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對吳媽這壹跪，顯然是荒誕的，不諳世事的，在吳媽等人看來，是罪惡的。不過在阿Q 來說，或是真誠的。所以這壹事件又是壹件悲喜劇。電影的改編使得吳媽的形象更清晰，她有些心疼阿Q，不希望他沒命地幹活。另外對於趙太爺壹家，也不是趨炎附勢，她不忘記自己莊稼人的本分，是以壹個外人的身份看待趙太爺壹家的。吳媽是壹個善良，是非分明又懂得拿捏分寸的人。在小說中吳媽近乎是沒有面目的人，但小說交代阿Q 的小半破布衫給吳媽做了鞋底，則是隱約地指出吳媽跟趙太爺府上或許沆瀣壹氣。更能說明阿Q“不懂規矩”的是他“調戲”了吳媽之後，居然不懂得吳媽的哭鬧與自己有關。“阿Q想：‘哼，有趣，這小孤孀不知道鬧著什麽玩意兒了？’他想打聽，走近趙司晨的身邊。這時他猛然間看見趙大爺向他奔來，而且手裏捏著壹支大竹杠。他看見這壹支大竹杠，便猛然間悟到自己曾經被打，和這壹場熱鬧似乎有點相關。”魯迅的寫法充滿黑色幽默的意味，又荒誕又悲涼。阿Q 被打以後依然想著舂米，可見阿Q 是老實而且愚蠢，情商極低的壹個形象。他唯壹的優點就是“真能做”，對於人情世故卻壹丁點覺悟都沒有。所以阿Q 是壹個極其特殊的誇張形象，而通常都把阿Q 當作壹個典型，認為阿Q 身上深刻體現了國民劣根性，他的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劣根性的明證。但是我們分析起阿Q 這個形象，可能並不是可以這麽斷然下結論的。
阿Q是壹個悲喜劇色彩的極其特殊的人物。阿Q 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也許是姓趙，卻不被認可，沒有家，住在土谷祠裏，沒有家人，幾乎壹無所有，只有壹身力氣，給別人做短工糊口。可以說阿Q 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就算同是打短工的，王胡，小D，說不定都是有家庭的人，至少他們有名有姓。阿Q 就連打架也打不過最弱小的小D。對於欺壓他的人，從趙太爺到地保，到王胡小D 之類，他都沒有還擊之力。他什麽都控制不了，唯壹能控制的，就只有自己的意識了。在這樣殘酷的社會裏生存，以阿Q 的地位，精神上如此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事。
阿Q 最缺的，並不是以上他缺的東西，乃是缺愛。阿Q 所在的未莊，趙太爺之流只當他是短工，是雇傭關系。地保則經常找借口敲詐阿Q 酒錢。酒保、王胡、小D 之類也算不上阿Q 的朋友，只是看他笑話的人，跟孔乙己在鹹亨酒店遇到的那些短衫是壹類。阿Q 處境艱難時，他們不憐憫，反而是疏遠，阿Q“中興”的時候，他們則奉承起來。荒誕的是，僅憑阿Q 說了壹句自己投了革命黨，趙太爺等人對阿Q 就“仰望”起來。沒有家人，又活在壹個周圍人都沒有人情味的地方，阿Q 不懂得愛是可理解的。阿Q 對吳媽“困覺”的表白，乃是他想到“無後”壹件大事才有的沖動，甚至不是性本能的沖動。小說中阿Q 住的土谷祠有壹個管理土谷祠的老頭，但沒有面目，跟阿Q 沒有什麽交集，感覺是冷漠的。電影改編中，這個老頭是壹個對阿Q 很好的老者。這個老者的角色有點像阿Q 的父親。他處處關心阿Q，王胡要訛阿Q 酒錢，阿Q 要把自己的棉被拿去當，老者就收了，替阿Q 給了酒錢。人們都不請阿Q 做短工，阿Q 沒了收入，去偷，老者也及時勸阿Q。另外壹個對阿Q 表示善心的人是吳媽，吳媽添了燈油，卻叫阿Q 休息，不讓他馬上去舂米。在電影中，也只有這兩個人對阿Q 還有些溫情，而在小說中，看不到壹絲這樣的溫暖，魯迅寫得太悲慘。阿Q 的悲慘比未莊的人還多壹層。生活在這樣沒有人情的社會裏，假使阿Q也像王胡酒保等人懂得壹些社會生存的規則，也不至於悲慘至此，最多也就是麻木人群中的壹員。但是阿Q 連這等覺悟都沒有。阿Q 是壹個被社會拋棄，只能生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人，所謂精神勝利法，也不過是阿Q 幻想世界的壹部分而已。阿Q 說自己投了革命黨，他儼然就把自己當作革命黨了，當然是幻想。秀才和假洋鬼子去尼姑庵“革命”，阿Q 聽說後，“他頗悔自己睡著，但也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他又退壹步想道：‘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經投降了革命黨麽？’”趙太爺家被搶了，阿Q 也說“他們怎麽不來叫我”，直到自己被人栽贓陷害，這句話還成了定罪的口實，而他自己卻蒙在鼓裏，到死也沒明白為什麽，還幻想著“嚓”的壹聲被砍頭，卻是被槍斃的。
《阿Q 正傳》是壹部黑色幽默的荒誕小說，不能算是嚴格的現實主義作品，但是因為現實主義的強大的包容力，我們或許可以稱它為“荒誕現實主義”小說。小說中現實主義的部分比較多地是體現在看客身上，較多的體現為描繪了壹個冷酷無情的社會現實。要說體現國民劣根性，看客們才是典型。阿Q 是連殘酷的社會規則都沒有覺悟的形象，阿Q 過於特殊，他完全被社會操控，卻又不被接納。幾乎人人都能操控阿Q，但阿Q 只能操控自己的意識。阿Q 被殺頭，他想的不是為什麽會被殺頭，卻是“天地間大概總要殺頭”，阿Q 被示眾，他也不明白，“大概天地間總要遊街”，示眾時，別人要他唱戲文，他也就要唱戲文，
因為他也知道示眾遊街是要唱戲文的。他自動化地遵守著這些“規矩”，卻不知所以然。阿Q 幾乎就是壹個沒有“自我”的人，他沒有辦法應對社會施加給他的壹切，他無力反抗，被動接受，要生存下去而不至於太痛苦，除了自我安慰，別無他法。
小說結尾說阿Q 並沒有斷子絕孫，他的子孫至今不絕。這句話更能讓我們把阿Q 當作國民性的典型。至於小說發表之初，很多人覺得魯迅寫阿Q 是罵自己，把阿Q 的某些性格缺陷往自己身上套，最後的結論是阿Q 身上有我們大多數人的性格或人格缺陷，於是阿Q 就成了壹個成功的以特殊性概括普遍國民性的典型形象了。但問題是，我們能因為這個文學形象具有普遍人的弱點的某壹方面的碎片，就能說他是普遍性的代表了嗎？典型論的缺陷就在於它忽略了文學形象本有的特殊性，相反，這才是文學形象成功的不可抹殺的重點。
要說小說的意義在於要喚醒國人，我們也不能僅僅盯著阿Q，阿Q 是“不自覺的受迫者”，而大多數人則是“自覺的受迫者”，就如酒店裏王胡們說“阿Q 是招打，就算是姓趙，趙太爺在這裏，也不該說”。阿Q 沒有這種自覺，這是阿Q 不同於大多數人的悲劇所在，也是荒誕所在。阿Q 作為壹個處處與未莊世界格格不入，“不懂規矩”的存在，其意義是帶著我們讀者從體會壹個未經社會“合理”編碼的人物和“合理編碼”社會之間的張力，認識社會編碼的荒誕性，因此阿Q 這個人物是小說進行對時代和社會反諷的壹個重要工具。阿Q 是無辜的，他唯壹的“錯”就是未能正確接受社會編碼，阿Q 也接受了部分編碼，例如痛恨假洋鬼子，“男女之大防”等，但阿Q 對自己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清晰的認識，也就是上文說他是“不自覺的受迫者”，似乎對於壹切人情世故也都不懂的。阿Q 的“未經編碼”最終讓他稀裏糊塗地死去，這不能說不是壹場悲劇，但是阿Q 之外的編碼世界顯然才是更為重大的荒誕。
電影之所以把土谷祠中的老者和吳媽塑造成較為有情的人，描寫他們對阿Q的關照，讓魯迅原本冰冷的未莊多出壹兩抹溫暖的色彩，其用心，也許是同情阿Q或者把魯迅式的絕望掩蓋下的社會溫情做壹點還原工作，卻加深了那個世界本身的荒誕，溫情也成為反諷的表征。在溫情與冷漠之間的張力場中，阿Q都是茫茫然的。他對土谷祠老者的關心未表現出多大的感恩之情，也誤解了吳媽的善良。在阿Q綁在囚車之上開赴午門的路上，他瞥見了人群中吳媽伸著脖子的腦袋。阿Q來不及與吳媽說上壹句話，或者再說壹遍“我要與妳困覺”，吳媽還是會驚嚇而哭吧。誰又能斷定人群中的吳媽和人群不同的，她只是來“看殺頭”的麻木看客壹員，還是來送阿Q最後壹程，想要最後看壹下這個曾經與她發生過短暫的“故事（事故）”的男人呢，至少，她曾經也是關心過他的極少數人之壹？急匆匆的囚車帶走了阿Q，吳媽的鏡頭壹閃而過，沒有慢下來特寫。阿Q的死顯然與她無關，也與任何人無關，也無意義。提供壹場槍斃的消遣盛宴，是阿Q對未莊世界最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