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造型與故事的矛盾
自首部小說《紅高粱》問世以來，張藝謀的電影壹直備受爭議。人們總覺得他的電影造型感十足，故事情節讓人琢磨不透，尤其是《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被認為形式多於內容，遭受貶損。那麽造型和故事可以融合嗎？以《秋菊的故事》(1992)為例簡單說壹下。
建模。從法國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美學思想來看，似乎越貼近生活，越能體現美感；但仔細品味葛達爾、特呂弗、費裏尼、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很重要，他們的造型和色彩都是敘事手段。《pierrot le fou》以越南少女與槍炮聲的混合來抗議戰爭，以色彩突出上層階級的誇張；《四百朵》中小安托萬給巴爾紮克的供品差點火了，可見特呂弗的儀式感。《八個半》把自己當風箏放飛的超現實想象；《紅色沙漠》用色彩直接表現了現代人的虛無，顯示了造型的敘事能力。
再看這部片子:布景造型，火紅的辣椒很像女主角秋菊的性格，倔強中有壹絲倔強；墻上黃色的玉米，黃色的校舍，滿山的黃枝，都能在充實中窺見收獲後的寂靜。人物造型，孕婦秋菊的肚子，忙裏忙外，進城說理，和村長爭論...，沈重的外表下，有壹顆不服輸的心。內外反差越強，留給觀眾的思考空間就越大。
造型與寫意。本片改編自陳元彬的小說《萬家訴訟》。在原著中，秋菊並沒有懷孕。之所以加上這個設定，大概是為了表現重視生育的傳統。當行走不便的秋菊走在縣城繁忙的街道上，無形中，滿腹心事的秋菊與悠閑的城市形成了對比，也寫出了壹個在搖擺與堅定中搖擺的倔強的農村婦女形象。
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寫意是壹個非常艱難的考驗，當然天才除外，因為壹千個人眼中有壹千個哈姆雷特，作者往往要比讀者走得更遠，才能把表達融入故事之中。這種壹個人進城的場景，經過多次討論，無論是擁擠還是寂靜，街景是什麽樣的，怎麽去秋菊，都會呈現出不壹樣的戲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