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白求恩起初是作為壹個胸外科醫生得到國際聲譽的，但他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也是壹個畫家、詩人、軍人、批評家、教師、演說家、發明家、醫學著作家兼理論家。
妳所不知道的諾爾曼白求恩
壹、歷史老照片
對於20世紀後半期的幾代中國人來說，經過歷史潮流的若幹次淘洗，白求恩就像是壓在箱底的壹只泛白的軍挎包、壹塊舊表或壹張老照片。歷史的相片，有壹張大家特別熟悉，那是著名攝影家吳印鹹1939年10月匆匆拍下的，後來被制成了郵票：日軍對晉察冀邊區的冬季大掃蕩剛開始，白求恩和戰地醫療隊急行軍70多裏山路，在距火線5、6裏遠的壹所小廟裏搭起了臨時手術臺；白求恩身穿八路軍土布軍裝和草鞋，正俯身在手術臺前，身旁是幾名助手；夕陽的光線從照片的左前方照進來，從側面勾勒出他的白發、花鏡、胡須、瘦削的臉頰和全神貫註的神情……。那時，距11月12日也就是他以身殉職的日子，已只有10幾天了。
吳印鹹的這張歷史照片和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是我們幾代人認識他的
主要依據：不遠萬裏來到中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形象，也是被定於壹尊的、高度抽象化的白求恩形象。當濃重的歷史背景漸漸遠退，這個形象也似乎變得空洞，成為壹個道德偶像，壹個意識形態的符號。這個形象,我們現在就讓它重新回到生活的真實中去。
二、壹個放浪形骸的人
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鎮格雷文赫斯特。這壹支白求恩族原是法國胡格諾派（法國新教）教徒，16世紀中葉遷居到蘇格蘭，18世紀移民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是多倫多市的著名外科醫生，父親是長老會的牧師，母親也是壹名傳教士。
白求恩從小就表現得有點膽大妄為，8歲的時候，他解剖蒼蠅和牛腿，追到陡峭的懸崖邊去捉蝴蝶，有壹次摔斷了腿。10歲的時候他壹個人橫渡佐治亞灣，差點兒溺死。他不但熱愛科學和冒險，還喜歡用粘泥塑型，在畫布上塗顏料。“母親給了我壹個傳道家的性格，”他喜歡這麽說，“父親給了我壹股要行動、要幹的熱情。”
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白求恩還在多倫多大學讀醫學。加拿大宣戰的那天，他參了軍，被派到法國前線的戰地救護隊做擔架員。後來，負傷，回國，重返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了英國海軍，當了壹名軍醫。
戰爭結束時，白求恩正在駐法國的加拿大航空隊服役。他和朋友們坐在巴黎的小酒館裏，那時，有些人夢想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和平原則“十四點”作為新世界的指南，有人尊奉費邊社會主義，有人用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學說解釋世界，有些人在卡爾·馬克思的旗幟下行動起來。白求恩發覺自己成了壹個仿徨歧途、沒有歸宿的人。他感到幻滅，這是西方知識分子在戰後二、三十年代普遍感到的幻滅。白求恩28歲了，兩鬢未老先衰地生出了白發。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國退了役。
他壹面在醫院做實習醫生，壹面到歐洲做商業旅行。他利用藝術鑒賞的本領，在法國和西班牙買進藝術品，然後在倫敦出售，賺了足夠多的錢，使他能夠過壹種奢華的生活。他像貴胄子弟壹樣視金錢如糞土。他出手闊綽，買最好的服裝、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還有無數的書籍，別人借錢則有求必應，他還給自己備辦了粘泥、顏料和畫布。那時，年輕的白求恩走在街上，擺動著壹根手杖，出入於倫敦放浪形骸的藝術家聚居的梭瑚區公寓。他性格直率，舉止豪邁，為了內心的信念可以不計得失。每晚，年輕的作家、美術家和音樂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縱酒宴飲，聽他高談闊論他的藝術和人生觀。他那時信奉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精神之父瓦特·佩特的學說，這位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文化英雄，倡導感官、興味和快樂，所謂體驗就是壹切。在20年代早期的倫敦，白求恩就這樣沈浸在浮華放浪的生活中,暫且療治他的幻滅感。
壹連三年，他忙著做外科手術，繪畫、雕刻、結交新朋友。可是，這種放蕩不羈的生活發生了改變，因為他遇到了兩位女子。
三、中產階級的名醫
實習期滿，他在倫敦東區的壹家私人診所裏任職。埃麗諾·德爾夫人是這家診所的主人，她極其富有，後來成了白求恩的朋友並資助他到歐洲深造。他在巴黎、維也納和柏林觀摩了歐洲外科大師們的手術，這使他終生受益。
1923年秋天，他到愛丁堡參加皇家外科醫學會的會員考試，遇到了弗朗西絲·彭尼。她22歲，是愛丁堡壹戶有名望的人家的獨生女。英國上流社會女子學校給了她恬靜脫俗的氣質，這些加上她柔和悅耳的聲音和美貌使他壹見傾心。三個月後，他們結婚了。
婚後的白求恩偕妻子輾轉歐洲和北美，最後定居在美國底特律城，那是新興的汽車工業的都城。他開設私人診所，很快就壹舉成名。但是，他的婚姻出了問題。他倆相愛，但由於背景不同又彼此隔膜；他做事果決，但又性格急躁；他們的關系成了壹連串爭吵與和好、氣惱與溫存、責罵與悔恨的循環。這壹切即使在他們到了底特律以後也沒有改善。可偏偏就在這時，他病倒了。
他得的是肺結核，這是改變他命運的疾病。他的兩頰陷下去，頭發更白了，眼睛燒得通紅。他躺在床上，“我是完蛋了－－妳前面還有整整的壹生，”他用堅定的語氣對弗朗西絲說，“我要妳跟我離婚，走妳自己的路。”
這是1926年。他在紐約州的特魯多療養院裏靜養，與世隔絕，早年的荒唐經歷恍如隔世，他已近中年，獨自品嘗著死亡的苦味。他說：“我沒有什麽遺憾。我已經厭倦了。在這以後無論什麽也都沒有意思了……”
絕望中，壹個偶然的機緣，他得知有人正試驗用外科療法代替傳統的療養法醫治肺結核。這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得救。他深入研究後，要求在自己身上做手術。外科療法的效果出人意料，他的咳嗽漸漸減輕，兩個月後竟出院了。
沒有多少人有機會面對死亡並從中認識自己壹生的真相－－然後又活下去。現在，他對底特律、私人開業和賺錢都沒有了興趣。他不再幹普通外科，肺結核成了他唯壹的興趣所在。他和另外兩位醫生合作進行了壹系列的小白鼠肺壓縮實驗，成果發表在1930年的《細菌學學報》上，別的成果也由那些專業雜誌陸續刊載；他的腦子裏充滿了對新技術、新方法的設想，不斷冒險在自己身上做各種試驗，還發明了好幾種胸外科器械，有的像肋骨剪，就是以“白求恩”命名的；他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幾座大城市醫院裏行醫，30年代已躋身於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專家的行列了。
白求恩掙很多錢，但是同早年壹樣總花得幹幹凈凈。他曾經和弗朗西絲復婚，壹年後又再次分手。他繼續做畫、做雕刻，照顧當地的無名藝術家，總是出錢買他們的作品，還建了壹所兒童美術學校。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爾舉辦了個人畫展。那些年，他是蒙特利爾聖心醫院的胸外科主任，醫務界薪水最高的人之壹，全世界醫學界都有人慕名到聖心來觀摩他的工作。他是成功的外科醫生、社交界的紅人、有結婚條件的單身漢，上流社會追逐著他，但他與他們總是格格不入。
早年的幻滅感依然揮之不去。他總覺得什麽地方出了問題，僅僅依靠胸外科療法並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貧窮的病人。他們越來越多，因為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已經持續幾年了。
四、他是怎樣向左轉的？
幾年前，也就是1929年10月，紐約股市出現波動，接著就發生了崩潰。失業、破產、貧困，銀行、工廠、礦山紛紛倒閉，那些持“審慎樂觀”態度的人士接二連三地從他們華爾街摩天樓辦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他註意到世界上存在的壹種悖謬：數百萬人沒有衣服穿，美國卻把地裏的棉花翻耕入土；幾千萬人忍饑挨餓，加拿大卻把小麥燒掉；街角有人討5分錢想買杯咖啡，巴西卻把咖啡倒進大海。
這種悖謬也侵入了他的醫學領域，“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復原而窮人死亡。”他說，“這很簡明地說明了經濟學和病理學的密切關系。”世界歷史正醞釀著戰爭和革命，他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在蒙特利爾街頭，他目睹了壹次大規模示威。壹隊隊騎警吹響警笛沖進人群，揮舞警棍四下亂打，男男女女紛紛倒在地上，因恐懼和疼痛而呼號。他從自己的敞篷車上取出藥箱，為受傷的示威者包紮。
第二天，蒙特利爾失業協會的領導人正在昏暗的辦公室裏開會，門突然打開， 壹個衣著考究的人走進來。他遞過壹張名片說：“我是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妳們送到我這兒來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壹概免費醫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個別的醫生這樣做……”他開始和窮人混在壹起，到他們家裏去，同他們壹起開會，會見他們的領導人。這些人討論哲學，組織工會，並以壹種他喜歡的溫暖的同誌之情接待他。
1935年，他作為加拿大醫學界的代表到列寧格勒，參加那裏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但其實他主要是想看看蘇聯“社會化的醫療制度”，看看“俄國人”。通過蘇聯公***衛生人民委員會，他獲準參觀了許多醫院和療養院，乘便做了調查。他發現，建國以後18年，盡管有近壹半時間用於國內經濟重建，但蘇聯的肺結核發病率卻減少了50％以上，這證實了他自己關於肺結核可以完全消滅的信念。在蘇聯，他發現了世界上最完備的療養院和休養所，在這兒產業工人享有公費醫療的優先權，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在各個診所和療養院，壹切醫療都是免費的，這不是什麽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權利。在這裏，他壹向鼓吹和設想的許多已經成為現實，比如針對兒童實行的結核病預防措施，比如針對肺結核患者采取的復原制度。
他心悅誠服，興奮異常。回到加拿大後，便在全國做旅行講演，用分娩和產痛作比喻，為俄國革命和蘇聯制度做辯護。他從醫學專業的問題出發，卻得出了社會的結論：保護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變產生不健康的社會經濟制度，消滅愚昧、貧困和失業。接下來是合乎邏輯的壹步，他加入了***產黨。這個傳教士的兒子堅信，假如基督再生，這也會是他的選擇。
那時，西班牙內戰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員會決定派壹個醫療隊到馬德裏去，白求恩被推選為隊長。他辭去了聖心醫院的職務，立下了遺囑，三個星期後動身前往西班牙。
過去，肺結核是他的敵人；現在，法西斯主義是他的敵人。他組織了戰地輸血隊，奔波於馬德裏、巴塞羅那、馬拉加和阿爾梅裏亞的前線，為傷員輸血。佛朗哥的軍隊正步步逼近，到處都是血、斷肢和屍體。經過西班牙內戰，血與火把他淬煉成了壹名戰士。
白求恩回國了，在北美巡回演講，為民主西班牙尋求更廣泛的支持。這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了。國際援華委員會配合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進行工作，白求恩請求率壹個醫療隊到中國北方，支援那裏的遊擊隊。1938年1月2日，他帶著足夠裝備幾個醫療隊的藥品和器材，從溫哥華乘海輪前往香港。
五、最後壹站：中國，太行山
接下來的故事是我們都熟悉的。他到了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他組織了戰地醫療隊，前往華北的抗日最前線－－聶榮臻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
華北的父老鄉親正在與亞洲最強大的陸軍作戰，那些往日的莊稼漢、婦女、學生和軍人們壹起開會、訓練、行軍、唱歌，臉上泛著光芒。白求恩同他們在壹起，發現了新的生活。他率領醫療隊趕往距火線最近的地方，以他高超的醫術搶救每壹個傷員。有壹次，他壹連工作了40個小時，做了71個手術；另壹次，他在69個小時裏搶救了115個傷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嶺中，他每到壹地之前，他的故事就先開始傳揚，而他的到來則使當地的士氣為之壹振，戰士們常常喊著他的名字沖向敵人。
他49歲了，已滿頭白發，閱盡人生。藝術家／醫生／遊擊隊員，從早年放浪形骸的青年到中產階級的名醫，在資本主義的大蕭條和危機中合乎規律地左轉，成為***產主義者。最終，他在亞洲大陸的腹地，在四分之壹的人類中間贏得了尊敬和愛戴，找到了人生的歸宿和真諦。如今回想起來，毛澤東的那段著名文字其實講述的就是站在人生終點的白求恩：壹個高尚的人，壹個純粹的人，壹個有道德的人， 壹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