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高三八
孔慶東
公元1980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哈爾濱市第三中學。哈三中在黑龍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國的地位還要崇高。因為北大還有其他的大學與之競爭，而哈三中在黑龍江則是“寶刀屠龍，惟我獨尊”，別的重點中學壹概拱手稱臣，不能望其項背的。壹名哈三中的學生，比壹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學生還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產生了壹種責任感，仿佛全省三千萬父老鄉親的期望和重托，“誇擦”壹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從小就是壹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各門成績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後，面臨著考文科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選擇。這個選擇對我個人來說，是不存在的。我有壹種很頑固的偏見，我認為理科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我雖然壹向熱衷學習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但認為它們的價值只在於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時知道孟子的壹句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句話對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認為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力者”，認為文科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貴族”——盡管他們的現實處境是那麽的可悲可憐！所以我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心裏就有壹個高考的目標——北大中文系，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會的普遍觀念是重理輕文，似乎“愛科學，學歷文化”就是要當陳景潤、李四光，社會上流傳著什麽“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個別報紙還宣傳1985年要實現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產主義。有的老師聽我決心要考文科，而且還是中文系，都無比嘆息地說：“唉！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憶起這懇切的話語，不禁真有點懷疑當初的選擇，是不是給國家糟蹋了壹個陳景潤的坯子。在重理輕文的大氣候下，哈三中遲遲不開設文科班，於是我和壹些要考文科的同學，與學校展開了艱苦的鬥爭。“高三·八”不是壹個普通的班級號碼，那是我們用青春的熱血換來的勝利果實。下面我略講幾則與“高三·八”有關的事跡，獻給有過類似經歷，今天仍然保持著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壹、公車上書
高壹的上學期壹過，開不開文科班，就成為壹個爭論焦點。其他重點中學，在總體上不是哈三中的對手，便早早辦了文科班，集中優勢師資和生源，力圖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嚴格執行上級關於不許辦文科班的指示，名義上是反對偏科，實際上壹是有重理輕文的傳統，二是作為標兵單位，不敢犯任何錯誤，三是對文科沒有把握，反正辦也已經晚了，不如不辦，將來高考文科成績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績好了，更成為堅持正確路線的典範。這樣壹來，想考文科的同學，提出了“救亡國存”的口號。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年，根據所學的那點粗淺的歷史，壹本正經地把校領導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認為只有自己起來爭取，才能扭轉局勢，促使當局“變法”。我們分頭到各班串聯，各班人同此心。就連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學，也從學校大局著眼，支持我們。於是，我們就發動了壹場“文科班運動”。第壹，廣泛宣傳，到處議論，造成壹種“民不聊生”的輿論。政治老師講過列寧的壹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口頭呼籲和交涉，爭取教師的支持，是勝利的最大保障。這裏面要註意兩點，即對文科教師的絕對倚重和對理科教師的絕對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見書，形式分為個人的，各班的和全體的。這項舉措我們命名為“公車上書”。
我以個人名義和全體名義，送上了兩分意見書，言辭很激烈，還賣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過全市壹等獎。鄭濱和張欣也各寫了壹份。當全體意見書簽名時，產生了壹個讓誰簽在頭裏的問題，我記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要出事兒，我先兜著！”便第壹個簽了。鄭濱是個老陰謀家，說這樣不好，咱們找幾個大碗，畫幾個圓，都圍著圓來簽，就分不出先後了。其實我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是多余，領導上早都知道誰是宋江誰是李逵。很快校長就請我們六位同學去談話——具體哪六位我記不清了，反正我們既興奮又緊張，自稱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氣宇軒昂，實際上心跳得跟上體育課差不多。
周校長慈眉善目，滿頭銀發。雖然六十來歲了，仍修飾得風度翩翩，壹塵不染，看得出年輕時壹定是個英俊小生。他平常有兩件事特別受到廣大同學稱贊。壹是每天要腰裏暗藏壹把鐵錘和幾枚鐵釘到各班巡視，壹旦發現有活動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從來不問桌椅是誰弄壞的，興致勃勃地幹完，心滿意足地離去。所以三中的同學沒有不愛護桌椅的，全校內外整潔如洗。後來我到北大看見那麽多殘桌破椅沒人管，便給北大校長寫了封信，建議他也買把錘子，可是至今也沒收到回信。周校長第二件頗得人心的事是經常在周末和節假日組織老師們跳舞。那時跳舞還是很時髦的事。小流氓們跳舞時都要鄭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褲，覺得自己很高雅。正經人跳舞則是思想解放的標誌。三中有好幾位校長，同學們對他們的分工不大清楚，我們只覺得由周來接見們，大概是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心裏說不清是放松還是失望。
周校長帶著壹種嚴肅的微笑，妳們的要求我們看了。首先，妳們的立場是錯誤的。妳們稱學校領導為“校方”，請問，妳們是哪壹方？難道妳們不是學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嗎？妳們甚至還稱學校領導為“當局”，請問，什麽叫“當局”？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咱們學校這座大樓，從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廳，趙壹曼烈士在這裏戰鬥過，金日成同誌在這裏戰鬥過，還有李兆麟將軍
我趕緊說，李兆麟將軍是在哈壹中附近犧牲的，是國民黨女特務用美人計把他殺害了，兇手現在還在臺灣。周校長說，對，妳們可不能忘本哪！妳們管我們叫“當局”，讓我們多傷心哪！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壹輩子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都沒挨過鬥，到今天可好，我成了“當局”，妳們幹脆說我是劊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們六君子頓時覺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長道歉，說我們錯了，今後壹定改。周校長說，凡事都要從大局出發，妳們這樣壹鬧，要是上級知道了，就會認為咱們學校領導不力，不夠安定團結，妳們願意換校長嗎？我們齊說不願意。周校長說，就是嘛，上級不許辦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帶這個頭。給妳們開壹個文科班，到高考時，萬壹妳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妳害了嗎？學校現在決定，文科班不能辦，但是考慮到妳們的要求，可以利用壹些放學後的時間，開壹點文科的選修課，妳們要是真心的，就報名選修，其實我看，也沒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來，我們明白了，現在的關鍵是要先抓住選修課，經過宣傳鼓動，報名選修的居然有壹百多人，其中壹些同學並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學知識，我們那時不像現在的學生只認分數，我們是誠心誠意為了中華之倔起而廢寢忘食地抓緊壹切學習的機會，誰的知識最淵博誰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壹種“恥壹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選修課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悶熱，冬天酷寒，加上“當局”的分化瓦解，家長的威逼利誘，漸漸地人數少了，教室由兩個壓縮到壹個。我們用魯迅的話來安慰自己：隊伍越走到後來，就越精純。我們頑強堅持著，互相勉勵著，我們堅信“當局”的心也是肉長的。選修班的人數減到六十左右就沒有再減過。
又壹個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過去了。當冰封的松花江開始解凍，幾個在冰面上跳躍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時候，我們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勝利了。幾位校長都很感動，都說這些學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氣，他們考文科壹定能考出好成績。於是，就拆散了原來的8班，成立了壹個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們的理科學習與其他壹樣，只是多加了史地兩門課而已。這樣即使上級知道，也不能說我們“偏科”，說不定還要表揚三中呢。
“文科班運動”終於勝利了，但是有好幾位大功臣沒有享受這勝利果實。比如7班的班長李學軍和學委白泉，都是鬥爭堅決的“死黨”。他們本就不想考文科，他們只是為“正義”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後，我仍然經常與他們放學後壹路回家。8班從此成了壹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班，而“公車上書”則在我們的生命史上留下頗有價值的壹頁。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時間不到兩年，但在同學的記憶中，卻儼然是壹個完整的階段。那是因為我們班不僅集中了全年級的大量精英，而且發生了數不清的趣談逸事。
首先是幹部嚴重過剩。當過班長和團支書的足夠組成壹個政治局，班委和課代表俯擡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釋，總算草草委任了壹屆內閣。我們班主任教語文，四十多歲，長得很像那時的影星顏世魁，壹張黑臉上布滿殺氣，永遠穿著壹身黑色中山裝和壹雙黑皮鞋，拿著壹本黑教案，我們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課叫“黑手高懸霸主鞭”。我跟老魁說，我在初中當過學生會主席，領導這個班，沒問題，老魁壹擺黑手，妳啥也別當，就給我當語文課代表，有事兒我直接找妳。後來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並由此悟得了許多統治之道。10年後我也在北京壹個中學當過壹年班主任，也是讓最可靠的學生當語文課代表。其實老魁很少找我，可我們班同學，尤其是女生，都造謠說老魁待我像親兒子。我說老魁從未表揚過我，而且還批評過我，都沒用。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雖然內閣整齊，人才滾滾，但班級的實際權力機構，或者說權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時電影《少林寺》風靡壹時，我們班五十多人，卻只有十二個男生，於是加上老魁，就號稱“十三棍僧”。別看男生只有十二個，卻有六個的成績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績排在後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長田風，英俊倜儻，聰明絕頂，具有極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待人謙和仁義，辦事成熟老練，文藝體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極佳，看過壹部電影，他可以從頭到尾講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為什麽，他的成績總不見提高，也許是壹個人太多才了，對命運就缺乏危機感，區區分數也就不大放在眼裏了。
我們十二個男生，壹半坐窗下，壹半坐在後邊。每天嬉笑吵鬧，令女生十分痛恨。班裏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說了算。其實三十九名女生裏頭也人才濟濟，但女生壹多，就好比雞多不下蛋，誰也不服誰，誰也甭想出頭，幹脆樂得讓這幫傻小子領導，自己正好安心學習——我估計這就是母系社會垮臺的根源。可是學習這東西很邪門，不專心學不好，太專心也學不好。眾女生成天心不旁騖，出來進去手不離書，口中念念有詞，壹臉三貞九烈的樣子，卻大多數事倍功半。比如團支書劉天越，從來不抓團的工作，壹大早來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壹動不動，下課也不出去，吃午飯時，她的同桌趙靜把飯盒放到她面前，滿滿壹大盒飯萊，她居然吃得壹粒不剩，可見她的蛋白質消耗是夠大的。我們那時男女生之間相敬如賓，很少直接說與學習無關的話。我和同桌肖麟與她們相隔壹個過道，經常旁敲側擊，冷嘲熱諷。我對肖麟說：“看，又吃了壹槽子。”肖麟說：“已經壹上午沒出窩了。”劉天越聽了，只是低頭竊笑，繼續背書。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裏排進前五名，不具備領導男生的威望。這些該死的男生，上課說話，自習吵鬧，壹下課就跑出去翻單杠、扔鉛球，可是學習就是棒，見解就是高，辦事就是靈，而且老師們還喜歡。真不知上帝是怎麽安排的。
我們班因為男生太少，所以運動會時要求學校不限制男生多報項目。這下可好，田風和老倪包攬了大部分項目。他們這邊跳個遠，那邊跳個高，剛打破百米記錄，又要去投標槍。4×100接力賽老倪居然壹人跑了兩捧。美國的劉易斯跟他們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戰術也拿了幾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負責人事、宣傳和後勤，結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獲全勝。其他班紛紛抗議不公，但“當局”不予理睬。壹個女生跑來報告說，老魁躲在主席臺後邊偷著咧嘴樂呢。
十三棍僧裏，老魁自然屬於“惡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記》裏的話說，是“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下面舉幾個例子。我和肖麟是壹對酸腐秀才。因為預習功夫好，上課不大認真。練習題發下來時，我倆運筆如飛，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時間我倆就說笑話，猜謎語，對對子。比如我出個“白面書生吃白面”，肖麟對“花臉武士扮花臉”；他出個“春江花月夜”，我對個“秋水艷陽天”；我出個“自古小人先得勢”，肖麟對“向來大氣晚逢時”；他出個“慶東操場盜香瓜——可恥”，我對個“肖麟教室偷剩飯——該殺”。其他棍僧也有時參與進來。張欣有壹天吃雪糕壞了肚子，偶得壹聯頗佳：“吃雪糕拉冰棍頑固不化，喝面條泄麻花胡攪蠻纏”。鄭濱在地理課上出了個“火山燦燦山有火”，號稱絕對，我在化學課上對了個“王水汪汪水中王”，總算
給化學老師爭了壹口氣。
鄭濱和王老善坐我們後面，經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負。鄭濱不但學習好，而且極有藝術修養。他的書法繪畫都頗有水平，每月都買大型文學期刊閱讀，尤其對蘇俄文學有深入研究，後來成為北大俄語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謙虛溫和中深藏著壹種充實的自負。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傷他的自尊心為樂。我倆翻字典給大家起外號，讓大家自己選擇頁碼和序號。鄭濱選了幾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詞。有壹次叫“鄭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還有“鄭陰險”，“鄭攢錢”，“鄭麻子”等。有壹回到松花江玩兒，鄭濱壹人遠遠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種外號喊他都不回頭。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壹聲“鄭犢子”，鄭濱這才浪子回頭，從此他又多了壹個外號。有壹陣我們經常
喊他“鄭麻子”，當然他壹點也不麻，正像張鐵叫“張拐子”，其實跑得非常快壹樣。可是我們班有個女生叫鄭綺——後來留在北大黨委工作，懷疑我們的“鄭麻子”是叫她，通過別的女生傳來了質問。我們頓時很緊張，因為鄭綺不但不麻，而且是學習最好的女生，溫文淑雅，頗受尊敬。我們都為“誤傷”了無辜而良心不安。於是我們就慫恿鄭濱，說妳必須去向鄭綺解釋：“鄭麻子是我，不是妳。還有鄭陰險也是我，鄭攢錢，鄭犢子，鄭肱，那都是我，跟妳壹點關系沒有。”鄭濱聽了，格外氣憤，死活也不去解釋。結果我們投鼠忌器，不敢隨便再叫他的外號了。
王老善愛思考，愛發言，但經常表達不清。他有兩個外號，“喋喋不休”和“語無倫次”。他流傳最廣的壹句名言是：“來，我給妳畫個自畫像。”他和鄭濱受到我和肖鱗的捉弄時，就使勁擊打我們的後背。後來實在不堪忍受，他們就和後面的老倪老樂換了座，擊打我們後背的就變成了老倪老樂。
老倪高大魁偉，會武術，體育全能。在思想上是個大哲學家，凡事與人不同。他經常思考人生社會問題，有點魯迅式的憤世疾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悶而耽誤了做習題。他的處世態度是標準的黑色幽默。比如寫作文，寫到得意處，他就加壹個括號，裏面寫上“掌聲”。壹直寫到紙的右下角，括號裏註壹句：“有紙還能寫”。給板報寫詩，他只寫了前兩句，後兩句就寫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經常懷疑三角形內角和是不是壹百八十度以及雙曲線為什麽不能與數軸重合，他還偽造壹些根本做不出來的幾何題讓我和肖戚證明。他給別人畫像，人家說不像，他說：“我就不信世界上沒有長這樣的！”此話真是深含玄機。由於我認字比較多，他從字典上找了壹些難字僻字考我，
結果我都認識，他就自己偽造了壹些字讓我認。我不願意服輸，就胡蒙亂念，老倪非常驚訝：原來世界上真有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會被最簡單的假象所蒙蔽。
老樂是壹個瘦高個，南方人，有點結巴，平時極聰明，但壹急躁就會出錯。肖麟與他下棋，本來不壹定能贏他。但肖麟非要讓他壹子，老樂被他激怒，就輸了。肖麟又要讓他兩子，老樂氣得話都說不出來，結果又輸了。輸了就要鉆桌子，老樂簡直要氣瘋了。
十三棍僧就是由這樣壹群“壞小子”和“傻小於”組成。不要以為他們無聊胡鬧不正經，他們到火車站學雷鋒，到馬路上鏟積雪，德智體美勞都好著呢。後來在大學裏，也都能各自開拓出自己的大地，現而今，正為祖國的改革開放大業舞刀弄棒著呢。
三、威猛女生
1998年，流行壹首很肉麻的歌，叫《我是女生》。那歌唱的不像是女學生，而像是雛妓。我同齡的那壹代女生，雖有愚賢之別，美醜之分，但在人格情操上，真可以做當代女生的國母。
我們班的女生，正好是十三棍僧的三倍。外班叫我們班“娘子軍連”，叫我們“黨代表”。到了高三，我們成了名副其實的“高三·八”班。
物以稀為貴。我們這些男生被寵壞了，對女生表面上尊重，實際上不放在眼裏，直到畢業時，有的男生還叫不全女生的名字。比如有壹對同桌，我們就有點搞不清她倆是叫“倪靜、宗健”還是叫“倪健、宗靜”。這也不能全怪男生。許多女生整天不說話，上課不發言，叫人無法壹識廬山真面目。比如趙靜，就坐在我們旁邊，幾乎從未聽過她的聲音。她的名字，正好可以制成了壹個謎語：“走錯了，別出聲。”真是名如其人。我和肖麟，只好根據她們的表現，把女生分為若幹類。最外向的叫做“猛”，“傷”，其次的叫做“玩鬧”，最沒有印象的叫做“沒有”，意思是這些人跟沒有壹樣。當時大概是分封了幾猛，幾楞，幾玩鬧，和8個沒有。其余的則大都賜以外號。只有像鄭綺、劉天越等少數“女生貴族”仍以姓名稱之。當然，這些都是男生範圍內的黑話。直到現在，有的女生還在打聽自己當年屬於玩鬧還是屬於沒有。
“頭猛”是我們班最可愛的女生，梳著兩條小辮兒，虎頭虎腦，面色紅潤。她之所以“猛”，首先是由於她猛於提問。無論上什麽課，她必緊擰雙眉，時時舉手提問，問題十分古怪，往往令老師抓耳撓腮，老師如果答上了，她必追問壹句：“為什麽呢？”老師答完了“為什麽”，她又來壹句“為什麽呢？”沒完沒了地追問下去，直到老師張口結舌，宣布要回去“查壹查”，下次再答復為止。因為老師們總是聲稱喜歡學生提問，所以盡管被頭猛糾纏得火冒三丈，卻敢怒而不敢言，不僅當時要裝得和顏悅色，說：“妳的問題很有價值”，回去還要翻查資料，準備第二天答復她。下課時頭猛也不放過老師，歪著小辮兒擰著濃眉，壹直問到下壹節課上課才戀戀不舍地罷休。後來有的老師
壹見她舉手，身體就有點哆嗦，假裝沒看見或叫別的同學發言，下課時壹身，就躥回了教研室。但這樣也不保險，因為頭猛還可以追殺到教研室甚至老師的家裏。頭猛簡直成了摧殘人民教師的壹大公害。後來，頭猛又把殘害範圍擴大到同學和其他班的老師身上，逮著誰問誰。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頭猛則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師”。凡是認識她的老師同學，提起頭猛，真是哭笑不得。《隋唐演義》裏有個傻英雄羅士信號稱“頭猛”，他連“頭傑”李元霸都不怕，於是我和肖鱗便把這個綽號“下載”到了高三·八。
但頭猛終於遇到了兩回挫折。壹次是栽在老魁手裏。原來頭猛十分得意於自己的本事，居然在作文裏誇贊自己“每天都能向老師們不恥下問”，這下可叫老魁抓住了把柄。老魁語文課的最大特點就是善於在壹細小枝節上無窮拓展。碧野的《天山景物記》，第壹自然段有“橫亙”壹詞，老魁每次都能把這個“橫亙”講上整整壹節課，所以他以前的外號叫“橫亙”。橫亙老魁捏著頭猛的作文，壹遍遍講著什麽叫“下”，什麽叫“恥”，然後問頭猛“向老師提問能叫下問嗎？”頭猛說：“不能。”橫亙老魁追問：“為什麽呢？”頭猛說：“因為老師是上，不是下。”橫亙老魁再問：“為什麽呢？”頭猛說：“因為老師比學生歲數大。”橫亙老魁又問：“為什麽呢？”頭猛說：“因為
他是老師，所以歲數大……”頭猛終於被問得語無倫次，從此不再迫害老魁。
第二次是頭猛向我請教壹道立體幾何。我因為在批林批孔時得知我的老祖宗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從此銘記在心，對待大多數女生常常冷言惡語，授受不親，這時便簡單地告訴她說：“引壹條輔助線就行了。”頭猛隨即就來個“為什麽呢？”，我說：“因為有的人離了輔助線就不能活，就跟榆木疙瘩差不多。”頭猛聽了滿臉通紅，但仍裝著沒聽懂的樣子，歪著小辮兒說：“謝謝妳。”從此頭猛雖然還來問過我，但態度格外謙卑，不敢再問“為什麽”了。
頭猛除了猛於提問，在其他方面也生冷不忌。打排球時，她不但拳打腳踢，而且頭球也相當猛烈，兩條小辮兒飛舞著，好像在練習神鞭。發球時經常胳膊壹掄，球就不見了，原來從腦後飛到墻外。壹天自習時，她站到講臺前的籃球上，籃球壹滾，她摔了個五體投地。爬起來，她擰著眉毛又上去了，結果第二次摔得更重，只見她咬著牙挪回了座位。全體男生竊笑之余不禁微微佩服。頭猛確實有壹股“欲與男生試比高”的勁頭。最後壹學期，不少同學都比誰回家最晚，獲勝者往往要堅持到半夜。女生當然比不過男生，頭猛也不例外。但頭猛竟然把她哥哥帶來保駕，大有問鼎之勢。我和肖麟便慫恿老倪去揍她哥哥壹頓，老倪不敢，但總算把頭猛兄妹嚇走了。後來，頭猛壹直和我們男生保持著比較友好的關系，在北京讀完大學後，回到哈爾濱走進了金色盾牌的行列，她的“頭猛”特長真正得到了發揮。
“二猛”也是我們班壹絕。她坐在第壹排中間，提問的頻率和強度僅次於頭猛，所以屈居二猛之席。但她另有壹個絕招，即上課時目不轉睛地盯著老師，仿佛在她的眼睛和老師之間引了壹條活動的輔助線，並且隨著老師的壹舉壹動頻頻點頭。因此她壹開始的外號叫“頻頻點頭”。老師講課都希望學生有積極熱情的反應，但是有的學生沒聽懂，有的聽懂了在思考，還有我和肖鱗這樣的“不聽而懂”之輩，所以二猛的頻頻點頭給了老師極大的滿足和信心，老師們都愛叫二猛發言，特別是在頭猛舉手的時候。數學老師老膝最喜歡二猛，老膝是個樸實樂觀的山東大漢，看不透二猛的伎倆，經常隨著二猛的點頭節奏來掌握上課進度。只要二猛點頭，他就往下講，根本不管其他人聽懂沒聽懂。
講到酣暢之處，老滕對著二猛壹個人比手劃腳，滔滔不絕，二猛拼命點頭，滿面虔誠，別的同學不是氣得咬牙切齒，就是樂得手腳亂顫，只有頭猛始終舉著那不屈的手，兩條濃眉幾乎擰到了壹起。
二猛由於點頭有術，在學習上占了不少便宜，尤其數學，好幾次考試都得了滿分，被老滕認為是能考北大之屬。二猛自我也感覺甚佳，由經常向同學請教改為經常接受同學請教。可是蒼天無情，高考前夕，她家裏忽然出了點事，她也因長期點頭而得了偏頭痛，結果導致高考失利，後來進了壹家很不滿意的學校。二猛不肯服輸，經常跑到京津各大學的同學處傾訴她理想誌向，順便教訓壹番“小人得誌”的老同學。老同學們壹方面都比較體諒她，另壹方面又比較怕她，因為她慷慨激昂，指點江山，從江青到弗洛伊德，沒有她放在眼裏的，比頭猛的“十萬個為什麽”還要威猛十倍。只有我可以對付她。我的辦法是板起面孔，嚴厲無情地批評她的狂妄自負，她出於自尊，只有老老實實接受
批評，感謝而去。另壹個辦法是把她介紹給周圍的朋友，我自己揚長而去。二猛和我的許多朋友都互留了電話地址，我的朋友們也很佩服我有這樣壹位才華橫溢的老同學。其實我知道，二猛的心中是有著深深的遺憾和哀傷的。
四、不敬師長
我們這壹代人，雖在文革中度過童年，卻最懂得尊敬師長。我們的尊敬，不是停留於表面的禮貌謙卑，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和敬重。所以，我們對老師的“敬”，有時恰恰是以“不敬”來表現的。我們興致勃勃地觀察老師的小動作，模仿老師的口頭禪，給老師起外號，所有這些，使老師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師成為我們壹生心目中最可愛的人。
哈三中的老師大多德才兼備，遠近聞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時，語文老師劉國相就極有性格。他講課精彩幽默，見解獨到，倍受同學歡迎，然而他卻極不謙虛，講到高潮，突然大聲問壹句：“我講課好不好？”同學齊喊：“好！”他又問：“棒不棒？”同學齊喊：“棒！”劉國相如飲甘霖，越發精神抖擻。有時其他省市的老師來觀摩聽課，他也不知收斂，甚至更加肆無忌憚。有壹回上課前他走到講臺，同學起立，他不按慣例說：“同學們好”，卻揚起右臂喊了聲：“嗨，希特勒！”這樣真誠的老師在中國可以說是風毛麟角，他給我留下壹個終生的啟示：做老師，首先要做壹個真誠的人。
高三·八的老師普遍喜歡我們十二棍僧，但他們不知道，十二棍僧對他們是常常頗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裝出壹副兇相，不論同學取得什麽成績，他都很少表揚。尤其喜歡訓斥女生，還動不動威脅女生說，誰要躲在屋裏不上操，或者偷懶不掃除，他就壹腳把她踢出去。女生對他又恨又怕，並且因為他很少威脅男生而對男生也增加了仇視。可是到畢業時大家回頭壹想，老魁壹個人也沒踢過，壹個人也沒罵過，多少訓斥和“威脅”，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憶。比如壹次種疫苗，許多女生害怕打針，竊竊議論。老魁說：“那有啥可怕的？壹攮壹個！”嚇得女生壹片驚叫。還有壹天下午，我去參加全市語文競賽，同學們都在自習，老魁故做鎮靜地踱進來，在黑板上寫下壹行大字：“孔慶東在全市語文競賽中獲得壹等獎”，然後又故做鎮靜地踱出去，在門口左腿把右腿拌了壹個趔趄。我傍晚回到學校，望著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內心。
老滕是個急性子。講課時壹個字趕著壹個字，口沫飛濺。又喜歡在空中比畫，無論多麽復雜的幾何圖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擺在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