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日本政客真的是壹群瘋子？
田的《日寇大敗》通過勾勒“偷襲珍珠港”的決策過程，展現了理性是如何被吞噬的——每個人都是聰明人，卻沒有人敢說不，都指望別人站出來贊同，最終導致集體災難。
事實證明，決策失誤不僅是最高決策者的問題，也是決策機制的問題。當高層利益脫離底層利益，瘋狂和愚蠢就在所難免。
日本的大敗
把球踢給東條英機。
10月6日，總理近衛文麿宣布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並任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氏很吃驚。
在內閣的近衛中，呂翔是個令東條英機頭疼的人物。他主張對美國強硬。在決策圈裏，每個人都知道東條氏在胡說八道。就算和美國打，也是靠海軍，和陸軍沒關系，日本贏不了。
據估計，當時美國的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是20倍，銅是9倍，鋁是7倍，美國的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果戰爭爆發，日本每年將損失654.38+0.4萬噸戰艦，遠遠超過其補給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船都會消失。
近衛文麿出生於貴族家庭，做事猶豫不決，總是試圖討好各方。然而，為了搶奪資源，陸軍和海軍都在拼命折磨衛兵。東條英機的伎倆是頻繁打“反美”牌。
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於“愛國”，具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比邏輯更有號召力。中層官員大多支持東條氏。他們出身卑微，靠自己的努力往上爬。在晉升天花板前，他們覺得高層都是壹群投降主義者，都應該下臺，這樣他們才能做到最好。
明治維新後，陸軍士兵的暗殺和政變被塗上了悲劇的色彩，所以決策圈的人害怕被憤怒的青年誤解，沒有人敢站出來反對戰爭。在東條英機咄咄逼人的推進下，近衛文麿不得不拖延，但東條氏拿出了絕招:設定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
在倒計時中，近衛文麿差點就退出了。
任命東條英機為首相實際上包含著惡意:妳來嘗嘗近衛文麿的味道，妳真敢和美國人開戰？
近衛文麿，他幾乎是空的。
和平的機會錯過了。
他對把東條英機放在首相的位置上感到不解。他當然明白跟美國開戰是找死，但他總要交代壹下那些年吹出來的牛逼力量。
麻煩源於“七七事變”。日軍本以為幾個月後就能打贏對華戰爭，卻意外陷入其中，導致物資和人力資源短缺。就連皇宮的鐵條也被拆下來送去煉鋼爐。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就是主動出擊。陸軍有壹個激進的想法:進攻東南亞。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群島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的物資補給線，迫使蔣介石投降。
但這裏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能坐視不管。果然，日軍剛邁出第壹步，美國就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石油儲備只夠壹年，只能盡快讓給美國。
事實上，美國也有意與日本媾和。這時，羅斯福決心與德國開戰。他不想同時與日本開戰。他願意放棄有形的利益，保持道德高地。但是，東條英機需要更多的面子來保證他的“反美”表演不失敗。在條約中，他設置了太多復雜的詞語，並拒絕在毛皮問題上讓步。
其實美國提出了大幅讓步的方案，日本人並不理解。在末世裏，日本人也提出了讓步方案，但美國人無法理解。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的那壹刻，美日還是有可能達成和平的。如果沒有倒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告訴他們，“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但他是最負責任的。
後來調解的萊奇知道沒時間了。同樣，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日本會收獲實實在在的利益，但如何向愛國者交代？“臨淄”與“面子”
無法回頭的東條氏秀樹。
為什麽沒人踩剎車？
在沖向戰爭的過程中，日本有幾股力量踩了剎車。
首先是反戰派的裕仁天皇遇刺。面對戰爭動議，他的壹系列反問讓將領們目瞪口呆，但自明治維新以來，還沒有皇帝否決過內閣的意見，他最終選擇了讓步。
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定的反戰派，但他沒有勇氣反對上級，而是主動提出“要想贏就先下手”。在反對錯誤決策上，他沒有像備戰時那麽努力，而是決定開放。
在二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實際上將預計年損失654.38+0.4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降低了50%，使得日本的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負責人解釋說，反正皇帝會否決。
第三個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不壹定是發自內心，但他壹執政，各方都傳來好消息，完美大膽的“偷襲珍珠港”就擺在桌面上。他能否認嗎？那他就失去了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但口號也綁架了他。
第四，日本外交官萊奇和野村在國際社會的口碑很好。他們了解世界，堅決反戰，但他們謹慎，寧願擊沈他們的船只。只要不先把自己淹死，他們是絕對不會主動的。
“，結果全輸了。
堅決反戰的山本五十六沒有勇氣反對上級
日本自由派成了擺設。
當時日本國內仍有堅決反戰的自由派，但朝鮮國內沒有人，響應的人也很少。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時期，自由主義者壹度主導政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圍，但卻遭遇了敵意的劇增。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個階層變化很快，但上層相對封閉，讓大家覺得利益被剝奪了。
有了怨恨，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排外就成了他們發泄憤怒的最佳渠道。在教育和媒體的幫助下，“愛國”是唯壹的。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人們可以看到壹個完美的日本。面對現實中的種種不如意，日本民眾把責任推給了“漢奸”，鼓吹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亨西園寺公望壹手提拔的，但塞翁基本人也差點在政變中喪生。到了晚年，他和警衛的看法越來越不壹樣，甚至不說話了。
兩人都是反戰的，但基於實力分析，近衛認為戰爭必輸，而賽昂基基於“人類高於壹切民族”的價值觀，反對為自身利益放棄道德標準。
事實證明，賽昂基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的決策過程中，沒有任何高層人物從道德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沒有道德高度，很容易因貪婪而結成邪惡的聯盟。
為什麽西原伸晃的自由主義在日本沒有市場，值得反思。這的確是思想傳統和文化傳統的責任。
為什麽類似的災難不斷重演？
當所有的腳都不踩剎車的時候，結局可想而知。事實上，這樣的悲劇在現代東方絕不是個例，而是屢屢發生。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四點經驗:
首先，落後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後來者向別人學習減少試錯成本，這是後來者的優勢。可以進入相持階段，會出現“後發劣勢”:壹方面，沒有試錯，社會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
集體的浮躁心態。另壹方面，後來者天生就有方向感，跟著強者走就行了，但是壹旦他們平了或者領先了，問題就產生了，因為他們的發展不是內生的，而是模仿的，是“跟別人壹起”的
“比，比物體壹旦消失，它可能會失明。
盲目和浮躁必然會忽視普遍性，陶醉於自我的特殊性，從而導致災難。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義綁架社會:
民族主義是壹種美好的情感，是壹種值得追求的價值，但政治理想應該與社會保持壹定的距離。社會生活豐富多樣，不能用政治標準來衡量。
萬物的進化是壹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人類也是如此。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是進入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固守互不區分的混亂狀態，不僅會制約整體進步，還會造成歷史倒退。
政治標準往往是神聖的，能給人存在感和激情，從而忘記現實的平庸和挫敗感。中層軍官是日本走向戰爭的重要推力。因為制度罩著，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別寬容。
人們很容易被神話和激情所欺騙。如果高層認為可以通過制造神話和嘩眾取寵來團結中產階級，掌握更多資源，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生物界牛搖尾巴，但在權力領域，往往
是搖著尾巴的母牛。
第三，有人反對總比沒人剎車好:
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如果萊奇和野村能不顧壹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改變嗎？
但在專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犧牲，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只有工具價值，人的尊嚴和情感被徹底閹割。就像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式潛艇，但仍在實戰中使用，表達異議是人性的最高證明。這樣的人怎麽對抗威權？
專制的特點就是不接受反對，然後就變成了消滅反對者，然後是消滅反對的聲音，最後是消滅不贊成的聲音。壹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只會增加“不忠誠的贊成者”的數量，迫使人們天天喊偉大，這是在批量培養臣子，但臣子從哪裏踩剎車呢？
第四，警惕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
日本有足夠的機會來彌補錯誤。既然被侵華戰爭拖累，就撤軍了。雖然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但至少不用付出代價。
但在威權社會，高層權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永遠不能出錯。大家看到他犯了錯誤，只能用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這個錯誤。
從壹個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更容易，因為決策者不直接承擔錯誤的後果而選擇讓別人去死比選擇讓自己去死更容易。說到根子，還是體制問題。
有爭議的歷史觀
這本書很勤快地搜尋材料，展現了歷史更豐富的壹面，但遺憾的是，作者經常推斷當事人的心態，這幾乎不能算是壹種嚴肅的歷史研究。畢竟人的觀念是不斷變化的，再多的材料也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真的是這麽想的。在看似合理的幌子下，他們其實賣的是作者的歷史觀和認識水平。
把寫歷史還原給寫人確實更好，但這混淆了歷史和文學的界限。作者試圖證明，決策失誤的根本原因是決策群體的整體素質不好，不如明治維新壹代。這
雖然是日本社會對二戰的主流反思之壹，但卻忽略了對社會、文化、制度的反思。換句話說，如果找對了人，日本可以走出困境，但是忘了明治維新也是。
妥協多壹點，那時候優秀的人彌補了體制的裂縫，但是這個裂縫最終會隨著發展的壓力越來越大，發展到無人能彌補的地步。
就算東條英機這壹代沒毛病，以後也會有問題。
不合時宜的話
記得20年前和朋友聊到“未來最讓我擔心的是什麽”。我說社會發展以後，最大的危險是民族主義狂熱。朋友不同意，認為我沒有看“底”。腐敗、貧窮、混亂和無知比比皆是。哪個比民族主義更可怕？然而，20年後，事實證明，這些都可以轉化為民族主義資源。
如果說未來20年我們最擔心什麽，那就是歷史的倒退。相信很多人會說，怎麽可能？過去的時代不可能重來，因為大家都已經懂事了。而這本書告訴我們，即使是睿智的人，依然可以攜手走進災難，依然可以集體拋棄理性。
說壹句最俗的:以史為鑒。
作者:陳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