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拍照，我沒上學就解決了。入學後，我又解決了膠片攝影的問題。老師也很負責，這沒什麽好說的。但是學導演，我是在偷偷學，看各種書，壹點壹點猜。庫裏肖夫的《電影導演基礎》，愛森斯坦的《電影藝術四講》，普多夫金和克拉科夫的書都很重要。但是，我是壹個很實際的人，我想學習如何去做。有壹本書我覺得最實用，是烏拉圭的丹尼爾·阿裏洪寫的《電影語言語法》。這本書很好。裏面沒有壹句空話，講的是平面怎麽定，軸怎麽定，鏡頭怎麽分，怎麽連成壹個場景，非常實用。這就是我想要的。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講，但我缺少的是導演的方法。白天拍《院子》，晚上我會默默播放。如果讓我來指導，應該怎麽拍？但這都是以後的事了。
未來並不遙遠。
6年後，張藝謀導演了他的第壹部電影《紅高粱》，手裏拿著麥克風。法律是他的參考。誇張的造型，豐富的儀式，強烈的色彩，野性生命的吶喊，把壹種浪漫的激情發揮到了極致。他迸發出的自由和野性，濃郁而鮮紅的基調，對壹切倫理道德和庸俗習俗的肆無忌憚的挑戰，似乎在抽幹他前半生的抑郁...
此後，張藝謀作為導演的幾乎每壹部作品都引起了廣泛關註，受到了眾多國際電影節的歡迎。有壹次他參加歐洲壹個電影節的晚會，看到壹個年輕的學者。有人告訴他，這個人就是寫電影語言語法的烏拉圭電影學者丹尼·埃爾·阿裏洪。張藝謀趕緊找了個翻譯給他介紹。他告訴丹尼爾·阿日洪，妳的書在我年輕學生時代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啟發，那些簡潔的方法直接幫助我成為了壹名導演。為此，我真的應該感謝妳寫了這本好書。
——選自甄妮《北京電影學院的故事——第五代電影的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