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事件不僅在當年引起了韓國的公憤，即使在多年後，它仍然屬於韓國輿論場中不可提及的“韓國之恥”。從電影《蘇源的犧牲》中，也能或多或少看到批評和反思。同時，隨著世界範圍內反性侵的興起，“蘇媛案”也成為許多國家反性侵的典型啟蒙案例。
從我們國內媒體對“蘇媛案”的關註來看，並不是說中國沒有類似的性侵事件，而是當我們通過電影《蘇媛》更清晰地看到性侵對幼女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時，總覺得“趙鬥春”必須付出沈重的代價，人類才能在文明的道路上更進壹步。
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麽韓國的“蘇源案”能頻頻進入我們的輿論場，在於單純的正義，沒有國界。畢竟各國壹直在探索“性侵”的量刑，更何況“性侵幼女”是其中的壹個分支，會陷入某種邊緣化。
當然，就目前的基礎知識而言，“性侵幼女罪”是最常見的聲音。因為我們都知道壹個事實:“如果我們不能保護我們的孩子，自然我們的社會就沒有希望了”。在這裏，對於“性侵案”，必須區別對待“性侵幼女案”。
因為我們在評價危害性時必須考慮“受害人的年齡”，而“受害人的年齡”往往決定了她(他)對侵害的容忍度。這種考慮的存在是基於實際的傷害程度，而不是對性侵進行分級。要知道，就性侵而言，無論是從道德層面，還是從法律層面，都是十惡不赦的罪行。
但就“蘇源案”而言，如果不是電影推波助瀾，可能不會引起這麽大的關註。但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壹是讓案件不斷進入輿論場，會促進相關法理的不斷完善，至少從司法的角度來看，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第二，即使目前的法理無法對罪犯進行重判，輿論審判總能讓他們實現“社會死亡”，這也是壹種補充懲罰。
就“壹”的作用而言，應該是有目共睹的。不僅觸及了韓國的法律制度，也觸及了其他國家的法律制度。因為就正義的訴求而言，國與國之間應該沒有差別。但就“重判”的尺度而言，不排除各國之間存在壹定的差異。
因為有些國家沒有“死刑”，所以作為“第二”的意思就顯得尤為重要。很多人擔心“輿論審判”會幹擾“程序正義”。其實應該足夠公開，因為懲罰分道德和法律。如果法律不能完全釋放正義，那麽道德就應該迅速彌補，這本身並不矛盾。
當然，在“重判”這個問題上，可能很適合壹句話:“生命只有壹次，對犯錯的人要多壹些寬容。”但同時，面對不可逆轉的經歷，那些正在塑造生命力的孩子，更需要壹句話:“生命只有壹次，不容侵犯。”
說實話，在是非面前，如果壹直強調理性建設，放下屠刀，可能是對受害者的“二次殘忍”。我們有理由相信，看過電影《素媛》的人，可能都希望趙鬥春快點死，因為作為正常人，他們無法容忍動物般邪惡的人繼續活著。不幸的是，趙鬥春出獄了。
雖然在媒體的鏡頭下可以看到眾怒，但在韓國固有的法律體系下，對趙鬥春的處罰也只能到此為止。日本的詩織·伊藤以“正義實驗”自居，表現出“日本的恥辱”。隨著趙鬥春的回歸，電影《素媛》必將成為“韓國之恥”。
此外，很多人擔心68歲的趙鬥春會繼續作惡。這種可能性有多大，真的很難說。但是，對於這麽殘忍的人，最好還是多加註意。很多時候，做錯事的人的懺悔並不是良心發現的結果，也是為了“趨利避害”而做出的基本態度，壹定要警惕。
當然，我們真的希望12的監獄歲月能給他洗禮。他說不記得作案時的情況，還說“想見見受害者”，似乎有反省的影子。但關於見與不見，決定權應該在受害者壹方，而不在侵犯者壹方，因為這也可能是趙鬥春的虛偽，不必太在意。
畢竟對於“蘇源案”的輿論博弈，已經遠遠超出了“重判”的意義。甚至比起讓趙鬥春快點死，長期籠罩在他頭上的“社會死亡”的氛圍讓他無所適從。那些看似不理智的圍攻行為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大家都明白這是趙鬥春罪有應得的結果，所以並不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