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與白居易齊名的中唐著名詩人;薛濤,中唐最傑出的女詩人,兩人常有詩文唱酬,因此關於兩人的風流韻事就成為聳人聽聞的話題,有關的筆記詩話繪聲繪色、煞有介事地傳揚著元、薛的燕昵私會及其詩歌酬唱。那麽兩人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中唐女詩人中以薛濤最為著名。薛濤,字洪度,本是長安良家女,其父因官寓蜀,早卒。母孀居,家貧,淪落為官中樂妓。貞元五年(789年),薛濤因事被罰赴邊城松州,獻《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獲釋。歸成都後,即脫離樂籍,居浣花溪。現在成都還有薛濤井、吟詩樓等遺跡。薛濤通曉音律,工於詩詞,與詩人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杜牧等都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對她有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知的稱譽。武元衡鎮守蜀地時,薛濤曾經奏請授為校書郎,未授職。
薛濤在中晚唐詩界有很高的地位。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詩人分立六主,其下是客。白居易是廣大教化主,孟雲卿是高古奧逸主,李益是清奇雅正主,孟郊是清奇古僻主,鮑容是博解宏拔主,武元衡是鑲奇美麗主。其中,清奇雅正之上入室為蘇郁,人室為劉畋、僧清塞、盧林、於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為方幹、馬戴、任藩、賈島、厲元、項斯、薛濤。薛濤得與方幹、賈島等並列,且《詩人主客圖》中所取女詩人僅薛濤壹人,可見她在中晚唐詩壇地位之高。今日流傳的薛濤詩多五、七言絕句,篇章短小而情致俊逸清麗。
由於薛濤是個女詩人,名聲才學令人嘆服,後人總愛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關於元稹和薛濤的關系,也是人們關註的壹個話題。的確,後人很想知道元稹和薛濤的關系究為如何,元稹的人格道德是否很有問題,是否是壹個朝三暮四、見異思遷、忘義負情的人?
最早記錄元、薛韻事的是唐末範d《雲溪友議》的艷陽詞條;安人(仁)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於懷抱也。及為監察,求使劍門,以禦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臨途訣別,不敢攀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還雲:(元稹)乃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韻雖不及濤,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探春詩……其後,列代諸多文人筆記都認為這段記載十分重要,如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等,均沿襲此說。
當代的很多著作,如譚正壁《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張蓬舟《薛濤詩箋》以及蘇者聰《論元稹與薛濤》文等都以這則資料為根據加以演繹,並且更廣泛地收錄壹些著作中關於元、薛的種種艷聞。針對壹些人認為《雲溪友議》的記載是不可信的故事傳說,蘇者聰進行了反駁。他說即使是流傳下來的小說也不能壹概否定,雖然其中杜撰之事屢見不鮮,但小說家亦有可能補正史之疏漏、記逸事之長處,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就將小說筆記全盤否定,是不足以服人心的。
不同意上述觀點者認為這段資料存在著明顯的疏漏,提出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七月,嚴綬究竟到過成都還未可知。《新唐書》對嚴綬元和四年之事沒有記載,但《舊唐書·嚴綬傳》記載道:四年,入拜尚書右仆射。乍壹看,元和四年嚴綬已經入朝,不在成都,未有撮合元、薛的可能。但細加斟酌,可知這條記載十分籠統。如果嚴綬在元和四年三月至七月間確實到過成都,七月以後入朝,亦可記載為元和四年,入朝。因此,據此不能斷定嚴綬在元和四年沒有到過成都。
有人認為筆記小說中關於元稹和薛濤的艷事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他們認為要探討元稹、薛濤是否有艷情,首先要證實兩人是否有見面的可能,這就需要更多事實佐證。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以監察禦史身份出使東川,而薛濤自長安流落蜀中,淪為歌妓,出入幕府,歷事十壹鎮,自韋臯鎮蜀五六十年間壹直住在西川成都府,僑止百花潭,居碧雞坊。東川、西川雖為地鄰,但相隔數百裏,來往很不方便;兩川雖屬壹道,但當時卻分屬不同的節度使管轄,往來也應事出有因。元稹當時只是壹個八品監察禦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樂籍、且正受鄰郡節度使寵愛的名妓前來入侍?薛濤和元稹此前從未謀面,又怎能無緣無故地從西川趕到東川,與元稹相距數月,形同夫婦?
有學者提出,元稹在東川查案之後,有時間繞道成都壹遊,東川的節度使署設在梓州,距離成都僅僅兩三天的路程,繞道成都去看望壹下武元衡等朋友,因而元稹可能遇上薛濤。然而,仔細查看便知,元稹這次出使東川,行色匆匆。長安梓州間隔1800裏,元稹三月七日從長安出發,據《三夢記》雲元稹三月二十壹日才到達梁州,時經半月而路程僅壹半,其到達東川首府梓州約在三月底。不久他又身騎驄馬峨眉下,再跋涉五百多裏,前往滬州查處任敬仲;逗留梓州期間,又查察了嚴勵及其屬下十二州刺史的種種不法行為;返京途中,元稹又在山南西道查辦洋、利等三州於兩稅外加配驛草案,總***查清了兩節度使並其屬下實十五州刺史違詔加賦和其他貪贓罪行。五六月間,元稹已經回到長安,除去他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時日,元稹在東川啟程返京當在四月中旬。如再除去他在滬州審案及往返的時日,可以推測,他在梓州停留的時間未滿月。
梓州距離成都320裏,以壹驛30裏,壹天四驛的速度計算,再加上元稹在成都府看望武元衡及與薛濤相識相交燕昵私會的時間,至少在20天左右。如依照元、薛可能相會的說法,相聚數月,那時間就更長了。如此,在元稹梓州僅停留不到壹月的日程表上實難安排。故所謂繞道成都之說,在時間並無可能。況且,當時武元衡貴為宰相,而元稹僅僅是壹名普通的監察禦史,兩人地位相差懸殊,不可能有什麽來往。無論是公務還是私情,元稹都沒有理由繞道成都,遲緩返京。
張蓬舟先生在《薛濤詩箋》中談到:元和四年三月,元稹為東川監察禦史,慕濤欲見。司空嚴綬潛知稹意,遣濤往侍,濤至梓州晤稹。按照他的觀點,元稹和薛濤結識,與嚴綬有很大關系。
反對者認為這件事是說不通的。考察《唐方鎮表》,就可知道韋臯自貞元元年(785年)六月領職劍南西川至永貞元年卒於任所,壹直兼任成都尹之職。而並無嚴綬輔佐韋臯的史料。嚴綬僅在元和元年(806年)派部將李光顏平叛西川,但他自己並未前往西川,故而也不可能與薛濤相識。何況,此時嚴綬也並未與元稹相識。元、嚴相識在元和六年,時嚴綬自河東節度使轉任荊南節度使,成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的頂頭上司,兩人才開始有來往。元稹《嚴綬墓誌》也已言明:其所行事,由荊而下,皆所經見。由荊而上,莫非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