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5月8日，吳英愷出生於遼寧省新民縣壹個滿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縣師範壹位清貧的教書先生，家裏的條件並不寬裕。懂事的吳英愷從小就幫著家裏做家務，童年的生活造就了他壹生中吃苦耐勞、勤奮簡樸的品格。由於祖母體弱多病，縣裏幾位有名的老中醫和教會醫院的院長都曾被請到家裏來為她治病，這些登門的醫生給童年的吳英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覺得醫生是壹項被人尊重的職業。於是，作壹名醫生成了吳英愷很早就擁有的夢想。1926年，吳英愷考入沈陽北陵的省立第三高中，由於對理工科缺乏興趣，次年他還沒等畢業就投考了沈陽小河沿醫大，童年的夢想開始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這所醫學院是蘇格蘭人創建的，完全遵照英國式醫學教育的規格，醫風、學風非常嚴謹。在這裏，吳英愷養成了學習循序漸進、工作認真負責的好習慣，同時，他的視野不斷開闊，思想也發生了轉變，開始決心要為國家做壹番事業，要學好技術，為病人、為大眾服務。他不僅很好的完成了學業，而且還秘密地加了抗日工作。1933年，由於叛徒的出賣，他不得不離開沈陽，去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在吳英愷的自傳中，他提到在協和學習生活的歲月是他人生中極其重要的歲月。
1933年來到北京協和醫院。他在那裏起初是做實習大夫，由於評定出色，不久就被選作外科研究生。36年到38年之間，他擔任助理住院醫師，在普外、泌尿、腫瘤外科之間輪轉。38年6月底，他成為了總住院醫師。在這期間，吳老博采眾家之長，成為外科主治醫師後就已經能夠完成許多大手術。30歲那年，他完成了我國第壹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內食管胃吻合術，結束了中國醫生不能作食管癌手術的歷史。當時這個手術本來應該由外科主任美籍專家婁克斯來做，因為婁克斯生病而臨時
決定讓他上陣。手術成功之後，吳老笑稱自己是“新手交好運”。其實這“好運”都是通過他自己的艱苦努力來創造的。
1941年，吳英愷來到美國華盛頓大學巴恩醫院進修。他本來是去學習整形外科，結果不到三個月，由於協和的人事變動，他轉到了聞名世界的外科權威葛蘭姆教授領導的胸外科。這壹轉變使吳英愷非常高興，因為胸外科是他的興趣所在。在巴恩醫院進修期間，吳英愷工作之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度過。當時葛蘭姆教授也在試做食管癌切除術，但壹直沒有存活的病人，而吳英愷做過11例這樣的手術竟有6例病人的生命得到了長期延續，這使葛蘭姆教授非常欣賞。在這段時間裏，他把從協和學到的手術技術和從巴恩醫院學到的整形外科包紮方法應用於胸廓成形術中，改進了無菌操作，取得了120例次無化膿感染的成績，在40年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美國同行們都對他刮目相看。
1943年，國內抗日高潮叠起，久居國外的吳英愷深深感到不安，他熱切盼望著回國參加抗日事業，他對熱情挽留他的導師葛蘭姆教授說：“我很感激您的好意，但是當自己的國家遭受別國侵略的時刻，國內迫切需要像我這樣的人；我又怎麽能久居國外？”就在這壹年的八月，吳英愷啟程回國，並且帶回了許多著名專家贈送給他的論文單行本，還有美國醫藥援華會資助1500美金購買的醫療設備及手術器械。
在航行途中有過這樣壹個小插曲：有壹個船上的美國人指著他們說：“沒有我們美國的支持，中國很快就要被日本滅亡了”，吳英愷十分氣憤地當場駁斥：“謝謝妳們美國人，妳們還是把珍珠港保護好吧，中國人自己會救中國，不要別人的恩賜。”許多年以後這個場面他還記憶猶新。
抗戰結束後，吳英愷回到了北方。1946年，他在天津中央醫院建立胸外科，在這裏，他完成了我國首例慢性心包炎切除術。1948年5月，吳英愷重新回到協和。51年協和被新中國政府接管，吳英愷成為協和醫院第壹位由中國人擔任、並且是最年輕的外科主任。 吳英愷壹生創建過三家醫院：解放軍胸科醫院，阜外醫院和安貞醫院。
1956年，吳英愷主持創辦了全軍，也是全國第壹所胸科醫院，半年之後，醫院的改組和建設就基本成型了。1958年8月，胸科醫院轉入由協和醫學院改組成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壹所正在籌備中的醫院合並成阜外醫院，吳英愷擔任院長。 在阜外醫院工作期間，吳英愷組織了北京、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壹市的食管癌科研大協作。當時隨他壹起去到各地普查治療的阜外醫院病理科研究員吳遐講到了當時的情況。
吳老曾經在59年、64年和79年三次到河南林縣食管癌高發區調查發病患病情況，結果發現當地的居民們喜好熱食，而且食物粗硬，缺乏維生素。在這些調查的基礎上，吳英愷提出了預防食管癌的方案。在基層，他還帶領醫務人員積極開展普查和手術，使得許多早期患者得到生命延續的機會。當地群眾常常說起：“要不是那位穿中山裝的吳院長，我們不知道還要受多少罪啊。”
通過長期不斷的實踐和組織四省壹市大協作，他初步闡明了食管癌的自然病史、流行特征及發病機制。在此基礎上，他結合臨床表現和X線診斷特點，提出了食管癌病理分型的概念，此後又提出了在國際上也屬於創新的四期分類法及多點來源的病理學理論，大大推動了食管癌防治科研工作，使我國的食管癌防治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四省壹市防治科研協作組不僅帶動和推進了全國各地食管癌的治療研究，也為多省市多單位科研大協作積累了經驗。
安貞醫院是吳英愷壹生中創辦的最後壹所醫院，他傾註其中的心血也最多。現在的安貞在心胸外科、心血管流行病學以及人群防治研究都有著優秀的業績。吳英愷對親手創建的安貞醫院有著這樣的評價：“體制先進，環境優美、設備精良、人強馬壯、成果初現、還要發展”。然而在建院之初，吳英愷得到的僅僅是壹張“1200平方米建築面積的批件”。壹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要在這樣壹窮二白的基礎上建醫院，艱辛程度可想而知。
文革後期，吳英愷已逾耳順之年，再上手術臺已經力不從心，但是強烈的事業心和對醫學科學發展的敏感，促使他開創了我國心血管流行病學和人群防治事業，並稱它為自己的“第二專業”。
1982年，吳英愷帶領壹批專家，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莫尼卡(MONICA)方案，組織領導專業隊伍對北京市6個區的73萬人口，以及全國16個省、市、自治區的550萬人口，開展了堪稱世界最大範圍人群的心血管病監測，取得了我國人群心血管發病率、死亡率、危險因素等大量的第壹手資料，為我國和國際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阜外醫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員周北凡曾協助吳英愷開展高血壓普查。吳兆蘇也隨吳英愷在北京石景山區開展心血管病人人群防治工作。
吳老壹直從事外科工作，對流行病學是門外漢，但他覺得自己責無旁貸，於是就從頭學起，虛心向流行病學家何觀清教授和統計學家高潤泉教授求教，很快工作就搞得很有起色。1979年，他以非凡的氣魄組織了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90個城市及208個農村地區的高血壓普查，總計普查15歲以上人口***4百多萬。這是我國首次大規模、有計劃並采用國際標準進行的心血管流行病學研究，是壹次裏程碑式的工作，其中的成果到現在還被國內外學者廣泛引證。吳老還組建了我國第壹個心血管流行病學和人群防治研究室，以北京石景山區為基地，開展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他親自下現場組織調查，培養幹部，總結經驗，指導全國的流行病學和人群防治工作。
有壹次，吳老到石景山區石槽村走訪病人，突然壹場暴雨襲來，瞬間地上的積水就沒過了腿肚子，人在水裏直打晃。吳老拄著根棍子，繼續朝前走。我們跟著他，頂著風雨，挨家挨戶量血壓，送降壓藥，詢問病史、登記病情。我從心底裏為他那種不到黃河不死心的勁頭所折服。在這壹年多艱苦調研的基礎上，經過幾年的努力，吳老創建了我市乃至全國第壹個心血管病人群防治點，采用了村衛生所、區衛生院和市屬大醫院三級互動的防治模式。實踐證明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心血管病防治模式。從那以後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越來越明顯的成效。五年後防治點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了13%，其中腦卒中(中風)死亡率下降了23%。
1983年，世界衛生組織決定在全球四大洲2000多萬人群中首次開展大規模的心血管病趨勢和決定因素監測。簡稱莫尼卡方案。得知這壹國際性研究項目後，吳老親赴世界衛生組織代表中國請纓。在他的爭取下，中國成為莫尼卡方案中惟壹的發展中國家。莫尼卡方案剛開始的時候有20多個國家參加，亞洲只有中國和日本，世界衛生組織考核特別嚴，日本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我們每次的評分都是A和A+。那時候吳老管我們特別嚴，翻譯的方案他壹個字壹個字地摳。他老給我們加碼，這事還沒幹完呢，他那事又來了，大家都很累，不過壹看到那些成績，又特別高興，那些苦呀累呀就全沒了。2003年9月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總部向全世界宣布了這項迄今為止最大的全球心血管協作研究的全部結果。在研究資料匯總冊中刊登了吳老的壹幅照片，稱他為資格最老的研究員，表達了對他的崇敬和贊揚。吳老對事業的高度負責的精神不但為國家爭了光，也為我們每壹個工作人員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吳英愷十分贊賞《黃帝內經》中的“上醫治未病”的哲學思想。為了這個崇高目標，他奉獻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後壹刻，他還念念不忘老百姓的健康教育。1995年5月2日，北京市衛生局北京晚報啟動了健康快車活動，吳英愷成為了“健康快車”的列車長。《北京晚報》的記者關春芳因此與吳英愷成為了忘年交，回憶起吳老為老百姓健康所做的壹切，關春芳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健康快車”緣於吳老帶領北京心防辦的醫生，用了八年的時間獲得的壹份對高血壓的調查結果。1994年底，我在“市情簡報”上看到了這份調查的摘要，不到100字的簡報，赫然寫著北京有“200萬個高血壓患者”，換句話說，北京人每五個裏面就有壹個高血壓，發病人數在全國高居首位。市領導也頗為震驚，吳老非常著急，他拿著自己寫的壹份《北京市高血壓防治的新策略》，找到衛生局領導說，“北京的健康教育搞得實在是太晚啦。”他的語氣很不客氣。“沒有別的招兒，惟壹的辦法就是大規模的人群教育”，這樣我們就成立了健康快車，吳老成為了我們第壹任列車長。他當時已經是近90歲的高齡了，參加了很多科普活動。我總覺得像他這樣的大專家居然去搞健康科普，這是連好多小大夫都不願意幹的事。他曾說：“高明的醫生首先是防病，然後才是治病”，85歲高齡時他曾親赴密雲爬上五層樓為農民講“健康科普”，有壹次，他在馬路上看見壹個胖子，他就停車去勸那人減肥。他對吸煙喝酒深惡痛絕，在他身患重病作治療時他還要去勸壹個素不相識的吸煙者戒煙。
我至今記得，健康大課堂開課的那壹天，真是盛況空前。人們從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口成群結隊地 湧向公園裏的科技館。300人的會場擠得水泄不通，連門外的東廣場都站滿了人，面對潮水般湧來的市民，專家只好破例改到廣播室去講課。許多人索性坐在地上，把本墊在膝蓋上記錄。這足有1萬多人前來聽課的壯觀景象，被新華社記者用相機拍攝下來，壹張“槐柏樹下大課堂”的照片被英美等國 十幾家報紙爭相登載。外國媒體驚奇地稱贊到：“這就是中國式的健康教育”。 吳老去世前的壹個月，我去醫院看望了他。他握著我的手說我們的健康快車出的壹本書，叫《登上健康快車》發生量特別大，100多萬冊，他就是說這個做得特別好，搞醫學科普就應該把醫學和科普結合到壹起，把專家和群眾結合到壹起，把政府和百姓結合到壹起。這是中國的21世紀的健康科普的方向。他的頭腦特別清楚，壹直到生命最後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永遠記得他對我說的最後壹句話，他說健康快車還要搞下去，這是我壹生特別想做的壹個事業，我做不了妳們還要做下去。
吳英愷是當之無愧的大醫，醫學成就大、行醫觀念大、人格之偉大。
1995年，吳英愷寫下壹首歌作為遺囑：“行年八十五，提前立遺囑，死後做屍檢，火化不留骨，不開追悼會，不搞告別式，如得不治病，我寧安樂死。我死心平靜，親友莫悲傷，人生總有死，活時當自強。”
2001年9月30日，吳英愷“後事先辦”，立下遺囑：“我已91歲，生命即將到盡頭，後事必須從簡。倘如發現不治之癥，不必積極治療，盡量減少痛苦，讓我自然歸去。死後作病理解剖，與病歷對照，有教學作用的標本由病理科保存。請安貞醫院聯系火化，不保留骨灰，不化妝，不舉行告別儀式，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
在吳英愷去世後的第六天，按照他的遺願，安貞醫院沒有為他們的老院長舉行追悼會，只是打算在壹個小範圍內與他告別。然而，那天不約而同來為吳英愷送行的卻有上千人。8名年輕的心外科醫師擡著老院長的靈柩，從他生前最想看的心外大樓前將他送上靈車。
人們在雨中佇立著，懷著崇敬的心情，目送著這位把壹生都奉獻給祖國醫學發展和人民大眾健康的世紀名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