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與白居易齊名的中唐著名詩人;薛濤，中唐最傑出的女詩人，兩人常有詩文唱酬，因此關於兩人的風流韻事就成為聳人聽聞的話題，有關的筆記詩話繪聲繪色、煞有介事地傳揚著元、薛的燕昵私會及其詩歌酬唱。那麽兩人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中唐女詩人中以薛濤最為著名。薛濤，字洪度，本是長安良家女，其父因官寓蜀，早卒。母孀居，家貧，淪落為官中樂妓。貞元五年（789年），薛濤因事被罰赴邊城松州，獻《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獲釋。歸成都後，即脫離樂籍，居浣花溪。現在成都還有薛濤井、吟詩樓等遺跡。薛濤通曉音律，工於詩詞，與詩人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杜牧等都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對她有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的稱譽。武元衡鎮守蜀地時，薛濤曾經奏請授為校書郎，未授職。
薛濤在中晚唐詩界有很高的地位。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人分立六主，其下是客。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孟雲卿是高古奧逸主，李益是清奇雅正主，孟郊是清奇古僻主，鮑容是博解宏拔主，武元衡是鑲奇美麗主。其中，清奇雅正之上入室為蘇郁，人室為劉畋、僧清塞、盧林、於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為方幹、馬戴、任藩、賈島、厲元、項斯、薛濤。薛濤得與方幹、賈島等並列，且《詩人主客圖》中所取女詩人僅薛濤壹人，可見她在中晚唐詩壇地位之高。今日流傳的薛濤詩多五、七言絕句，篇章短小而情致俊逸清麗。
由於薛濤是個女詩人，名聲才學令人嘆服，後人總愛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關於元稹和薛濤的關系，也是人們關註的壹個話題。的確，後人很想知道元稹和薛濤的關系究為如何，元稹的人格道德是否很有問題，是否是壹個朝三暮四、見異思遷、忘義負情的人？
最早記錄元、薛韻事的是唐末範d《雲溪友議》的艷陽詞條;安人（仁）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為監察，求使劍門，以禦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攀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還雲：（元稹）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探春詩……其後，列代諸多文人筆記都認為這段記載十分重要，如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等，均沿襲此說。
當代的很多著作，如譚正壁《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張蓬舟《薛濤詩箋》以及蘇者聰《論元稹與薛濤》文等都以這則資料為根據加以演繹，並且更廣泛地收錄壹些著作中關於元、薛的種種艷聞。針對壹些人認為《雲溪友議》的記載是不可信的故事傳說，蘇者聰進行了反駁。他說即使是流傳下來的小說也不能壹概否定，雖然其中杜撰之事屢見不鮮，但小說家亦有可能補正史之疏漏、記逸事之長處，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就將小說筆記全盤否定，是不足以服人心的。
不同意上述觀點者認為這段資料存在著明顯的疏漏，提出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七月，嚴綬究竟到過成都還未可知。《新唐書》對嚴綬元和四年之事沒有記載，但《舊唐書·嚴綬傳》記載道：四年，入拜尚書右仆射。乍壹看，元和四年嚴綬已經入朝，不在成都，未有撮合元、薛的可能。但細加斟酌，可知這條記載十分籠統。如果嚴綬在元和四年三月至七月間確實到過成都，七月以後入朝，亦可記載為元和四年，入朝。因此，據此不能斷定嚴綬在元和四年沒有到過成都。
有人認為筆記小說中關於元稹和薛濤的艷事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他們認為要探討元稹、薛濤是否有艷情，首先要證實兩人是否有見面的可能，這就需要更多事實佐證。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以監察禦史身份出使東川，而薛濤自長安流落蜀中，淪為歌妓，出入幕府，歷事十壹鎮，自韋臯鎮蜀五六十年間壹直住在西川成都府，僑止百花潭，居碧雞坊。東川、西川雖為地鄰，但相隔數百裏，來往很不方便;兩川雖屬壹道，但當時卻分屬不同的節度使管轄，往來也應事出有因。元稹當時只是壹個八品監察禦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樂籍、且正受鄰郡節度使寵愛的名妓前來入侍？薛濤和元稹此前從未謀面，又怎能無緣無故地從西川趕到東川，與元稹相距數月，形同夫婦？
有學者提出，元稹在東川查案之後，有時間繞道成都壹遊，東川的節度使署設在梓州，距離成都僅僅兩三天的路程，繞道成都去看望壹下武元衡等朋友，因而元稹可能遇上薛濤。然而，仔細查看便知，元稹這次出使東川，行色匆匆。長安梓州間隔1800裏，元稹三月七日從長安出發，據《三夢記》雲元稹三月二十壹日才到達梁州，時經半月而路程僅壹半，其到達東川首府梓州約在三月底。不久他又身騎驄馬峨眉下，再跋涉五百多裏，前往滬州查處任敬仲;逗留梓州期間，又查察了嚴勵及其屬下十二州刺史的種種不法行為;返京途中，元稹又在山南西道查辦洋、利等三州於兩稅外加配驛草案，總***查清了兩節度使並其屬下實十五州刺史違詔加賦和其他貪贓罪行。五六月間，元稹已經回到長安，除去他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時日，元稹在東川啟程返京當在四月中旬。如再除去他在滬州審案及往返的時日，可以推測，他在梓州停留的時間未滿月。
梓州距離成都320裏，以壹驛30裏，壹天四驛的速度計算，再加上元稹在成都府看望武元衡及與薛濤相識相交燕昵私會的時間，至少在20天左右。如依照元、薛可能相會的說法，相聚數月，那時間就更長了。如此，在元稹梓州僅停留不到壹月的日程表上實難安排。故所謂繞道成都之說，在時間並無可能。況且，當時武元衡貴為宰相，而元稹僅僅是壹名普通的監察禦史，兩人地位相差懸殊，不可能有什麽來往。無論是公務還是私情，元稹都沒有理由繞道成都，遲緩返京。
張蓬舟先生在《薛濤詩箋》中談到：元和四年三月，元稹為東川監察禦史，慕濤欲見。司空嚴綬潛知稹意，遣濤往侍，濤至梓州晤稹。按照他的觀點，元稹和薛濤結識，與嚴綬有很大關系。
反對者認為這件事是說不通的。考察《唐方鎮表》，就可知道韋臯自貞元元年（785年）六月領職劍南西川至永貞元年卒於任所，壹直兼任成都尹之職。而並無嚴綬輔佐韋臯的史料。嚴綬僅在元和元年（806年）派部將李光顏平叛西川，但他自己並未前往西川，故而也不可能與薛濤相識。何況，此時嚴綬也並未與元稹相識。元、嚴相識在元和六年，時嚴綬自河東節度使轉任荊南節度使，成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的頂頭上司，兩人才開始有來往。元稹《嚴綬墓誌》也已言明：其所行事，由荊而下，皆所經見。由荊而上，莫非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