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與鄭先生商榷
鄭65438+10月8日的文章《我們應該大力扶持民族電影》批評了晚生，他們應該無條件接受。而鄭老先生提到的這種“民族片”，更讓後來者不解，只好在這裏繼續多問幾個為什麽“書生氣”，希望前輩們納入其中。
因為鄭老師指責我沒有看清楚他的文章甚至“曲解”了他的論點，“想當然”等等。所以，在求教之前，先對此做個回復。去年10月，我寫了《什麽是“純國產電影”？，剛才讀了和鄭關於電影本體和國產電影真實性之爭後的感受和經歷。本來兩種觀點都有涉及。《文慧電影時報》的編輯把它改成了只給鄭老先生看的“純國產片”，更加簡潔。65438年2月4日，《泰晤士報》發表了周先生給鄭先生的回信，加深了他們的爭執。我應該與此無關，但出乎意料的是，鄭老先生突然調轉槍口，沒回答周先生就反駁了我。前輩們除了再次強調“純國產電影”必須“沒有外國資金的介入”，還聲稱“...他們沒有提醒電影創作者註意道具等細節的真實性嗎？”為此我翻出1998年的《泰晤士報》，把引起這場爭論的先生和鄭先生的文章從頭到尾看了壹遍，特別是鄭先生9月26日的文章，讀了壹遍又壹遍。似乎鄭老先生並沒有發現任何關於國產電影細節真實性的“反復提醒”。而是反復使用“當然”和“但是”來否定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浪費壹些篇幅抄錄壹下鄭老先生的原文:
"...純國產電影...暫時無法普遍搞同步錄制，除了資金條件，也和我們演員水平普遍不高有關系。很多演員連普通話都說不好，還得找別人給他配音。妳怎麽能同時錄音呢？當然，道具等細節的真實性是非常必要的。抗戰前土匪用的是80年代制造的武器，1938前國民黨空軍用的是美制飛機和武器。當然不是。導演和道具組要千方百計找到符合時代的道具...這壹切都是無可爭議的。但同時，我覺得沒必要小題大做……”鄭老先生在這裏不是明確說過“純國產片”嗎？“經濟條件”“演員普通話”都是鄭老先生的原話。怎麽能說是我“總結”了他？如果說鄭老先生不是健忘的話，那他就是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於他的“小題大做”、“芝麻西瓜”和“只有資金雄厚的好萊塢才能做到現實主義”等理論，周傳基先生在回復中已經用精彩的比喻做了很好的回答，這裏就不需要贅述了。好了，是時候請教壹下鄭老先生的新“國家電影”理論了。
第壹，為什麽壹定要把“資金來源”和民族片混為壹談？
民族藝術家為民族創作制作的電影，不論其創作題材和體裁；風格，風格...應該屬於民族片，這壹點極其簡單，應該沒有爭議。扶植民族電影也是每壹個關心中國電影發展的人最初的願望和責任，這個常識毋庸置疑。但是讀鄭老先生的文章，這些道理是不合理的，這些常識不是常識，這些不容置疑的東西是混亂的。因為按照鄭老先生的觀點，民族片就是他或者某些金雞獎評委所指的“純國產片”，也就是他們根據“國內”和“海外”資金來源來區分的那種電影。按照這個方法，張藝謀的《秋菊的故事》和他後來的壹些作品，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和他最近完成的《荊軻刺秦王》，還有黃建新的《背靠背的臉》和《紅燈停綠燈行》；周小文的《二毛》《秦松》；臉□掉，吳；姜文的《鬼子來了》等眾多國內外著名導演及其影片也被排除在“國片”名單之外，港臺地區的影片就更不用說了。這種區分是否過於狹隘、過於苛刻、過於自閉？如果說鄭老先生之前對“純國產片”的看法只是有點諷刺的話，那麽這次將其提升到“民族片”的高度，只能是聳人聽聞。
為什麽壹定要把“資金來源”和國家電影混為壹談？外國人或港臺同胞投資拍的電影不是民族電影是壹個道理嗎？在中國，電影是進口的。就像過去的鐵路，今天的電腦，電影融入我們民族之後，應該屬於我們自己的民族產業。以前修鐵路的詹天佑，今天生產電腦的求伯君，大概都和“外資”有關。我們是否認為他們的成就不屬於我們的民族？還有，孫中山先生組織革命黨推翻清朝的時候，他的“資金來源”是全世界，六黨八國。誰會說孫中山不是“純正”的中國人？
鄭老先生的“民族電影”讓我感受到了壹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壹味的自誇自大，壹味的排斥外國人。這種觀念滲透在我們電影制作、市場、評獎的方方面面，並不是對國產電影不景氣局面的對癥下藥，而是壹種偽裝。對真正的民族電影是有利還是有害？恐怕不僅僅是“降低對國產電影的藝術性和技術性的要求”。
第二，國片只是題材的不同嗎？是否只允許壹個主題和壹種敘述方式？
鄭老先生把葉大鷹的作品命名為《紅色情人》...是壹部相當標準的好萊塢電影”。為什麽？因為它的主題是愛情，它的主題是人性，它的敘事模式不是“純國產片”風格？但是好萊塢的標準是什麽？壹個* * *制片人為壹個支持革命的老女人挺身而出(電影《二等兵張嘎》)是中國標準，但為壹個同樣參加革命的懷孕情人挺身而出卻是好萊塢標準？人性和愛情是美國的專利嗎？只有好萊塢的男女主角才配談戀愛？我看不出葉大鷹導演的《紅櫻桃》和《紅色情人》有任何藝術上的矛盾。我覺得這兩部作品各有成就。尤其是後者，在1998，中國電影市場幾乎被好萊塢《泰坦尼克號》和《大兵瑞恩》完全占領的時候，依然能夠占據壹席之地，為國產電影贏得了極其難得的份額。比如它在北京市場獲得了500萬的票房，這是其他國產片無法比擬的，非常難能可貴。如果把它排除在“民族電影”之外，納入“好萊塢標準”，對我們民族電影的發展有什麽好處！
鄭老先生在文中說:《紅色情人》的編劇是好萊塢的。事實上，葉大鷹只邀請了兩位美國編劇參與劇本中對外國人生活片段的把握，這是為了作品細節的真實而作出的。就像好萊塢拍花木蘭，為了中國特色，請了壹大批中國人參與其中，就像各省足球俱樂部都在請外援，讓自己“強大”壹樣。足球請外援可以稱為振興民族體育，但電影為什麽不能請外援？另壹方面，美國人在拍《花木蘭中國故事》中的中國人物時，絕不會把它當成壹部非美國電影。而我們能不能把它當成我們的“國片”呢？還有，李小龍和成龍是許多外國人眼中的中國英雄。但是他們的電影裏有太多的外國人。我們應該把他們視為哪個國家的英雄？他們的電影應該屬於哪個民族？
幸運的是，《紅色情人》由北京故宮公司獨家投資，獲得第18屆金雞獎最佳故事片提名。但最終大獎還是到了安珠，無論是制作水平、觀賞效果、藝術創新、市場回報，都無法與《紅色愛好者》相比。只是安珠沒有關於外國人的東西(但不是沒有外國文化的東西)，不清楚評委們是否受到了這種“好萊塢標準”論點的影響。當然，我不是說《紅色情人》壹定獲獎，我只是覺得今年中國“最佳”電影不可能是《安珠》。代表國家最高學術權威的金雞獎，永遠是最好的，卻沒有人喝彩。有什麽權威？
當今世界逐漸成為壹個高度開放、高度融合的大家庭。盡管有海灣戰爭和科索沃的流血事件，畢竟沒有壹個國家能夠完全脫離世界大家庭。在當今信息網絡時代，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相互滲透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極端民族主義恐怖分子，誰會無緣無故拒絕外來文化的參與？
第三，什麽是“資本家的私貨”？
鄭老先生定義的“民族電影”之所以不能接受“合拍”，壹方面是擔心“資本家”被塞進“私貨”，從好的理解，可能是為了防止我們的電影藝術家“拿別人的軟手，吃別人的軟心。”他“不相信”那些“大資本家”會“大公無私”，於是得出“誰出錢多，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的結論。從壹般的業務往來和利益分配來看，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什麽是電影藝術呢？電影藝術的創作規律是什麽？沒有藝術的電影還能叫電影嗎？壹部不按電影藝術規律創作的電影能成功嗎？當然，“資本家”肯定不會完全無私，在投資電影時也不會“毫不在乎自己的話語權”。但是，他們絕不是小醜和傻子，把壹把錢扔到水裏，然後瘋狂地對拿走錢的水使用“話語權”: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因為在我們的電影管理機構裏， 經常有壹些人根本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電影，也從來不花自己的私房錢去拍電影，根本不用擔心投多少錢的水。 他只是想得到並保持那個可笑的“話語權”。鄭老先生所謂“資本家”的“私貨”，無非是“誇大暴力”、“宣揚偽科學”甚至色情之類的陳詞濫調。但是，《秋菊物語》的投資方是不是有意讓秋菊和村長刀槍不入或者上床而不是《秋菊物語》？然而，我們自己的壹些愛“說話”的人，睡覺時總是被禁止流血和脫衣服...我們已經看到太多這樣的盲目幹預。
正因為“資本家”的口袋是私人的，所以他們不會為了任何面子上的“話語權”而胡亂砸錢。除了壹時的盲目，真正精明的“資本家”在投資藝術品時，壹定會學會尊重藝術規律這壹基本常識，否則怎麽可能有收益和回報？不然為什麽我們有幾千個導演，只有張藝謀、陳凱歌這幾個能比較容易拿到海外投資？說“私貨”，就是人們看中了張藝謀等藝人的真實實力，決定他不會搞30年代土匪用武器的場面，不想做虧本生意。只要我們幾千個導演中有十分之壹有這樣的實力，那麽我們的民族電影就不會被“大力扶持”，但我們可以大力扶持別人。
4.什麽是公平競爭？
中國電影已經被卷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潮，不可能擺脫。市場經濟中的競爭當然需要公平。只要符合它的運行規則，自然是公平的。用行政幹預的方法和發獎的方法來改變這種競爭的規律是很可笑的。其實根本改變不了。比如金雞獎，為什麽現在我們的觀眾不買賬？但為什麽美國奧斯卡評選如此受關註？鄭老先生所主張的公平競爭原則是什麽？把“合作片”擋在“純國產片”即“民族片”之外，這樣公平嗎？拋開和外國人的合作不談，為什麽臺灣省、香港人或者其他屬於中華民族的海外華人合拍的電影不能算是民族電影？民族電影應該是個大概念，尤其是在港澳回歸的今天。我們不能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拒絕同胞遠離。鄭老先生在計劃經濟時代還執著於什麽，真是可笑。
合拍包括“統壹創意”、“分擔風險”等。這有什麽不好？這意味著雙方都必須考慮到未來作品的市場利益，任何壹方都不能隨意壹意孤行。鄭老先生擔心這種“統壹”和“* * *”會把我們的“革命思想”及其意識形態統壹到“資本家”和* * *；他怕談“風險”就只有商業利益，就失去了他慣用的“綜合藝術”。這種擔心和恐懼有些多余。狹隘的意識形態觀，狹隘的商業利益觀，狹隘的藝術春天觀，與當今時代格格不入，應該摒棄。
鄭老先生否定今天的合作電影，說過去有些合作電影不過是宣傳中蘇友好、中日友好，沒有給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這是不公平的。鄭老先生忘了，金雞獎還不是因為有了“純國產片無法比擬”的藝術巨作《秋菊物語》才另設合作片獎項的嗎？鄭老先生也證明了自己“純獎”的公正性，說如今合作電影的獲獎作品在藝術質量上不壹定比“純國產片”更好，真是自相矛盾。第壹，如果合作電影在藝術上不如“純電影”，那麽就沒有必要再設立壹個合作電影獎，避免“無與倫比”的初衷其次，從1994“設立另壹個合作電影獎以來”，年度評選是否已經覆蓋了當年的所有合作電影？刻意放過名著，選擇平庸之作來填充，以保證“純片”的質量比，豈不是更不公平？鄭老先生讓我舉個例子好不好！1994年14金雞獎最佳“純片”是鳳凰秦，合拍片是《槍打二燈》。但年度合拍片中，西部之王，青蛇，新少年五祖，瘋狂股票等。，我認為無論從制作水平、藝術創新、票房效益來看，都遠遠高於獲獎作品；1995最佳“純電影”由被告山葉剛獲得，這本身在藝術上就無法與獲獎的合作電影《背靠背，面對面》相比，而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卻在圈內圈外引起轟動，甚至未能獲得提名。當然，妳可以說這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妳也無能為力。
如何評價金雞獎？我覺得應該是每年出品的電影中最有影響力，藝術成就和票房效益的。如果把它當成中國電影的最高獎項，那就應該對所有中國人寬容公正，不應該宣揚這個打壓那個。
5.如何扶植民族電影？如何形成輕松的創作環境？
鄭老先生提倡扶植民族電影，形成寬松的創作環境，沒有錯。但是如何培養和形成呢？至少他的“民族電影”的獨家概念和金雞獎“純電影”的評選方式是誤導的。這讓我想起了生活中的衛生盒筷子現象:現在人們知道鋪天蓋地的“衛生盒”其實是白色汙染，隨處可見的“衛生筷子”其實是在蠶食我們的森林。但是我們用了獨特有效的行政手段，幾乎是壹夜之間就推廣發展起來了。誰知道受苦的是我們自己？小小的壹盒筷子，看似讓壹個人的就餐環境變得“衛生”，但地球生態卻被破壞了，人類環境被嚴重汙染了。我們會用幾千萬倍的錢來彌補我們生產這壹小盒筷子賺來的那點小便宜。鄭老先生所說的這種對民族電影的“扶持”是否正是這種現象:表面上是小範圍的扶持，實質上是大環境的絞殺？
國家支持民族電影當然是好的，但是藝術家從國外獲得贊助不是更好嗎？不久前，在南京和蘇州舉行的“第五屆海峽兩岸電影導演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出要樹立“中國電影”的理念，加強合作，以中國人的整體水平在國際電影界嶄露頭角。在我看來，如果能認同這壹點，不阻礙、不幹涉，就會扶植民族電影，形成寬松的創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