力和愛情。不像《龍蝦》裏的大衛和《狗牙》裏的小女兒，他們被迫處在壹個扭曲的生存體系裏。相反，這三個人才是生存系統的創始人。再者，這三個人用自己的力量制造了存在的假象。米蘭·昆德拉曾將幸福定義為對重復的渴望。重復是存在的幻覺。我們和莎拉壹起經歷的歲月，給了安妮女王壹種虛假的錯覺，以為那是真正的幸福，最後在“愛”的旅途上的漫長旅程，加速了幸福的崩塌。
順便說壹句，我傾向於說伯爵夫人是否真的愛安妮。幾十年的陪伴，習慣戀愛是人之常情。為了安妮，伯爵夫人也會阻止她吃甜點(而阿比蓋爾基本上是在縱容安妮)。當然，這種愛與愛情的火花無關，本質上，她對安妮的“愛”與安妮對她的愛是錯位的。前壹種愛情更傾向於權力欲望的滿足和飽和狀態下的慈善關懷。安妮真的很讓人同情，甚至妳會為她感到心痛，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說，她是最純粹的。只有她在愛情的廢墟中掙紮。她根本不在乎權力。權力是途徑，不是目的。
那麽什麽是存在呢？蘭斯·莫斯對這種討論嗤之以鼻。對他來說，開放是個體存在的真理。與其去尋找，不如在混沌中賦予生命意義，不管是愛還是悲，或者與情感無關。存在只是壹種漂浮的物質。重點不在於是什麽，而在於能不能“是什麽”。勒索的微妙之處在於，我們都需要正視存在的淺薄。
蘭斯·莫斯以壹個悲傷的結局結束了壹場長達兩小時的關於存在的荒謬遊戲。在這場愛情和權力的較量中，熱門就像壹個咒語，沒有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