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苦，根據佛教經典，佛陀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悟道，成為佛教基本教義的“四諦”和“十二因緣”。“四諦”中的第壹條是“苦諦”，認為世俗世界的壹切事物本質上都是“苦”的。經過仔細的調查，自人類產生以來，人們為了抵抗自然並獲得基本的生存權利，壹直在不斷地與自然作鬥爭和鬥爭。就個體生命而言，是由自身心靈的困惑、煩惱和掙紮以及現實與理想之間不可調和的差距造成的。所謂“愛與生離死別”和“不苦”是指人
所謂苦，根據佛教經典，佛陀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悟道，成為佛教基本教義的“四諦”和“十二因緣”。“四諦”中的第壹條是“苦諦”，認為世俗世界的壹切事物本質上都是“苦”的。經過仔細的調查，自人類產生以來，人們為了抵抗自然並獲得基本的生存權利，壹直在不斷地與自然作鬥爭和鬥爭。就個體生命而言，是由自身心靈的困惑、煩惱和掙紮以及現實與理想之間不可調和的差距造成的。所謂“愛與生離死別”和“不苦”是指人們想要但無法滿足的痛苦。然而，李煜的性格、氣質、信仰、追求，以及他登上帝位後必須面對的現實和責任，無疑加重了他生命意識的悲劇色彩，進而滲透到他的詞作中。
關於焦慮，許先生曾指出，焦慮是因為當事人發現了成功和失敗與自己行為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當事人在自己行為中應承擔的責任。擔心是我們在這種責任感下不得不獨自突破困難時的心理狀態。因此憂患意識是人類精神對事物的直接責任感的表現，即人的意識在精神上的表現。【6】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濟世安邦的誌向。因此，對自己的關註（“自我”）相對淡漠，更強調追求國家和民族的宏偉事業（即“自我”）。這種加強對國家和民族責任感的意識與未能真正參與其中實現理想之間的巨大心理落差，進壹步加劇了其焦慮情緒。縱觀中國文化思想史，憂患意識幾乎代表了中國先賢的同理心，並逐漸積澱為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識和文化情結。可以說，焦慮心態始終“籠罩著中國思想家，滲透著中國的整個文化史。”【7】李後主作為個人之壹，自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由於他的獨特地位，即作為壹個國家的領導人，他的沈重責任要求他始終以國家和人民為己任，但對於他自己的個性來說，這種沈重的責任無疑是超載的。這決定了他的矛盾、仿徨、憂郁和苦澀，詞成為他宣泄情感的最佳載體。
在討論已故主的詩歌中的辛酸和煩惱時，大多數人只看到了後期（亡國後），而往往忽略了以前的作品。事實上，這種意識在李前後期的作品中都有體現。然而，許多詞論家習慣於將李煜的壹生分為兩個時期（亡國前後）或三個時期（從他出生的937-961；962年-975年，即從登基到39歲亡國；從976年到978年，他死於宋朝。）【8】（P369）由此，對後記的寫作時間作了壹種主觀臆斷，即把所有表現哀愁主題的作品都標為李煜亡國後的作品，而把那些描寫宮廷生活和少女哀哭的作品都視為李煜的早期作品，即亡國前的作品，甚至由此得出結論:他的早期作品表現了帝王的奢靡腐朽生活，而且大多格調低下；但由於生活的影響，亡國後的作品受到重創，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體現出高超的藝術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題。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將李煜的壹生分為幾個階段，然後在這個階段的基礎上研究他的作品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首先，通過這樣的階段，研究者和壹般讀者可以從宏觀的角度對後主題詩歌有壹個清晰的脈絡；二是便於突出已故大師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思想模式及其對創作的影響；第三，可以分階段相對完整地構建研究體系，使未來的研究在這樣的框架下順利開展，將復雜雜亂的問題系統化、簡單化，更便於研究。然而，在這壹階段和研究中仍有壹些問題有待討論。例如，由於這種階段的概念，很容易產生研究的思維模式。用作品內容還原寫作時間，或者用寫作時間解讀作品。這必然會縮小作品的解讀空間，甚至遮蔽作品的思想意義。以下是簡要分析。
作為壹種研究方法，根據作者的生活經歷和不同的歷史時期來研究作品並不是壹個很大的錯誤。但是，如果將壹些主觀臆斷作為客觀前提，然後在此前提下進行分析和判斷，必然會導致對作者和作品的誤解。舉個簡單的例子:“1+9=10”，所以我們想得到“1+9”的結果就認為它壹定是“1+9”是不合邏輯的，但我們不能想到“2+8”和“6+4”。在詞學研究中更是如此。詞作為文學藝術的組成部分，應該有更廣闊、更自由的意義闡釋空間。在李的詞中，如果把那些明白無誤的詞看作是亡國之後的詞，可能會更合理，也符合特定時期已故大師的心態。比如:
多少仇恨，在我昨晚的夢裏:這就像在舊時代的花園裏遊泳，車就像馬如龍的流水，花和月亮是春風。（《望江南，幾多恨》）
多少淚水，橫h後破碎的臉龐..當妳擔心的時候不要流淚。盛豐哭的時候更傷心。（《望江南，多少淚》）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雕花柵欄和玉磚應該仍然存在，但朱妍改變了它們。妳能有多少悲傷？就像壹條向東流的河流。（《春花秋月何時了》）【9】
這些詞用詞清晰，揭示了它們的含義，沒有太多的晦澀。可謂“亡國之聲哀莫大於心死！”將其歸類為亡國之後的作品是合理的。然而，其他壹些詞不是。但是，由於詞學研究者有壹個既定的事實，即南唐滅亡於975年，已故大師被俘入宋，他們將壹些含義模糊、解釋空間相對較大的詞歸類為南唐滅亡後寫的詞。比如:
華林謝過春紅，真著急！無奈，早上冷雨，晚上風。胭脂淚，待醉，當重，自是人長大恨水。（《曌弘》）
往事只有悲傷，卻難以安排風景。秋風起苔侵院，壹排珠閑，誰來終日？
金鎖已經埋好了，而且很牢固。微涼的夜晚，月色綻放，我想看看玉家和堯廟的影子，天空照耀著秦淮。（《浪淘沙》）
昨夜風雨交加，秋日窗簾沙沙作響。燭殘漏破枕，不能平坐。物隨水漂，是夢。醉鄉道應該是穩定而頻繁的，而且是難以忍受的。（“黑色的夜在哭泣，昨夜風雨交加”）
從上述詞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詞中無疑貫穿著壹種“哀”“悲”的哀怨情結，用雕零的花、淒婉的秋風、燃盡的燭、醉酒來表達詞人的憂郁情緒，但我們認為這些詞不能判定為亡國後的作品。事實上，因為李煜從小性格溫和懦弱，所以他“仁智過人。”雅山屬文，工書畫，知音律，額闊頰豐，有齒，重目。”【10】（P362）這種外貌被古人認為是非常昂貴的，因此受到他的弟弟文親王的嫉妒。從賈（喻）避禍“我只思經綸而不問政事。“後來，他目睹了哥哥為了王位而毒死叔叔的悲劇。這些經歷無疑給他年輕而敏感的具有藝術家特質的心靈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使他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經常去佛寺聽經，以尋求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基於此，我們可以推斷，這些詞完全有可能是他根據其內向和憂郁的敏感特點而創作的早期作品，更符合其早期思想的發展軌跡，更能突出其已故大師的生活經歷和性格特征。因此，我們有更多的空間來解釋他的話。因此，我們說，事實上，悲傷、憂慮、悔改和哀悼貫穿了已故主的壹生。
徐淩雲先生說:“人類總是在迎接自然、社會和生活的挑戰，只有在經受了數以千計的困難和危險的考驗之後，才能贏得發展和進步。沒有煩惱和追求，就不會有前進的動力。中華民族歷史感深厚，憂患意識源遠流長。從古至今綿延不絕，逐漸積累到民族心理的深層，演變成古代文化的普遍品格，成為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階層的優良品格。”而“憂患往往來自國運衰微、民生雕敝的多事之秋。”〔11〕
這也證明了李煜詩歌中的焦慮和苦澀是由已故大師的人格造成的；另壹方面，更重要的是培育和滋養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說，即使李煜沒有陰差陽錯地成為壹個被欺淩的君主，他的憂國憂民也將成為作為知識階層壹員的“優良傳統”。然而，南唐日益衰落的國運、岌岌可危的政治統治、滿目瘡痍的民生和悲慘的社會境遇，成為李煜詞中的又壹隱憂之源。
試著看看上面引用的“葉舞林悌花謝春紅”和“魚美人邱春花嶽”這兩個詞。
關於《夜哭》這首詩，葉嘉瑩先生指出:“當我從《華林》開始時，我寫了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有的人生的悲傷。”“我可以從風雨中實現表象現象，直接體驗生命的無常和挫傷的悲哀。”“於美人”壹詞被王先生譽為“壹個能抓住世界上所有人的好詞”僅僅“春花秋月”這幾個字就寫出了宇宙的永恒與無常。用“什麽時候”來問，說明他不理解這種永恒。他不知道這樣的生活什麽時候會走到盡頭。宇宙的永恒確實是壹個哲學問題，但敏感的李煜直觀地感受到了這壹點。“妳對過去了解多少？”正如他在另壹首詞中感嘆的那樣:“往事已成空，仍似壹場夢”，他寫出了人生如夢，往事已空的悲哀。國破家亡，月無二樣，山河易主。“不要恨妳離開了多少。”
“最美的詩都飽含淚水。”（法國繆斯）眼淚來自內心的愛和巨大的悲傷。愛是他擁抱宇宙生命的“赤子之心”，悲痛是本該承擔卻無法承擔的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深哀痛和巨大痛苦。這種悲哀恰恰表現了“人生的壹種焦慮”。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更加公正準確地評價已故大師。正如原始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樣，在南唐滅亡之前，他過著無憂無慮和奢侈的生活。南唐滅亡後，他的思想品位得到升華，寫了很多更具思想性的詩歌。事實上，在他短暫的42年生命中，悲傷和擔憂壹直伴隨著他，他的內心充滿了揮之不去的無助和憂郁。即使在他穩定的宮廷生活中，他也總是在他的詞中表現出他壹貫的空虛和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