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天已經是第20集團軍總司令商震懸賞下的最後期限。就在前壹天，6月8日上午，新8師政治部特地率同戰地服務隊到花園口工地，唱歌慰問演出，讓連續勞作“壹晝壹夜又半日”的新8師第2團、第3團以及工兵連全體官與兵“更覺興奮”，“毫無倦容”。演出結束不久，11點，商震再度派遣他的參謀處長魏汝霖到達花園口工地，帶去他的慰問和懸賞:“如於本夜24點放水，獎法幣2000元;如明日午前6時完成，則獎1000元。”
受命成為決堤監督指揮工作的負責者以來，商震雖然命令下屬的第39軍軍長劉和鼎作為決堤工作的具體統管，但決堤最初選址——趙口接連兩處決口和坑道作業的失敗，加上開封失守的戰況，已經使商震異常焦灼。而當眾宣布懸賞之後的魏汝霖也索性不回鄭州，駐守在工地上等待成功放水的消息。這個夜晚，依舊是新8師官兵在花園口這段“由小石結成、非常堅硬”的堤壩上不間斷地挖掘和搬運，熊先煜現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抗戰日記裏甚至還詳細記錄了當時簡陋的工具:圓鍬、十字鎬、鋼釬、籮筐、土箕、木杠……
6月9日上午6點，魏汝霖應該等來了第壹個好消息，新8師副師長朱振民把它記錄在日記裏:“上午6時起，用炸藥將堤內斜面石基炸壞”，這意味著堤壩最堅固部分的破壞工作已經完成。果然，兩個多小時之後，上午9點，魏汝霖終於等到了可以回鄭州復命的完滿結果——“決口工程完竣，開始放水”。作為決堤工程的實施者，熊先煜記錄下了自己見證這壹瞬間的心情——“情緒緊張、悲壯慘烈”，這或許是身為軍人的簡潔，但它所能傳遞出的震撼，並不為近60年的時光所阻隔，當記者站在已經修復的花園口堤壩上再次追尋這段歷史，被不同的人重復得最多的詞語，卻依舊還是——慘烈。
當地的水利專家告訴記者，當時黃河大堤的寬度壹般在30米左右，既是河堤河防，同時也是公路。所以回顧起來，熊先煜記錄的新8師選擇的決堤方式還是很有技巧，他們在大堤頂部先挖掘50米寬，“這樣壹來，可沿斜面挖掘，徐緩而下，放水時候不容易導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寬度，河水完全可以自行流出”。“堤之中央，暫留3米寬，最後再挖”，這樣可以保持東西交通的順暢，更聰明的是，“他們在掘土的時候又分階梯，可以同時容納多人分別作業”，而且“分由堤之南北兩面同時動工，並各向東西掘土運土”。即便是如此科學的施工，新8師的官兵還是花了整整兩個晝夜才完工，“可見當時黃河大堤的堅硬程度”。
第壹股從決口湧出來的黃河水並不洶湧，熊先煜形容的是“起始流速甚小”。當天晚上22點，第壹戰區最高長官程潛發給蔣介石的密電裏有更具體的描述，竣工之後“掘口寬約4米”。水情壹直在被密切關註，僅僅“壹個小時之後”，朱振民就發現“因水沖刷，決口擴至十余米，水勢遂益猛烈，黃河主流亦漸漸南移”。下午13點左右，熊先煜描述的水勢已“似萬馬奔騰”，“遠望壹片汪洋”，而決口還在“因水勢之急而潰大”。
熊先煜和朱振民這壹天的記憶在壹個細節上似乎略有偏差，那就是天氣。朱振民記錄下來的6月9日，下午“時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記裏，這壹天並沒有任何雨水的蹤跡，雨水是在決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來:“晨起，天氣陰暗，早餐後，濃雲密布，驟然下雨，雨者竟日。”這也是熊先煜日記裏對天氣著以筆墨最多的壹次，因為“此實利於決口之加強與阻敵機械化部隊之活動，慶得天時”。不過，這樣的偏差其實並不妨礙我們回溯當天的情境，因為還有程潛的密電，對於6月9日的水情作了壹個總結，截至晚上20點，“掘口處被水沖開，已達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過熊先煜的日記，我們依舊不難揣摩當年新8師官兵那矛盾而復雜的心情。壹方面是得到“格外嘉許”的欣喜，雖然最後放水時間已經超過了商震懸賞的“午前6時”，但商震顯然並不介意，還表示新8師“勞苦功高”，“當獎兩千元”。但另壹方面，即便熊先煜軍人邏輯中的理解，是“此舉本為阻止敵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犧牲，以求最後勝利”，但眼見“無數小民之房屋財產已蕩然無存”，“預料(河水)不數日將波及若幹縣境”，依舊“心則痛焉”。
“以水代兵”:蔣介石的國家抉擇
與商震壹樣，焦灼中的蔣介石在6月9日這壹天等來了期盼中的兩個消息，花園口決堤和第壹戰區主力西撤結束。
下午15點，程潛首次致電，報告花園口決口後的出水情況。當晚22點，程潛再次致電
，繼續匯報放水情形:“京水鎮壹帶已成澤國，預料明晨水勢可達隴海線”。第壹戰區主力部隊按照他的部署，沿隴海線或者黃河大堤向平漢線以西撤退的行動，在這天也終於全部結束。按照這壹天《申報》(香港版)上壹篇文章的描述，西撤部隊在撤退的時候還隨之破壞或拆除了隴海鐵路路軌。文章的題目是《戰事激烈情況混沌，敵增援後逼近中牟》。
或許在蔣介石看來，對於這篇文章他能認同的只是“戰事激烈”而非“情況混沌”，對於豫東戰場上的整個戰局，他才是最有發言權的決策者。第壹戰區主力西撤的部署是他5月31日致電程潛的指示，這也意味著蘭封會戰徹底結束，以蘭封會戰為主體的豫東戰役在某種意義上宣告失敗。原本讓中國軍隊士氣大振的蘭封會戰，因為軍隊內部之間調遣和配合出現問題，先是第88師師長龍慕韓擅自抗命，棄守蘭封，後有黃傑第八軍無視薛嶽命令棄守商丘。結果，非但中國軍隊既定的由東向西包抄日軍的計劃不能實現，反而整個豫東門戶大開，最終功敗垂成，被迫西撤。20萬中國軍隊竟然未能消滅土肥原的兩萬人，連蔣介石也憤而稱之“在戰史上亦為壹千古笑柄”，這封他5月28日給程潛的密件現在依舊保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
對於這個西撤的命令，原本抱有很大信心和希望的第壹戰區各部隊，多少有些茫然，主動請纓參加豫東戰役的64軍軍長李漢魂，在自己的回憶中表達了這種疑惑:“至於我們奉令壹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隴海線上任務，既保衛、又轉進，既爭奪、又撤退，我們許多並肩作戰的部隊應當說是在局者，有時尚且捉摸不到統帥部的用意，更何況戰地上的老百姓？”
他們的確不知道，5月31日夜晚，蔣介石同時作出的另壹個重要決策，就是“以水代兵”，決堤阻敵。根據現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第壹戰區魯西豫東作戰經過概要》，6月1日，蔣介石在武漢主持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正式作出了決堤的決定。而此前的這個夜晚，在位居前線的第壹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駐開封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和武漢中央軍事統帥部之間，以電話方式已經有過秘密會談，決堤的最終決策在這個晚上已經確定。
這個決定對蔣介石而言並不輕松，早在1935年，受聘於中國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抗日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向蔣介石提出的建議中，就有利用江河阻敵的論點。保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這份建議書中文譯稿上，有蔣介石對於“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做有計劃之人工泛濫，以增厚其防禦力”壹段的五字眉批:“最後的抵抗線”。1936年7月，法肯豪森第二次提出了決黃河以阻敵的建議。兩年後，最終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做出這壹艱難抉擇的，是豫東戰場節節失利的戰況。
6月9日這壹天，蔣介石在武漢對外國記者談目前抗戰形式的時候，這樣說明:“現在的戰局關鍵，不在壹城壹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壹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壹方面在其他地區以及敵軍後方，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今後戰事，即將轉入山地與湖沼地域。”這似乎更像是壹個關於決堤的信號。
花園口:三易其址的最終選擇
6月9日的決堤放水，終於讓花園口這個鄭州北郊的偏僻地帶，成為抗戰史上抹不去的符號，但仔細追溯起來，當蔣介石定下“以水代兵”的決堤策略之後，首選卻並非花園口，而是中牟縣城北邊25公裏的趙口，東西距離開封、鄭州均不到百裏。最初的決堤行動由第53軍的萬福麟部執行，限定6月5日夜12點之前放水。
之所以選擇在趙口決堤，曾專註於花園口決堤事件研究的學者渠長根向記者分析，“壹是預計到決堤後河水將沿1843年(道光23年)決堤的舊路流動，順賈魯河道，經過河南中牟、尉氏、扶溝、西華、太康、鹿邑和安徽太和、阜陽、潁上、霍邱、亳州等縣，十天左右到達周家口，會合沙河東流入淮。二是因為這壹帶地勢較低，出水會比較順利。更重要的是因為由此而下的這條水路基本上符合當前的軍事形勢，日軍大部盤踞在這壹帶，黃水壹旦放出，會把日軍滯留在這片土地上。“
但趙口的決堤行動進行得非常不順利，渠長根分析這是因為“事先對黃河的水勢估計過大和對黃河堤質估計過松，同時決口開始的寬度太小”。後來在第壹次決口以東30米處，作第二道決口，“起初水勢迅猛，而後堤身在水力的湧動下不斷頹塌阻塞，雖然多次懸賞，激勵官兵加緊疏通，但是都沒有奏效，又告失敗。”
直到6月6日上午7點，新編第8師師長蔣在珍攜參謀熊先煜壹同前往趙口視察，才發現“決堤進展不順並非人力不夠，而是計劃不當所致”。於是建議在中牟以西鄭縣自己的防區內另辟壹個地方決堤，經商震報請蔣介石批準，當夜就開始實施。渠長根研究說，“從楊橋到滎澤，蔣在珍的沿河防區地形也很復雜，到底應該選在什麽地方更為合適，蔣在珍與隨行參謀熊先煜在從鄭州返回師部所在地京水鎮的途中反復討論，認為有兩個地方都可以:東邊的馬渡口和西邊的花園口，因為它們的地形都利於出水。但是，相對而言馬渡口與趙口相距不遠，敵人容易接近，時間不寬裕，花園口與趙口相距26公裏，地形地勢也更為有利壹些。於是商定就在花園口。”這種分析也得到了當地水利專家的肯定，因為黃河的河道有“銅頭鐵尾豆腐腰”的說法，所謂“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縣到黃河入海口壹帶，意思是說黃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壹樣容易被洪水沖決。花園口就恰恰處在黃河腰部的上端。但是，具體選在花園口的什麽地點，還需要到現場考察。
根據熊先煜的記憶，當晚10點，蔣在珍等與前來視察工作的魏汝霖商議下壹步的行動，決定由熊先煜來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頗感興奮，夜24時率同工兵連長馬應援、營長黃映清、黃委會河南修防段段長蘇冠軍，乘車前往花園口偵察決口位置”。在這個“微風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們僅靠隨身攜帶的四支手電筒摸索，並不敢盲目選址。當晚，在汽車內“六人同宿，坐以當臥”。天亮後，壹行人再由花園口沿河往上遊尋覓偵察，最後選定在關帝廟西核桃園附近。這裏是黃河彎曲的部位，易於放水，可以直接流入賈魯河向東南去，經中牟、尉氏、扶溝、西華、周家口各縣境而後註入淮河;更重要的是“利用賈魯河道還可以防止水流無限漫延，適當減少對所經地區的危害”。熊先煜對於自己的地點選擇還是相當滿意的，並且在日記中並不掩飾的記錄下負責施工的新8師第2團團長王松梅對他的贊賞:“吾兄此次計劃，功在國家民族，減少人民損害，將來壹定討個好夫人，多生貴子……決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賈魯河以及平漢沿線，恐盡成澤國。”
6月9日決堤之後，突入豫東地區的日軍，有的來不及逃脫而被洪水湮沒，有的為傷病所累而被丟棄，還有壹部分為中國軍隊所殲滅，其他的只好停止追擊，集結於黃泛區以東。據安慶福老人回憶說，他親眼看見日軍像濕毛狗壹樣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幾個傷兵不能跑了，就被他們的同伴綁在椅子上，壹個個綁得像殺豬壹樣結實，在麥場上放著。不壹會，他們身上就被澆上汽油，然後點燃木柴往他們身上扔，呼壹聲，火躥得老高，幾個傷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還能為天皇效力。還看見壹些日本兵都低著頭，不敢擡頭看。也不知道這些被活活燒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
東史郎日記中也詳細描述了被突如其來的洪水圍困的日軍狀況:“這是壹條因黃河決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過了河。渡過河之後，卻不知該向哪個方向前進。不知哪邊是淺灘，但總之必須過河……”“士兵們壹發現壹點食物，就像貓叼著魚探到角落裏那樣，隱藏起來壹個人獨自享用。我們到處轉來轉去找食物，早田裏開始還有土豆種，不過，沒幾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來煮著吃，但馬上就被各分隊搶光了。很快田地裏沒有壹點可吃的東西了。洪水又切斷了我們前後的道路，壹連過了好幾天，糧食都沒有送來。”
移花接木：秘而不宣的真相
6月9日上午，花園口決堤放水之後，壹封事先擬好的電報由蔣在珍迅速發往武漢，到達蔣介石的案頭，電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時，敵機三架炸開花園口河堤，職師正在搶堵中。”這壹天晚上10點，程潛給蔣介石的第二封密電在匯報水情之余，更特別指出，“此間已擬訂對外宣傳，電文大意為敵占據我開封後繼續西犯，連日在中牟附近血戰，因我軍誓
死抵抗，且陣地堅固，敵終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將黃河南岸大堤決口，以圖沖毀我陣地，淹斃我大軍。”
事實上，受命之後的第壹戰區以及執行決堤任務的部隊都很清楚，“作為壹項非常緊急的軍事措施，花園口決堤的真情壹旦泄露出去，對中國民心士氣的影響可想而知，還會有損中國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渠長根分析說，“所以第壹戰區早已經提前擬訂了對外宣傳的策略，首先由負責花園口決堤的新8師在決堤即將成功的時候從現場向武漢發去軍情報告，稱中日兩國軍隊在豫東地區激戰，日軍飛機狂轟濫炸，致使黃河大堤決口。然後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以國家新聞中心的身份對全世界發布黃河大堤被日軍炸毀的訊息。”
第壹戰區的策略對蔣介石而言，顯然正中下懷。兩天之後，6月11日，蔣介石電復程潛，做了三條指示: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須詳察泛濫景況，依為第壹線陣地障礙，並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線;以及第壹線各部須與民界合作築堤，導水向東南流入淮河，以確保平漢線交通。渠長根說，“這樣壹來，就為花園口決堤的對外宣傳確定了基調”。6月11日上午9時，中央社從鄭州發出第壹條電訊，首次“報道”日軍炸開黃河大堤經過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導下，國內各大報社如《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等紛紛譴責日軍炸毀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泛濫的嚴重暴行。中國***產黨的《新華日報》也參加到對敵暴行的聲討中，並號召賑濟受災同胞。《新華日報》6月12日的電文題為“豫東戰場:敵因屢犯被阻，竟決黃河大堤，黃水洶湧處廬舍蕩然，敵妄圖消滅我戰鬥力”和“豫東戰局漸趨穩定，我敵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新華日報》又發出題為“犯新鄭敵已擊退，暴敵仍到處決堤，中牟、白沙大水，數萬災民集鄭”的電文。
花園口決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國關註，壹時間，無論路透社還是美聯社的消息都顯示出，世界各國輿論幾乎壹致譴責日軍的這壹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終對中國的宣傳竭力進行反駁，渠長根說，“這樣壹來，中日之間的新聞戰和壹些媒體爆出的異樣信息，使得人們覺得事情似乎沒有如此簡單。於是，壹些新聞記者要求到決堤現場去參觀采訪，試圖弄個水落石出”。
大概是預見到了消息暴露後的社會反應，6月9日，在花園口決堤剛剛放出水來的時候，商震就電令新8師用炸藥將決口附近的小龍王廟和民房、大樹炸倒，偽造日軍炸毀黃河大堤的現場。當記者要求前往花園口進行實地采訪時，新8師又奉命編造了壹套日機轟炸的材料，偽造了壹個被轟炸的現場。渠長根說，“後來中宣部及中央電影制片廠人員前來花園口，拍攝敵人炸堤和我軍民搶堵缺口的新聞紀錄片以擴大宣傳”。
“事實證明，6月9日開始逐步實施的決堤宣傳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線的豫東民眾的抗戰熱情。”渠長根說，“誠如6月11日的《申報》所言:‘敵此種慘無人道之暴舉，既不能消滅我抗戰力量，且更增加我殺敵之決心’。”特別是在豫東地區，彭雪楓在他的《平原遊擊戰的實際經驗》裏如此描述:“豫東皖北蘇北是歷史上著名的秘密結社及會門武裝的發源地，倘不小心，壹生沖突，他們三聲號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動，流血慘劇就要發生。”加上這壹地區在徐州會戰期間已經遭受過日軍的野蠻蹂躪，因此，決堤之後，面對日軍的侵略，豫東民眾紛紛組織起來，“成立了諸如遊擊隊、看家隊、自衛團，還有紅學會、黃槍會、妙道會等各種各樣的武裝團體，保衛家園，三裏壹司令，五裏壹隊長，名目繁多，熱氣騰騰”。
“更為重要的是，豫東民眾的抗日參軍熱情被調動起來了。”渠長根說，“比如在新鄭，6月11日，縣人民自衛隊在隊長陳新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中國軍隊第20師襲擊尉氏日軍，殲敵二十多人，獲機槍兩挺，步槍十余支。”國民黨也認識到了這壹點。白崇禧在7月24日專門致電蔣介石，指出與豫東相連的安徽北部地區:“民風強悍，從軍者極眾。此次受敵摧殘，多起而組織武力自衛，到處遊擊，時有效果，且向與駐軍感情融洽，數逾十萬”，並且計劃以“正式軍隊壹師以上配合民眾武力，以專人統壹指揮，以期切實收效，則消極可截斷敵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積極可牽制敵軍力，使江南作戰容易，且免地方丁壯被敵征用，所費甚少，其益甚大”。之後，國民黨開始聯絡、集合這壹地區分散的各抗日武裝，相繼組成了多路“泛區抗日挺進隊”。同時，國民黨軍統系統在這壹地區還成立了專門對付鐵桿漢奸和日偽重要人物的豫東特別行動隊。
8月15日的《申報》(香港版)《豫省的民眾武力》壹文如此描述:“豫省民風強悍，人民體魄平均都很強健，所以本省的壯丁應征入伍是比較受人歡迎的。河南省壯丁的征調除了國家依法征調者外，還有各部自行派人招募。豫省應征的人數，截止上月底，據統計至少已征調40萬人。”
黃泛之災:黃河改道的地方烙印
6月9日，花園口決堤放水，口門以下4個村莊——邵橋、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莊，全部沖毀，蕩然無存，壹直到黃泛結束，這4個村莊再也沒有恢復。所幸的是，決堤放水時，這4個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決堤及時遷避而無壹人傷亡。
而這不過只是災難的開始，奔湧而出的黃河水並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黃水出槽後在河南境內分作兩股洶湧同奔。西股黃水是主流，源自花園口，至中牟入賈魯河，南泛尉氏、扶溝、西華等縣，於周口東折入潁河，然後分別註入茨河和沙河，再經安徽太和、阜陽、潁上及正陽關，最後匯歸淮河。東股黃水源於趙口，由於6月中旬黃河水位上漲沖開趙口口門後形成。趙口的黃水也分為兩股，壹股向東南直奔朱仙鎮，與花園口的泛水匯合;壹股繞開封城堤北面，折向東南，至陳留又分為兩支，壹支沿鐵底河，另壹支沿惠濟河，先後註入渦河，於安徽懷遠匯入淮河，自淮河經洪澤湖、白馬湖、高郵湖註入長江，形成合流局面，進而波及江蘇北部諸縣市。由決堤而來的黃河歷史上的第26次改道所造成的危害，遍及3省44個縣，死亡人數統計高達89萬。花園口決堤也成為抗戰史上與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慘劇並稱的三大慘案之壹。
《豫省災況紀實》裏有壹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黃泛區災難圖:“泛區居民因事前毫無聞知，猝不及備，堤防驟潰，洪流踵至;財物田廬，悉付流水。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有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幸不死，因而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蕩魄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饑餒煎迫，疾病侵奪，往往橫屍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幾幾。幸而勉能逃出，得達彼岸，亦皆九死壹生，艱苦備歷，不為溺鬼，盡成流民……因之賣兒鬻女，率纏號哭，難舍難分，更是司空見慣，而人市之價日跌，求售之數愈夥，於是寂寥泛區，荒涼慘苦，幾疑非復人寰矣! ”
6月9日的花園口決堤，也是中日雙方沿著黃泛區邊界東西對峙的開始，渠長根說，“依賴機械化軍事裝備進攻隴海線和平漢線的日軍被迫改變原來沿鐵路線西進南下的戰略”，壹方面把部隊從豫東尉氏、中牟、娜陵、通許、陳留、祀縣等各縣向東撤退，轉移、集結到以商丘、徐州為中心的豫皖蘇交界地帶，另壹方面確定了沿江淮水路西進的路線，分調多路人馬圍攻武漢。“戰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贛北、鄂東的廣大湖沼山地地區，豫東戰場逐漸冷卻下來，武漢附近地區接著成了中日兩國軍隊廝殺的新戰場”。這樣壹來，從鄭州斜貫東南，穿越豫東大平原的新黃河就成為軍事分界線，把日軍阻隔在泛區的東面，中國軍隊沿西岸據守，沿新黃河以西修築起“防泛西堤”，而日軍也在對岸修築起“防泛東堤”，相持壹直延續到1944年日本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
從當地復雜的社會形勢看，黃泛區形成之初，豫東地區壹度成為真空地帶，戰局基本穩定後，日軍大規模他調，留在該地區的兵力很少。“開封、商丘、淮陽敵只數百人，其他各縣僅僅四五十人。連敵人的宣撫班、憲兵隊等合並統計，全豫東不過有3000人的樣子。”經常會用拖動壹些塑料的假人假槍炮做演習。不過很快就形成了多種勢力交錯雜陳的局面，壹方面是日軍占領者及其傀儡組織和偽軍，另壹方面是不斷回升從事遊擊戰的中國軍隊，還有其他各種背景復雜、立場搖擺不定的地方勢力。因此，這裏“敵蹄橫行，漢奸囂張，惡貓遍地，土匪蜂起，把豫東弄成了壹個極混沌極混亂極擾攘不堪的局面。壹般名哲賢達，都在‘武裝逃難’或者‘集體搬家’的新鮮口號之下‘西遷’了。剩下的是廣大的被難群眾，以及同他們在壹處埋頭苦幹著的國民黨員和***產黨員，還有少數的行政人員而已”。
當日軍修築防泛東堤的時候，過程並不順利，渠長根分析說，“壹是水勢不穩，經常發生決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處黃泛災區，留下的居民多為老弱病殘，難以招來足夠的人力。三是在中國抗日武裝的宣傳鼓動下，日軍對參加築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則，他們就會投奔抗日武裝。四是日偽政權內部矛盾交織，主持施工的指揮人員和技術人員利欲熏心，都想從中漁利，偷工減料、中飽私囊的情況嚴重，直接影響了施工的進度和質量。五是當地處於所修大堤以內與以外的各村落之間，利益沖突明顯，都不願把自己的家園堵在堤內，加上偽政權的大部分工作人員基本上都是當地人，協調有實際困難，因而施工時常被中斷”。就在這種復雜的形勢下，築堤施工斷斷續續，壹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東堤的修成，約束了泛水水道，相對地控制了黃河及渦河的洪水東泛。
奇怪的是，黃泛區壹度淡出了公眾視野，直到1942、1943兩年的河南大早和蝗災，花園口和黃泛區才重又引起媒體的關註。之後不久，又歸於沈寂。渠長根說，“在戰爭的邏輯以及宣傳的規律上，這似乎是必然的結果”。1943年2月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了王雲五所寫的社論《看重慶，念中原》，對河南的大災實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時尖銳地指斥重慶“隔江猶唱後庭花”，以及政府救災及限價擡價失當。結果竟然被勒令停刊三日。臨時河南省省會洛陽的《行都日報》對該文予以轉載，也因此被停刊三日。同年《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進入黃泛區，用電報發回了第壹篇關於災難慘狀的報道，在國際上引起了對於黃泛區的重新關註，也為這裏的民眾贏得了些許援助。
時至今日，災難的記憶並沒有被時間抹去，渠長根說，2002年5月27日，他到扶溝縣做社會調查的時候，縣誌辦的張孟庚的母親依舊能清晰的回憶起黃河水進村的情境:“壹家人沒有逃走，因為父親相信很快就會過去，為防萬壹，把值錢的東西搬到了村頭高地，還有三四家也跟著這樣搬去了。”“但黃河水越來越大、越來越猛，結果全村被淹沒，連這塊高地也被完全包圍起來。吃完了搬來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幹吃糧食，糧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裏的老鼠等吃。無論白天晚上，誰也不敢睡覺，唯恐錯過了逃走的機會。”人們沒有語言，無奈的目光有時候對碰壹下，連小孩子也沒話可說了。幾天後，果真有當地政府派出的巡邏搜救船只發現了他們。“但是船太小，人太多，離安全地方又遠，關鍵是高地周圍有很多大漩渦，船不敢靠近。船來船又走，大家壹下子絕望了。又熬過了兩天，找來了撐船高手才分批把他們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父親忍受不了這些天的饑荒和心理折磨，沒幾天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