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戰後50多年間，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及右翼勢力，壹天也沒有停止其為軍國主義及侵略歷史進行翻案的活動。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論》開始連載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為標誌，日本軍國主義殘余勢力及右翼勢力更不斷掀起陣陣濁浪，肆意歪曲歷史，矢口否認戰爭罪行，公然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妄圖為日本軍國主義全面翻案。為紀念“七·七事變”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5周年，為駁斥日本右翼勢力公然篡改歷史、美化軍國主義的倒行逆施，本文擬從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精神淵源、核心思想及理論基礎三個方面進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加深我們的認識。
武士道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精神淵源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淵源於日本封建軍國主義，它對內實行極權統治和統制經濟，對外實行武力擴張，力圖建立所謂“大東亞***榮圈”。壹句話，軍國主義是以“軍事立國”並進行統治的反動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則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為標誌，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壹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鬥者的倫理規範，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系，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壹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註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系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壹套繁雜的道德規範、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壹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壹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壹“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發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準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壹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舍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壹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壹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壹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壹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壹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舍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布《教育敕語》為標誌，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領臺灣，吞並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發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壹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系在壹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壹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布“詔敕”中，就有“八?壹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壹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壹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後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後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16世紀末，豐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討朝鮮、進占中國、印度，稱霸亞洲的狂妄計劃，他的擴張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達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統治者擴張思想、對外侵略行動之大成。豐臣之後，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統治者都不斷鼓吹其計劃，宣揚其思想，致使日本對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間延綿不絕且日益猖獗。
豐臣秀吉1585年出任“關白”（攝政），總攝日本國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權，為解決統壹後的日本社會矛盾，同時也因為個人野心不斷膨脹及霸權思想作祟，他提出並實施了對外擴張的計劃和政策。據史書所載，豐臣秀吉在1578年奉織田信長之命征伐播磨國（今兵庫縣）時，就對織田信長說：臣“必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誌”。1585年，豐臣首次明確提出“征討中華”，並為此積極準備。1590年5月，豐臣致書朝鮮國王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中國明朝），使其四百洲盡入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誌也。”當他得知1592年第壹次侵朝戰爭初期順利進軍消息時，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當豐臣做黃粱美夢時，傳來了日軍在中朝聯軍打擊下節節敗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議和撤軍。1596年豐臣又撕毀停戰和約，於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豐臣亦憂忿成疾，嗚呼離世。豐臣死後，德川家康通過1600年的關原之戰，確立了統治全國的地位，並於1603年建立了江戶幕府，成為合法的全國統治者。和豐臣秀吉壹樣，德川家康依然企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封建主義國際秩序。
江戶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義勢力東漸，幕藩體制陷於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論開始出現，此時湧現出了壹批思想家，他們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封建主義的擴張思想，不僅將其體系化、具體化，而且為其尋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並打出了更富有欺騙性的招牌。
日本國學集大成者本居宣長把日本說成是天照大神創造的神國，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還宣揚“八?壹宇”的對外侵略擴張思想，夢想征服世界，將世界各國置於日本支配之下。他的這些思想，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變為“大和民族優越論”，“國粹主義”，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輿論工具。
從18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經世學派和維新運動的先驅者們看到了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當地人民，攫取大量財富，深為所動，因此提出了許多從日本立場出發的對外擴張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島津齊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國通覽圖說》中，全面介紹朝鮮、琉球和蝦夷地（北海道）的歷史沿革、文物制度、風俗習慣、地理物產等情況，便於日本人加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了解。1786年他又著《海國兵談》，縱論五大洲形勢，提醒國人勿忘“江戶（今東京）日本橋下水，直通中國與荷蘭”，勿忘日本是四周為海洋環繞，與世界聯在壹起的“海國”，啟迪世人站在日本橋上，放眼世界風雲。壹部《海國兵談》，實為海國日本武備的百科全書，論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備，又具體提出了各項防衛措施。在經世學派中，最早論述海防論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論的總體構思為日本近代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略奠定了基礎。他還在《海國兵談》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權主義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現如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那樣的“君主”，以“壹統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戰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則主張武力對外擴張。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經世秘策》壹書中，主張確定世界戰略的終極目標，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為世界第壹大強國。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實行殖民“開拓制度”。他指出，“歐洲各強盛國家其本國雖小，但多有屬國，亦堪稱大國”，強調“即使侵犯他國，也應由此而增強本國，是乃國務”。他還劃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為堪察加、滿洲（中國東北）、“山丹”（現俄國濱海疆區）和“西唐太島”（庫頁島）。他還在1801年所著的《貿易論》中宣稱：“發動戰爭，謀取國家利益乃是為君之道的秘密”，並進而將“貿易之道”概括為“戰爭之道”，鼓吹伺機“進攻外國並占領之”。
將經世學派思想主張充分展開、發揮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淵。他在1823年的《宇內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標是將全世界“混同”為日本郡縣，使“全世界悉為皇國（日本）之郡縣，萬國君主皆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國”駕馭世界之策的外征論，更把武力擴張作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將出兵海外的侵略行為美化為“奉天意，正萬國之無道”，是“實行天懲”。他的這些思想和口號，被日本軍國主義不斷重變和鼓吹。佐藤信淵還提出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綱領性藍圖和路線，這就是從侵略中國東北入手，進而入關全面侵華，征服中國，然後征服亞洲的西侵與南進並行的路線。這與105年後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上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是壹脈相通的。佐藤信淵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響並不太大。而在明治維新後，卻倍受重視，“維新三傑”之壹的明治政府早期實權派人物大久保利通發現並特別重視和提倡佐藤信淵的思想主張，從1871年（明治4年）起，連續出版了信淵的各種著述。信淵的思想體系和主張，成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內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論的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陰提出將失之於歐美的“交易之處”，“償還於鮮（朝鮮）、滿（中國東北）之土地”。這種失之於西方者，補償於鮮滿的主張後來成為明治政府的壹大戰略。而因為倒幕維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晉作、久阪玄瑞、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壹誠、山縣有朋等，皆系松陰門人，所以他的對外擴張思想直接影響了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設者。此外，松陰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擴張路線，目標直指中國與東南亞，甚至是印度。
其實，松陰這種“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力圖將西方殖民勢力的壓迫強加在鄰近國家的思想主張，帶有相當的普遍性。當中國鴉片戰爭失敗之時，日本開明藩主薩摩藩主島津齊彬便主張侵略中國。後來“維新三傑”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正是由島津齊彬壹手提拔起來的，他們都成為明治新政府的實權派，又都深受齊彬思想主張的影響。幕政改革派維新誌士橋本左內甚至公然認為，如果不兼並中國、朝鮮等國領土，“日本就難以獨立”。故“略取附近之國家，乃第壹要緊之事”。
幕末經世學派代表人物是當時日本的先覺者，他們的對外侵略擴張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實在令人吃驚。其實，這種思想是日本的領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戰光榮”主張的必然產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國際國內時代條件下，受列強西力東漸危機的沖擊的結果，二者相結合，遂產生並形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系統的對外侵略思想體系。他們企圖通過模仿西方殖民者對外擴張的行徑，侵略和掠奪弱小國家以臻富強，進而達到參與歐美列強的殖民角逐的目的。應該說，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擴張行徑，無疑正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思想的繼承、發展和貫徹實施。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就提出“大陸政策”，開始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在20世紀初，日本已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完成了軍國主義化。它導致日本國民經濟被納入軍事、戰爭軌道，成為壹個惡性循環：戰爭——經濟軍事化——更大的戰爭——經濟更加軍事化……。這部戰爭機器不停地運轉，只有到徹底敗亡才被迫停止下來，經濟亦終將崩潰。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理論基礎
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已開始制造法西斯輿論。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肇始者和理論家北壹輝在中國上海寫出《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1923年出版時改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該大綱鼓吹動用天皇大權、依靠軍事力量實現國家的“改造”和“積極對外開戰”，奪取殖民地，稱霸亞洲和世界，成為頗受帝國主義分子贊揚的法西斯綱領。同年，北壹輝與另壹個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組織起早期法西斯主義團體“猶存社”。此後大量形形色色的軍隊和民間法西斯團體紛紛出籠。從廣田內閣開始，軍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確立和“軍財抱合”（軍閥與財閥的緊密勾結）局面的形成，標誌著日本建立起軍國主義法西斯獨裁統治。
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確立後，更極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揚“忠君愛國”、“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戰爭狂潮。在政治軍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國防方針》，制定《國策大綱》，加緊擴軍備戰。《國策大綱》聲稱：日本的“根本國策在於國防與外交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方面發展”，實際上提出了吞並東亞太平洋區域的大規模擴張方針。接著於1936年6月，為適應擴張方針的需要，修改了《國防方針》，提出了昭和新軍制計劃和大肆擴軍、增加軍費的龐大計劃，將國民經濟亦逐漸納入戰爭軌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國聯。當德國、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統治並成為新的世界大戰策源地之時，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確立統治體制，並很快發展為東方戰場的戰爭策源地。於是，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個法西斯夥伴，在反***產國際的煙幕和幌子下勾結起來，1936年11月，日德簽訂《反對***產國際協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軸心開始形成。三國相互勾結、相互利用，走上了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則對廣大青年，特別是士兵和學生強化軍國主義思想教育，極力鼓吹“戰爭是創造的動力，文化之母”，軍人是“國家之花”，大力灌輸“八?壹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化的過程中，從西方思想武庫中揀來的壹些糟粕，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寫下的《物種起源》，是人類對生物界、動物界認識深化的裏程碑，而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古姆普洛維奇、沃爾特曼等人用庸俗進化論來解釋社會現象，將人類社會比擬為動物界，宣揚“各種族爭取生存的鬥爭”、“弱肉強食”及“優勝劣敗”，劃分民族優劣的種族主義思想。
在明治維新前後，就有曾留學西歐的壹些日本啟蒙思想家攝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將它傳入了日本。著名啟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國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官僚學者。1882年，加藤在《人權新說》中就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對天賦人權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鼓吹“優勝劣汰”原理，胡說什麽“人類絕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壹的權利，人的權利只有在掌握專制大權的統治者即最大優者的保護下方能實現”。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需要，亦由於加藤的巨大影響力及其大肆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日本風靡壹時，影響極大且十分深遠。開始還是平民主義代表人物，後來變成露骨軍國主義者的德富蘇峰亦主張日本應做“世界性國家”。在甲午戰爭前後，他極力宣揚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合理性，在許多文章中都貫徹其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他認為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正在於：“予世界上的頑迷主義者壹大打擊，並將文明之恩典註入野蠻社會”。原來亦是平民主義者的著名史論家、評論家山路愛山在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後放棄了平民主義，公開聲明“願做帝國主義的信徒”，極力宣揚世界已進入“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時代，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正是歷史的必然，“是適者的生存，是天賜的榮耀，是社會進化所生的淘汰”。連壹直主張立憲主義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轉變成狂熱的帝國主義者。他認為，軍國主義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競爭”的具體表現，“人類社會的進步是生存競爭的結果”，“征服半野蠻民族或吞並自己不能獨立的國家，不應視為不仁不義”。他甚至露骨地主張“只要世界上還有半開化的野蠻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滅”。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理論基礎，將日本軍國主義傳統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貨色進行改造和包裝後，壹古腦地塞入其龐雜的思想體系，制造和宣揚“日本民族優越論”、“生存發展論”和“生存自衛論”，鼓吹人種差異，自欺欺人地打出“種族戰爭論”（太平洋戰爭是“黃種人與白種人的戰爭”）、“民族解放論”（太平洋戰爭是“解放亞洲各民族”的戰爭）的蠱惑性招牌，妄圖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做為侵略奴役亞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實現其“皇化亞洲”、“皇化全球”的迷夢。
綜上所述，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是壹個龐雜的思想體系，其來源之壹是武士道精神，來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學中的封建糟粕，來源之三是皇國、神國史觀，進入近現代以後，又加上了從西方引進的壹些所謂理論體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義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腐朽、反動思想糟粕的大拚盤，其拚湊的內容和混亂的表述往往使人難以分類和把握其邏輯層次。但是，正是這壹龐雜的精神糟粕，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利用，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這壹切，都值得我們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