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三綱領”的三者之間並非平列之事，朱子也承認，從工夫之大節目上看，只有“明明德”、“新民”兩事，“止於至善”說的只是二者之規模。XIX 雖然《大學》總的目標是明明德與新民，在朱子看來，要使這壹目標真正地得以實現，更為要緊的卻是“止於至善”這壹規模，XX 無論明明德還是新民，都必須“止於至善”：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天理之極，而無壹毫人欲之私也。（《章句》釋“止於至善”）
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語類》，卷14第119條，廖德明錄）
反之，若“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語類》，卷17第32條，陳文蔚錄）其結果只能是“安於小成，狃於近利”，（《或問》）往往失之毫厘而繆以千裏，故朱子不取。由此可見，“止於至善”，實際上已經成為朱子闡釋《大學》的最大關目，而在這壹句中，在筆者看來，最為重要的又莫過於“至善”壹詞。
就“至善”壹詞來說，關鍵又在於“至”字，如朱子說：“‘善’字輕，‘至’字重”。（《語類》，卷14第110條，甘節錄）在朱子看來，所謂“至”字當訓為“極”，至善也就是極好：
至善，猶今人言極好。（《語類》，卷14第97條，李方子錄）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壹毫不盡，故曰至善。（《語類》，卷14第98條，沈僩錄）
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語類》，卷14第114條，陳淳錄）
“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語類》，卷14第122條，程端蒙錄）
所謂的“極致”，朱子又以孝道為例說：
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個，又須著如曾子之養誌，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誌，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願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雲：“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語類》，卷17第31條，葉賀孫錄）
可見，“至善”在朱子的思想體系中不能當作壹般意義上的“善”字來看待，大學之所以為“大”，就因為它所成就的不僅僅在於壹般的“善”，而是在於要止於“至善”，如果說這壹區別在《章句》與《或問》中尚只是點到為止的話，在記載著朱子與學生們相互切磋問對的《語類》中，朱子則是反復致意、叮嚀再三，如：
善，須是至善始得。（《語類》，卷14第102條，胡泳錄）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語類》，卷16第34條，賀孫錄）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壹時不忘，亦不是至善。又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語類》，卷16第43條，董銖錄）
這壹區別相當重要，我們可以認為，它實際上構成了朱子闡釋《大學》的壹個最為基本的向度。然而，作為善之極處的“至善”與壹般意義上的“善”，到底有什麽區別呢？儒學本求善之學，我們如果將《大學》的三綱領改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善”，若說明明德、新民要止於善，似乎也沒有什麽太大的不妥，如孔穎達在《正義》中，就將“止於至善”與“止善”混稱。XXI 從道學家壹般的立場上看，“天命之謂性”，上天所賦於人的，本是純粹至善之性，這可以視為人之明德，XXII 此乃萬善之本，故《大學》提出明明德的要求，即彰明人的本體之明德而歸於善。可見，即使是朱子所強調的“至善”之地，亦不外乎歸於明德之明，而壹個人若能發明其明德，諸如本著壹個善良之動機，並且努力去做善良的事情，即可說是臻於善境，又何必多此壹舉地說要“止於至善”？XXIII “止於至善”似乎應該就是“明明德”應有的題中之義，王陽明大體上就持這壹看法，如他說：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大學問》，《王陽明全集》卷二六，續編壹）
就王陽明的這壹看法來說，只要致其作為至善發見之良知，就可以隨感隨應，自然能夠知是知非而有其天然之中。可以認為，王陽明這裏所用的“至善”壹詞，只是順著《大學》文本說而已，其“至”字大體上只是虛說，“善”與“至善”二者並沒有什麽嚴格的義理區別。而在朱子看來則不然：
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語類》，卷14第106條，董銖錄，同卷第167條同此，無“止於”之“於”字）
可見，天命之性雖為至善，但它並不能象王陽明所說的那樣，能夠自然地本體洞然，隨感隨應而無不至善。雖然天命之性必然要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時時發現，所謂“介然之頃壹有覺焉”，（《大學或問》）但由於氣稟與物欲之故，這壹時壹地之明覺（或王陽明之良知）並不意味著能像明德之本體壹樣也同樣是至善。這也就是說，“至善”的根據雖然不外乎“明德”，但在現實中，“明德”卻並不就等於是“至善”，更多人“明德”之發見可能只是“略略明者”。如朱子舉齊宣王見牛之觳觫而生不忍之心為例說：“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語類》，卷14第82條，黃卓錄）明德壹時壹事上之略略明者，如齊宣王所生的惻隱之心那樣，其用心無疑也是善的，但卻不能說是至善。在朱子看來，“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壹件不盡，亦不是至善。”（《語類》，卷14第100條，震錄）更何況只是暫明暫滅之明德乎？對於朱子來說，壹個人要使其明德“略略明者”並不難，因為人心之靈總有發現處，“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語類》，卷14第83條，子蒙錄）真正難做到的是將此日常生活中萌現出的善念之發推明開來 災掠詡?露?雌潯咎逯?鰨?獠攀恰爸褂謚遼啤敝?し頡?/P>
明白了我們的“明德”有“略略明者”與“明到極處”的差別，也就不難理解善與至善的區別了。然而，我們不免要問，為什麽常人的明德在壹般的狀態下（聖人不在討論之列），其明德只會略略之明？從工夫上說，為什麽說真正難做到的不是“善”而是止於“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