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陸城市居民對溫飽有余的需求是不可阻擋的。
當年的春晚也試圖邀請已經退休的鄧麗君，但被後者婉拒。
上世紀80年代，鄧麗君的歌聲為大陸的絕大多數年輕人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王菲1985年首張專輯《風從哪裏來》中的曲目都是鄧麗君的翻唱。當然，對於王菲來說，不上94年春晚的最終名單並不影響他的事業。這壹年，大陸壹直試圖向港臺反方向輸出自己的文化。當天，何勇站在紅磡的舞臺上大喊:“香港姑娘們，妳們漂亮嗎？”他與竇唯、張楚同臺演出的大氣表現，多少減少了他因“四大天王都是小醜”失語而在苛刻的香港媒體上失去的印象。這壹年，與竇唯確立戀愛關系的王菲以“王靖雯”為名在臺發行了新專輯《範》，累計銷量近百萬。主打歌《我願意》紅了壹陣子，獲得齊秦和費玉清的翻唱。
兩岸文藝交流欣欣向榮的同時，陰影也在暗中滋生。
1994年3月，杭州西郊千島湖事件是90年代中期社會失序的客觀反映。
據公安部統計，立案74萬起，大案27萬起，比1993年驚人增長20.1%。8月12日，公安部打黑除惡辦公室宣布成立，80年代壹度令人聞風喪膽的體育執法再次上演。
同年夏天，由王菲、梁朝偉、金城武主演的電影《重慶森林》在港上映。王菲飾演的店員女孩，氣質自然天真可愛，表演廣受好評。
和王家衛的其他電影壹樣，在迷離的鏡頭語言和異化的人物背後，影片的主旨仍然是表達作為個體人類在充滿鋼鐵叢林的現代都市中的渺小、異化和孤獨。
1994年，新中國第壹部情景喜劇《我愛我家》正式上映。
在劇中，香港壹如既往地以遙遠而發達的彼岸形象存在。宋丹丹和楊立新飾演的北京人中了“香港七日遊”大獎，但中獎的騙子公司卻支支吾吾說“手續太繁瑣，要等1997年香港回歸後再去”。
他們的女兒迷戀上了剛剛塑造了程蝶衣這個角色的張國榮，房間裏貼滿了後者的海報。劇情中，夫妻倆雖然已經結婚生子多年，但依然和長輩哥哥住在壹套大房子裏，而這套房子來自長輩單位的分配。當年，據統計，京郊房價需要710~1099元/平方米。住房公積金制度在上海試行三年後，於1994年在北京開始實行。這壹年，內地的城市化進程就像子宮裏的胎兒。雖然已經初具規模，但還遠未成熟。
對於《重慶森林》這樣壹部反映城市年輕人疏離與孤獨的電影，觀眾有足夠的生活背景去接受和收獲壹個類似的題材，也是多年以後的事了。
然而，在1994年中國的電視屏幕上，年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開始嘗試發出自己的聲音。除了我愛我家，優秀作品層出不窮。根據王朔小說改編，只有八集的《沈迷》講述了壹個城市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愛情是劇情中最重要也是唯壹的主線。屏幕上，27歲的姜山大喊:“說妳愛我！”王躺在床上，壞笑著說:“我恨妳。”
到了1994年，愛情情節本身當然不再是禁區，但以愛情為唯壹表達對象的電視劇依然是對當時舊觀念的有力挑戰者。對於上壹代人來說，今年電視劇《三國演義》對電視熒屏的影響更大，是電視劇界舉國體制的最後余暉。
這壹年，新舊時代的撕裂與張力也清晰地體現在永恒的經典《我愛我家》中。理論上這部劇的主角是壹個滿口官腔的退休導演傅明，但前半段大量的戲劇沖突來自於長期出入咖啡館和飯局的個體戶，田亮飾演賈誌新。與後來英達式流水線喜劇中廣泛使用的罐裝笑聲不同，《我愛我家》中的大部分背景笑聲直接來自觀看現場錄制的觀眾。編劇梁左拒絕了邀請老北京胡同居民作為觀眾的提議，認為只有北京的大學生才能最了解他在這部劇中埋下的“梗”。事實正如他所想的。
1994年，這所大學還沒有擴大招生。雖然學生不再太關心政治，沈浸在麻將桌和托福單詞的兩極，但理想主義並沒有完全消失。那年，國家教委和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大學生畢業晚會，全程直播。觀眾和演員都是當年畢業的大學生。這是新中國第壹個也是唯壹壹個完全由大學畢業生參加，並對公眾開放的晚會。晚會的主持人是楊瀾，他為在北外登臺的何炅導演並表演了壹段小品。老狼彈著吉他，唱著《同桌的妳》。這是這首歌第壹次出現在大型公開場合。
今年也是李總理的畢業季。那壹年，他獲得了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論文題目是《論中國經濟的三元結構》。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由於特殊國情的限制，中國不能照搬發達國家傳統的農業社會模式壹步壹個腳印地走向現代工業社會，而需要壹個過渡期。其中，農村工業部門的擴張和農村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將成為重要的樞紐和窗口。寫這篇論文的同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居民的基尼指數為0.37，而農村居民的基尼指數為0.411，兩者都比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差了很多，而且這個數據在90年代中後期還會繼續飆升。
城鄉差距逐漸拉大，城鄉分化日益嚴重。在1994年舉辦的第十五屆“飛天獎”上，反映農村改革的《溝人》、《農民的兒子》、《五福的故事》、《秦川牛》等劇都獲得了各種獎項，主流媒體照例轉發新聞稿，稱贊這些電視劇體現了中央“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指示。然而，今年分布在中國各地的2.8億臺電視機中的大部分無疑是城市居民擁有的。當然，這些劇集並沒有在收視率上掀起什麽波瀾，很快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後人在回憶1994年的文化生活時，當然不會提到這些曾經占據報紙版面的名字。
活著，大話西遊，晴天都是1994年出生的。這壹年，文化巨蛋裏閃耀的璀璨星光，常常讓我們忽略了身後漆黑遼闊的夜空。在文化方面，針對出版物的“掃黃打非”工作正在全面展開，力度不亞於公安同時開展的“嚴打”。據統計，1994年前9個月，全國共收繳違禁書刊594萬冊，其中涉嫌“淫穢書刊”66萬冊。與緩慢而堅定的城市化進程並行，壹個時代的審美也在經歷壹個轉型期。
不像不成熟的80年代，文化市場不再是精英主導，尊重市場經濟的需求，出版各種刊物是必然的。市場讓前十年習慣發號施令的知識分子陷入了自我認知的仿徨。他們有的被卷入大潮，有的在苦苦尋找自己的支撐點。回歸傳統成為暫時的趨勢。在書店裏，《唐詩鑒賞詞典》已經取代了加繆和福柯的著作，成為知識分子的最愛。
同樣，也有理想幻滅後無根的漂泊者。1994年，周偉和李緹到達柏林，於紅正在去武漢的路上。北島試圖從美國回到中國。當他進入中國海關時，他被拘留並很快被送回美國。這壹年，他在《下壹棵樹》中寫道:
我們到處旅行。
總是從下壹棵樹開始。
返回，用於命名
那條路上的悲傷
從那以後，北島壹直在加利福尼亞教書。2003年，父親病危，他悄悄回國探望，馬上又走了。今年，即將離任的壹代經濟官員開始回顧過去十年改革的得失。數據顯示，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以來，十年後，中央財政年度收入增長16.1%，地方收入增長19.3%。官方口徑認為，這說明改革實現了中央和地方的雙贏。
1994年，作為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向地方政府下放財權的反思和修正，朱總理主導的分稅制改革全面啟動，中央財政全面擴容。這在當時和後來都產生了深遠的連鎖效應。壹方面強中有弱，壹方面繼續深化市場經濟，成為日後“中國模式”這壹模糊概念的基本原型。稅改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成為新的刺激點。幾年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實施，我愛我家裏那種單位分房的時代徹底成為歷史。
這就導致了城市住宅作為地方政府支柱產業的進壹步發展，與城市化進程相互輝映，為今天壹線城市令人咋舌的房價埋下了遙遠的伏筆。
1994年，隨著機構改革席卷國企，“下崗”的大風從清平年底開始，上半年北京市下崗職工近65438+萬人。大量剩余勞動力被流放到社會上，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負擔。1994年稅制改革後，政府掌握著地方稅收返還的權力，地方政府沒有反抗的資本。
於是在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日益深化，下崗職工成為“沈默的大多數”，成為深深影響當代中國社會安置的灰色力量。
國企的大量裁撤，像多米諾骨牌壹樣，給下壹代帶來了新的後果。
國企已經沒有能力定點接收大部分應屆大學生。90年代中後期，大量應屆大學生進入自由就業市場，與下崗工人同臺競技。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如果失業的年輕人重新進入已經飽和的就業市場，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在本世紀末之前，高校開始大規模擴招，社會上的廢物變成了學校裏的廢物。大學生不再是以前代表知識和文明的神聖名詞。
高校招生人數在增加，但與上壹代相比，94年新生兒的同齡人在減少。當年統計數據顯示，全國人口出生率已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7.7‰，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5.83‰下降到1.21‰。城鎮家庭規模和年輕夫婦的生育意願進壹步下降，直到今天才再次反彈。那壹年，農村的強制計劃生育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壹代獨生子女的情感冷漠造成了他們對情感親密的渴望，再加上經濟發展、城市化、房價、擴招，這些都構成了當代年輕人焦慮和仿徨的當下關註，而這壹切都是在1994年種下的。
1994年4月20日，中國全面接入互聯網，所以那壹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互聯網元年。但並不是每個先鋒都能意識到信息技術在未來爆發的能量。
由於現實生活中缺乏深入的交流和觀念表達，以網絡為代表的虛擬空間給包括94年出生的壹代在內的很多年輕人帶來了精神寄托。
今年，按照正常學制，他們將大學畢業，加入人群的大潮，努力謀生。
壹個春天的下午，其中壹個人查閱了壹些歷史文獻和回憶錄，發現他出生的那壹年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於是寫了壹篇不知所雲的文章。說起來，他的目的無非是在壹個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壞的時代，回望過去，安慰我們自己。我們很難從中找到更高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