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年間的壹天，壹個衣衫襤褸、相貌醜陋的年輕乞丐來到山東省堂邑縣的壹戶大戶人家門前。乞丐時而唱著乞討的段子，時而扮成豬狗，時而像驢子壹樣吠叫。因為表演技巧太差，大家哄堂大笑。然而他壹點也不在乎，用沙啞的聲音唱道:“我乞討，我斂財，我學窮。”在場邊，壹些認識這個乞丐的人搖了搖頭。“乞丐還是想建義務學校。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這不是武俠小說裏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不是洪七公這樣的世俗高手。他叫吳迅，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壹個普通乞丐。然而，這個普通的乞丐，卻有著壹些最不平凡的舉動，被載入史冊，被後人稱頌。在中國歷史上，武訓先生大概是唯壹壹個以乞丐的身份進入正史的人。吳訓的事跡在近代中國的文化教育界影響很大。在他去世50多年後，因他而席卷中國知識界的風暴，讓人感嘆歷史的變幻莫測。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了壹篇歷史上頗有分量的社論，題為《應重視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是中國特有的風格，與當今專欄作家的雜文完全不同。很多時候，社論是以競選的形式出現的。
社論說，“像吳訓這樣的人，處在清末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大鬥爭時代，對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根本不動壹根毫毛，卻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為了獲得壹個不必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無所不用其極。這種醜陋的行為是我們應該表揚的嗎？.....承認或容忍這種贊揚，就是承認或容忍誣蔑農民革命鬥爭、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當作合法宣傳。”
文章還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尤其是對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頌揚，說明我們的文化界是多麽的混亂！”文末指出，“基於上述原因，應討論電影《武訓傳》及其他與武訓有關的著作和論文，以徹底澄清在此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這篇社論簡直是晴天霹靂。這是解放後中國第壹次用政治手段處理文藝問題的大事。這篇社論對新中國未來的文藝和教育走向起了異常重要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同壹天,《人民日報》也發表了壹篇短評，認為壹個土生土長的* * * *黨員應該參加對武訓傳的批評。《人民教育》適時發表社論，與《人民日報》社論相呼應。
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歷史研究等部門迅速行動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組織了各界知名人士，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繩、黃炎培等革命知名人士和民主人士踴躍參加，發表了他們的聲明。《武訓傳》的導演孫瑜和主要演員趙丹在報紙上做了專題評論。《武訓花傳》的作者李，以及馬敘倫、端木蕻良等推崇武訓的人，紛紛進行了自我批評。《大眾電影》等刊物發表過編輯部的評論文章。這種批評在規模上是爆炸性的。據統計，從《人民日報》5月10的社論到8月底19510，全國各大報刊個人署名的批判文章就有800多篇。
主要事件繼續顯示。幾乎所有私營電影公司制作的電影都遭到了批評和禁止，私營電影業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發出通知，“所有以武術訓練命名的學校，要立即更名”。當時全國很多以武術訓練為名的學校都改名為前進和勝利，這在當時是很時尚的。其他以武術培訓為名的機構也“改頭換面”。傷心！唉！從此吳迅這個名字只能出現在黑名單上。“但前路無知己。以後誰能認識君？”
顯然，這是壹次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行動，實施效果完全符合決策者的意圖。《武訓傳》只是壹部電影，以原著和吳迅本人的真實經歷為代價做了很多改動。盡管如此，也難逃被政治“板磚”迎頭痛擊的命運。
事實上，這場政治“重磅炸彈”的表演才剛剛開始，高潮還在繼續向前。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壹個軍事訓練歷史調查組。調查組以周揚為組長，主要成員有袁水排、鐘殿義、江青等十三人。這支調查隊，以掘地三尺的本領和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韌勁，深入堂邑、臨清、館陶等吳訓當年生活過的縣、鎮、區、村，走訪當地大量各界人士，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查，完成了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吳訓史調查實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壹篇報紙文章吹捧江青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他第壹次反對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文學路線。
江青到基層，認識了壹些前清朝的老學者。縣委事先已經打了招呼，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問答。
問:“武訓占地多嗎？”
答:“是的。”
問:“吳勛經常騙村民是吧？”
答:“是的。”
問:“吳勛總是放高利貸吧？”
答:“是的。”
被調查的人中有壹位老人，他曾在清朝山東巡撫張瑤手下當過兵。他叫李，1951，80多歲了。當他聽說北京的人在調查武術訓練時，他開口說:“武聖是個好人！他壹生努力工作，攢錢為貧困家庭的孩子辦了壹所慈善學校。”他還說:“我親眼見過吳迅，對他有所了解。我認識吳訓的時候，正是山東巡撫張瑤來清的時候……”當地幹部趕緊小聲對他說:“武訓被批評了，說話註意點！”後來調查組再問的時候，老人說:“妳說什麽呢？我是聾子，聽不見！”
老百姓想不通。他們單純的認為電影人不知道得罪了誰，牽連了吳迅，傷害了他。
對武訓的歷史考察的結論是:“武訓是當時反動政府以‘促學’的方式特權化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說他是流氓，是因為他要錢的時候做了壹些“粗俗”的動作，還“認了壹個女人做幹媽，吃了她的奶。”對武訓的歷史考察將批判武訓的政治運動推向了全國高潮，歷時壹年。
周揚把對武訓傳的批評上升到理論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歷史，文學上反現實。”周揚認為，“因為新中國的革命是武裝鬥爭的結果，如果我們強調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當然就等於質疑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至此，周揚徹底揭示了這場批判運動的實質。1954年，周揚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們必須戰鬥》。他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建國以來第壹次大規模的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它宣傳的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禁欲主義，實際上是對封建統治者的奴性投降主義的宣傳，同時對人民鬥爭的正確歷史道路進行了不可容忍的歪曲和誹謗。”
武訓傳大批判中使用的技巧被復制到後來的各種運動中。從57年的反右，到10年的文革，都能看到武訓傳大批判的影子。唯壹不同的是，在對武訓傳的大批判中，我們只看到了口頭批判，但在後來的運動中，口頭批判和人身迫害成了主要手段。建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其實早就從武訓傳大批判開始就註定了。
十年後，文革中，吳訓墓被挖，屍骨被燒，武訓廟和武訓的漢白玉雕像和“義學正”的牌匾全部被毀。三十年似乎是軍訓的壹個重要數字。吳訓乞討了30年，才建立了第壹所免費學校。而《武訓傳》從上映之日起，30年後的某壹天，有人提出要為吳訓平反。1980年8月，第壹位勇者挺身而出。江蘇無錫公安局張京基先生提交了壹本書《齊魯學刊》，提出為吳訓平反。他指出:“第壹，吳訓壹直是個靠乞討為生的窮人。雖然他後來有了田產，但這壹切都是為了辦義學，而他本人卻不敢有個人利益。第二，統治階級確實獎勵了他，但他沒有接受黃馬褂，也沒有用黃馬褂欺負村子。窮孩子不交學費照樣能讀書。第三，他本人從來不反對農民起義。第四，他在辦義學方面確實有所建樹。至於易學最後的失敗，是社會造成的，絕不能被吳訓打。”
張的經濟倡議很快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和鼓勵。但這種來自民間的聲音太微弱，起不了什麽波瀾。直到1985年9月，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肯定陶行知的歷史功績時，順帶提到對武訓傳的大批判並不是“基本正確的”。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國家意識形態提供的權力話語是如此的空洞和蒼白，但它畢竟定下了新的基調。歷史開了個玩笑。當年的批判從吳訓蔓延到陶行知先生。1985年反轉，由陶行知平反為武訓。
歷史復興總是以壹種模式重復。在這種平反中，沒有道歉，沒有懺悔，沒有賠償，沒有人能站出來承擔責任。改過自新的方式只是壹紙決議或壹份簡短的報紙聲明。再大的罪，再大的冤，似乎都可以被報紙上壹篇不起眼的小豆腐文章在瞬間徹底消失。而吳迅，連這樣的待遇也沒有。或許，因為他已經是歷史人物，所以只能由歷史來評判。雖然窮了壹輩子，但他會覺得這種“平反”太廉價了。對他來說，生前的苦他都嘗過了，死後的苦又是什麽呢？
民國時期壹所中學的歷史試卷上有這樣壹個題目:說出妳最崇拜的歷史人物。在300多個回答中，很多同學回答吳迅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問中學生同樣的問題，3000個考生中恐怕沒有壹個人認為吳迅是最值得崇拜的。年輕壹代不知道哪邊的練武神聖，但對於經驗豐富的人來說，提到練武，大家只能記得有壹場政治運動與此人有關。以前，全民族曾經以政治拷問對待吳訓，全民族以失憶對待吳訓，吳訓仿佛完全不在。
與吳訓幾乎同時代的歐洲人福斯特·洛奇，出生在當時貧窮落後的瑞士。他的祖父曾是壹名傳教士。優良的教會傳統從小就教會了他如何用真誠和善良無私地愛人。他壹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他和吳迅壹樣，屬於下層階級。他也“有壹顆偉大而博愛的心”。他說:“我壹直是壹名被忽視、意誌薄弱的初級教師，推著壹輛只有壹些基本知識的空獨輪車，卻出人意料地投身於壹項事業，包括建立壹所孤兒院、壹所師範學院和壹所寄宿學校。“第壹年做這些事要花很多錢，但即使是這些錢的十分之壹，我也很難拿到。”
這個乞丐般的Fuste Lodge，在他畢生的努力下，終於在瑞士獲得了知名度。教育上的成功，讓這個貧窮落後的山國在18年末19年初成為歐洲壹流的教育超級大國。瑞士的成功引起了世界各地教育專家和高層政治家對瑞士先進教育經驗的研究。後來，西方稱福斯特·洛奇為“聖師”，視他為獻身教育的崇高精神，稱贊他為“聖心”、“聖德”。法國著名教育史學者坎皮爾稱贊說:“他是人類教育發展中最早呼籲和踐行‘愛的教育’的典範”。
東西方的兩個聖人，命運完全不同。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書齋”的武訓，由於種種原因，現在有淡出歷史舞臺的趨勢。或許這才是武訓先生真正期待的:“抱壹顆心，不帶壹根草去”。然而，這是我們今天所期望的嗎？
正如陶行知上世紀40年代的經典文章《解放武訓先生》，“無論是我們主動把武訓先生拉入我們的小圈子，還是被動地讓大家把武訓先生推進我們的小圈子，都是因為我們有壹個小圈子，武訓先生才受到牽連和阻礙。我想說清楚，武訓先生不屬於我們的小圈子。他不屬於任何政黨或派別。他屬於各黨派，沒有黨派。他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屬於4.5億人中的每壹個人。讓我們把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小圈子裏解放出來。讓武訓先生飛出我們的圈子，飛入4.5億人的每壹個人的心中，讓每壹個人都自動學習，學習，幫助他人學習，從而創造壹個好學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