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3年10月28日成立，到1935年8月長征途中改編為紅三十二軍，歷時三年多。為保衛中央蘇區，掩護紅軍長征，立下了赫赫戰功。
我歷任團長、團總部作戰科科長、師參謀長。在對敵第五次“圍剿”和烏江北岸的多次戰鬥中，我受了三次傷。我是少數幸存者之壹。
1933年冬，紅九軍團成立不久，我們第七團奉命從瑞金開到福建廣昌和建寧之間的前山村，以武夷山為據點構築工事，準備阻擊南昌之敵。
我們團有1000多人，短時間內和其他兩個團壹起修三個五公裏寬的工事，難度很大。再加上當地山高坡陡，林木遮蔽，又是雨季，給施工帶來了很多不便。
但為了保衛紅色革命根據地，大家不怕疲勞，沒日沒夜地挖山修壕，砍樹築堡，三道防線如期完成。我還記得，朱總司令派工兵團團長同誌到工程竣工驗收時，對工程質量表示滿意。
今年九月，蔣介石在德、意、美三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下，調集五十萬軍隊“圍剿”我中央蘇區。
紅軍在薄谷開來、李德的錯誤指揮下，進行了所謂的“短促突擊”和“全面抗戰”。於是，紅九軍團的所有部隊都進入了陣地，與敵人展開了正面交鋒。
敵人每天都有十幾架飛機輪番轟炸我防禦工事，地面上幾十門山炮、野炮不停地向我陣地傾瀉炮彈。我們的防禦工事不是鋼筋混凝土的，也不是鐵絲網連接的。我們如何抵擋敵人的狂轟濫炸？
許多防禦工事被吹倒，壹些被炸彈揚起的泥土和碎石掩埋。我軍只能無工事作戰。
敵人的炮火壹停，它的執法隊員就催著怕死的戰士們像綿羊壹樣溢出陣地，向我撲來。電話裏，我再次向三營長下達命令:在敵人到達我手榴彈殺傷距離之前，任何人不得射擊。
敵人離我們的陣地越來越近了。在離我們只有幾十米的時候，各營紛紛發起火力攻擊，死傷的敵人紛紛倒下。
有壹次，我們三營營長劉昂同誌親自帶領壹個連的人沖出戰壕，與敵人展開肉搏，打死幾十人。
敵人的沖鋒和我們的反沖鋒，每天大約重復六七次到十壹二次。每次沖鋒後，總有三四十或五六十具敵軍屍體躺在我陣地前沿。
天黑後，敵人不敢出動，我們就修補工事，走出掩體，收集敵人留下的槍支彈藥，及時補充急需。七天七夜之後，我在指揮所接到了這支部隊的首長羅炳輝同誌的電話。他命令我團在夜幕降臨後悄悄撤出陣地，迅速返回主要根據地建寧待命。
我團的鋼鐵陣地是由彭同誌領導的第三軍團的壹個團防守的。這是第九軍成立以來打的第壹場硬仗。
1933年11月26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陳等人，在我黨我軍停止內戰抗日政策的鼓舞下，與中央蘇區紅軍簽訂停戰協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與蔣介石公開決裂。
然而這個政府很快就被蔣介石扼殺在搖籃裏。後來蔣介石采取了步步為營的碉堡戰術蠶食我們中央蘇區。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扭轉紅軍長期被困在武夷山腳下狹小天地的被動局面，黨中央於7月作出決定:由荀懷洲、樂同誌率領的紅七軍團組成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 並命令紅九軍團護送第七軍團越過武夷山山脈，越過閩中沙溪、尤溪河流域，到達閩江東岸。 這壹舉動被稱為“東方活動”。
為了護送七軍兵團順利渡江，兵團動員了排級以上幹部。在軍團下達的戰鬥命令中，我被紅七團任命為前衛。我與團政委張振豐同誌交換意見後，立即向全團官兵傳達了兵團部的命令。
對於敵人即將進入白區的情況，我們做了相應的準備。如果考慮到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太可能遇到大量集結的敵人，但地主和武裝民兵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遇到。
為了對付這些“絆腳石”，我們把偵察排從頭到腳打扮了壹番，打扮得完全像中央軍。我們把這個排部署在部隊的最前沿，不僅可以為後續部隊摸清各種情況，還可以帶著攝像機采取行動，不發壹槍就能把小股敵人吞掉。
7月中旬，我們團離開根據地，進入浩口以東第壹大集鎮沙武堂時，我們偵察排遇到了壹個民兵小隊長。排長陳生寶同誌對他說:“中央軍區大隊在後面，妳要趕快集合妳的隊伍。我們的指揮官應該給妳們講課，集合時要全副武裝，但是為了指揮官的安全，不允許任何人把子彈放進槍裏。”
小頭目立即執行，很快聚集了80多名義警。
這時，陳排長當機立斷，指揮全排戰士迅速交出敵人的槍支，並向他們宣布:“我們是紅軍，我們是來北上抗日的。誰要是紅軍的敵人，誰就是漢奸，就按漢奸處理。”
聽了陳排長的話，這些民團成員嚇得目瞪口呆，異口同聲地說:決不與紅軍為敵。
我們壹行人從寧化出發，跨過清流，經過蒿？、沙武堂、胡大、怡口、新橋、尤溪、岷江邊的張湖阪。在六百多裏的路程中，除了佯攻永安城時敵人向我開槍外，大部分都采用了陳生寶同誌的戰術，靈活地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
第七軍順利渡過岷江後，第九軍從原路返回。我軍掉頭回李時，從閩西軍閥首領盧興邦手中繳獲火藥400余箱，鹽67萬斤。這兩種物資在中央蘇區都是稀缺的。
當時我們的兵工廠，因為沒有這種火藥，制造的子彈射程短，穿透力弱，又因為敵人對我實行經濟封鎖，買壹兩鹽要壹塊銀子，所以軍委命令我軍將這批戰利品運回中央蘇區。
由於敵情嚴峻，我軍回黎時無法走大路，各種車輛無法使用。於是所有的指戰員都要肩挑重擔，從團長到班長，平均每人負重50多斤。
路很長，太陽很熱，夏天很苦。然而，在這六七百裏的厄運中，沒有壹個人掉隊，沒有壹個人抱怨。10多萬斤火藥和鹽全部運回中央蘇區，為紅九軍團贏得了能吃大苦、忍大痛的美譽。
1934年9月初，我軍在完成護送第七軍團渡江、為中央蘇區運送10多萬斤火藥和食鹽的任務後，進駐長汀以東的連城文房。
十天左右，開始修築防禦工事，防止東線之敵侵入長汀、瑞金，交通壕、碉堡修築30華裏。
很快，敵人也開始在我面前的對面山上修築工事和碉堡。雙方都能看到對方的活動，但都不在步槍的有效射程內，誰也沒有盲目開火。
壹天，部隊首長羅炳輝給我所在的團指揮所打電話。他說:“在妳的第七團前面，敵人有壹個突出的部分，大約有壹個連的人在那裏站崗。他們剛剛搭起壹個帳篷，準備在那裏建壹個碉堡。趁敵人還沒站穩，突襲怎麽樣？”
我對部隊首長說:“很好！我們組願意承擔壹項突擊任務。”
羅炳輝軍首長接著以命令的口吻說:“命令妳的團今晚派壹個營去殺敵人的突出部分！”
放下電話，我把二營營長宋麗叫到我的指揮所，告訴他夜間進攻敵人的任務，並和宋麗同誌壹起研究作戰方法。按照我們的計劃，全營官兵輕裝出發，每人帶五枚手榴彈。
夜深人靜後，我二營官兵悄悄出發，緩緩下山，迂回至敵左後方，逐步完成三面包圍。
淩晨壹點，只聽到壹聲槍響。300多名鋼鐵運動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沖向敵人帳篷附近。數百枚手榴彈同時爆炸。有些敵人來不及穿衣，光著身子跑出了帳篷。120多名敵人被打死，除了15人被俘，還有十幾個逃跑了。
戰鬥只持續了十幾分鐘，沒有任何傷亡，我迅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受到了軍團首長的表揚。不久，宋麗被提升為我所在的第七團的副團長。
然而，在那之後，戰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過幾天與敵人的戰鬥，我團發現敵人投入的進攻力量越來越多，沖鋒次數與日俱增，我團傷亡也與日俱增。
上午十壹點左右，敵人在我正前方拋出壹個團，向我陣地發起沖鋒。他們中的壹些人已經沖到了離我們陣地300米遠的地方，情況相當危急。
此時，部隊首長打來電話，命令我親自帶壹個營進行反沖鋒。我立即帶領二營全體官兵，登上刺刀，跳出戰壕，在我壹營、三營的掩護下，從敵左側沖了過去。
敵人壹下子亂成壹團，雙方的槍聲壹起停了下來。只有刺刀相撞，大喊大叫。經過幾分鐘的戰鬥，敵人留下100多具屍體，逃向陣地。突然，敵我雙方的陣地上又響起了槍聲和炮聲。壹顆敵人的炮彈在我附近爆炸，兩厘米大的彈片擊中了我的腰部。我倒在地上，被戰友擡回了自己的位置。
由於彈片擊中腰部深處，醫護兵無法處理，我不得不暫時離開戰場。我走後，我們第九軍團和第壹軍團繼續跟敵人打了十天左右。* * *殲滅壹個旅兩千多人，為中央革命軍委和中央紅軍主力離開瑞金開始長征，爭取時間，掩護。
我在文房戰役中受了重傷後，第九軍衛生部的醫生張如光同誌給我做了手術，從腰部取出了敵人的炮彈。那幾天，正是中央、紅壹軍團、第三軍團撤出蘇區，開始長征的時刻。
雖然當時沒有預料到長征，但由於利川、廣昌等壹系列戰役的失利，大家都預感到有壹天會有“大動作”。
在從文房到瑞金的路上，我看到九軍團衛生部有100多名傷員，和我壹樣躺在擔架上的重傷員有七八十人。天上有敵機巡邏，遠處傳來炮聲。大家都能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好像隨時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大家的心情都很沈重。
到了瑞金後，我們衛生部住在離瑞金十幾裏的壹個大村子裏。過了兩天，、蔡、、郭、、黃等兵團同誌來慰問我們。
羅炳輝軍隊的首腦在壹所大房子裏向傷員告別。我躺在隔壁的小房間裏，聽他對傷員說:“妳們為人民獻出了鮮血，立下了汗馬功勞。妳本該讓妳的戰友們好好睡壹覺，安安靜靜地休息，可蔣介石這個狗娘養的就是不讓我們恢復。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我軍團將離開這裏去作戰。受傷的戰友不能隨部隊移動，就暫時留下來，蘇聯政府會照顧妳們。等他們身體好了，可以回原部隊，也可以加入當地紅軍。希望同誌們可以安心休息，等待我們勝利的消息。同誌們，再見！”
雖然我壹個人躺在隔壁的另壹個小房間裏，但是隔壁大房間裏發生的事情我聽得清清楚楚。
聽完這位領導的發言，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向這位領導提問。我看不到有沒有人流淚，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傷者的深情。
我心裏想:從1929年6月到現在，我打了5年的激戰，犧牲了很多親密戰友。我終於設法獲得了中央蘇區的稱號。但今天，我連這個頭銜都保不住了，因為重傷不得不留下。我能想象留下來的命運。壹旦被敵人抓住，我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想到這裏，我心如刀割。但是，為了不讓團長傷心，也為了不給其他傷員增加思想負擔，我把悲傷壓在心底，期待和團長見最後壹面。
果不其然，羅、蔡、郭、黃離開了大屋，來到我的茅屋。他們給我拿來四個罐子，小聲對我說:“我們要把妳帶走了。希望妳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天啊，這個突如其來的好消息立刻讓我心花怒放。但是，壹想到有那麽多傷員和戰友不能走，又不能打，只好背著我行軍。這種心虛的痛苦折磨了我壹個多月，直到我的警衛部隊通過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我才下了擔架，但此時我的健康狀況還是無法回到戰鬥部隊工作，只好暫時留在總部當戰鬥兵。
第九軍團和第五軍團作為中央紅軍長征主力的側翼警衛和守軍，主要對付壹直追擊我軍的國民黨縱隊周渾源、吳奇偉，約有六十七萬人。
這是蔣介石自己的軍隊，人員充足，裝備精良。自從我軍離開瑞金後，它就像兩只狼壹樣壹直跟著我軍，對我威脅很大。
我們和第五軍團對付這兩只惡狼的主要辦法是:通過破壞橋梁、公路、切斷電線來減緩敵人的行軍速度；遇到有利地形就停下來給他迎頭壹擊，用運動防禦戰術牽制敵人，使敵人在我軍穿越壹、二、三封鎖線的200公裏路程中始終落在我警衛部隊後面，直至我軍到達湘江東岸、廣西縣城。
蔣介石四十萬大軍封鎖前方，窮追不舍，周、吳縱隊終於追上了我第五、第九軍團。
為掩護中央革命軍委和紅軍主力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第九軍團和第五軍團與敵人展開了妳死我活的戰鬥，在湘江東岸浴血奮戰了六七天。盡管犧牲慘重，他們最終還是完成了掩護軍委和兄弟部隊渡江的任務。
中央進駐遵義城後，我軍第九軍團奉命進駐遵義東北的湄潭、綏陽休整。此時我的傷口已經全部愈合，我向團長要求回七團工作。
團長羅俊對我說:“馮同誌接替妳當了第七團團長，妳不要回第七團去當第九團團長了！”於是我去了九團，和團政委姜啟華同誌搭檔。
遵義會議後，我們有壹段時間不知道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只聽說要渡江去川北陜南和四方面軍會合。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高興，希望早日到達富饒的“天府之國”，大家都能穿上像樣的棉衣。之後就是壹連串的跑打，壹次次的過赤水河。
1935年3月中旬，紅軍第二次來到川南。在蔣介石又在下棋的時候，我團召開了連隊以上幹部會議，總結作戰經驗教訓。
軍團政治部主任黃同誌向我們正式傳達了遵義會議的內容和我軍的方向。當時他還提出“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師”。但川軍對長江的封鎖越來越嚴，雲貴軍夾在東西之間，無法北渡長江。
3月20日，紅軍主力在我第九軍團的掩護下，突然從太平渡橋渡過赤水河，直取沙區，連夜渡過烏江。
由於種種原因，紅九軍團未能在軍委計劃的時間到達烏江，守橋部隊為了斷追敵之路，已按軍委原計劃拆除了江面上的浮橋。
這樣，第九軍團被封鎖在烏江北岸，成為獨立於黔西地區的“固定支隊”。
像壹個失去母親的孩子，我們成立了壹個廣播電臺，哭了壹夜:“紅星！””“紅星！(中央軍委代號)“希望和軍委取得聯系。
我們壹邊尋找中央紅軍主力，壹邊搞運動戰。不久，金沙縣老木洞如猛虎撲羊，吃掉了貴州軍閥尤果七個團的三分之壹，殲滅兩千多人，活捉敵人壹千八百多人，繳獲槍支壹千多支，活捉了他們的兩個頭目，並先後殲滅了常艷、漂兒井等反動地方。
這只留守虎的突然出現，使敵人驚慌失措，打亂了蔣介石集中全部兵力追趕紅軍主力的計劃，不得不分散很大壹部分兵力對付我軍留守烏江北岸的紅九軍。
關於這場歷史戰役，軍團原參謀長郭同誌曾回憶說:“軍團離開主力，孤軍兩個多月，轉戰千裏。在這次長途戰鬥中，由於團黨委的正確領導，全體指戰員的英勇頑強和群眾的熱情支持，我團圓滿完成了掩護軍委和主力部隊的光榮任務。”
直到1935年5月，紅九軍團終於從雲南會澤以西渡過金沙江，與中央紅軍主力會師，於6月中旬到達毛公。
劉(1913-2007)，江西吉安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 * *生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學生、宣傳隊隊員、連隊指導員、紅3軍第8師第24團政委1、紅9軍第26團政委、紅9軍第3師第7團團長、第9團團長、 壹個陸軍作戰科科長，壹個紅二方面軍32軍96師參謀長。 參加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三次受重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到山西抗日前線，發動雁北綏遠邊區群眾，開展對日武裝鬥爭。組建八路軍120師雁北獨立第六支隊，任師長，率部轉戰長城內外、同蒲、平綏鐵路沿線，參與創建和保衛以紅套山為中心的晉綏抗日根據地。1939年3月，在山陰縣與敵人的壹次遭遇戰中，右臂受重傷。1941後，任晉西北軍區第五軍分區參謀長、塞北軍分區雁北支隊支隊長。參加過反“圍剿”、反“掃蕩”和反攻作戰。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第二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五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綏蒙軍區參謀長，綏遠軍區參謀長。參加自衛作戰，綏保、大同戰役，領導綏遠65438+萬和平起義部隊整編。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綏遠軍區沙縣軍分區司令員、蒙綏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內蒙古第四CPPCC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壹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壹級解放勛章。1988獲得壹級紅星功勛獎章。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65438+2007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