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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攝影對社會的影響

無處不在是新聞充滿了這個社會,其對社會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下面我來 說說 新聞攝影對社會的影響。

我們來看壹個歷史真實 故事

1950年代新聞攝影造假史

畝產3萬斤的水稻田裏,4個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陽光中蹦跳嬉笑,他們腳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擁有沙發般的彈力。這張1958年新華社記者於澄建拍攝的新聞圖片,首次刊登於當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壹版。照片說明裏提到的高於正常產量數十倍的數字,曾壹度讓大陸民眾對新中國的生產力,產生狂熱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國的新聞史上,這張假新聞照片只是壹個龐大的新聞造假體系中的片斷。但在新聞史的研究中,這段歷史始終在角落裏若隱若現。而近日出版的《紅旗照相館——1956—1959中國攝影爭辯》,則揭開了60年前,大陸新聞攝影界圍繞新聞真實性問題的3年爭辯,講述了新聞照片如何在為政治服務的官方語境中,為制作假新聞照片找到合法性的壹段歷史。

60年後的今天,接受過該書作者晉永權采訪的中國第壹代攝影師,翻檢此書時,不僅有懺悔,更感嘆:“歷史的遺跡至今遍布中國大地。”

虛構和組織加工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官方新聞管理機構——新聞出版總署下設的新聞攝影局,對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嚴格。

1952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的許必華,還記得參加培訓時,老師提到的兩個假新聞案例。壹名記者,到北京郊區拍攝鄉村 文化 館,可能是文化館已經解散,他就搜集了雜誌、書籍,找幾個農民在那兒裝模作樣看壹下,拍了照。另壹位南京大學的高材生,拍攝港口時,僅有3條船,他感覺非常雕零,就拍了兩次,合成壹張有6條船的照片。這兩名記者均受到處分,拍文化館的那位,因完全無中生有被開除。

當時官方強調要“大力反虛構”,晉永權說,但因現實中已存在造假行為,業界對采訪中記者是否能幹涉被拍攝的人或事物的討論已經開始。待新華社攝影部成立,官方觀點逐步轉變,提出在采訪中可以進行壹定的“組織加工”,理由是:為使新聞圖片的質量不斷提高,更充分地表現圖片的主題思想和現實生活的美,對人民群眾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石少華對此作了進壹步解讀。這個當時攝影界最高級別的官員提出:新聞照片必須完全真實,要反對虛構和擺布,但在某些情況下,對拍攝現場作壹些技術性的調整,比如會議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雜亂,或者在畫面中太突出,在不影響會議進行的情況下,對它們略加整理,這是允許的。

但虛構、擺布和組織加工、技術性調整的界限在哪裏?這些概念從未有人能清晰講述,在當年的新聞攝影界引發混亂。這年7月,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的壹張照片,成為引發這些問題大討論的源頭。

這張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園,杜修賢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園內出租的 兒童 車上的留影。杜修賢拍下這個場面後,作為公園出租兒童車的新聞發表,但北京分社認為這張照片純屬“擺布”,是造假,壓下不發。當壹些同事批評杜修賢的行為時,攝影組的張惠賢卻認為:不能因為坐車的是記者的孩子,就說這張照片是虛構或不真實的。杜修賢也解釋說,帶著熟悉的小孩拍照,會比較理想,但並不影響新聞性和真實性。

年末,新華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華社總社的意見,提出“把自己的家屬當作‘理想’的拍攝對象是不恰當的,這種理想只能導致肆意的擺布”。但壹場圍繞關涉新聞真實性問題的討論,在這個意見之後並未就此停步。

為政治服務

杜修賢事件的前3個月,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公開提意見,甚至指出“批評政府不犯罪”,為這場討論提供了較為寬松的輿論氛圍。

此後數月,編輯、記者、業內刊物的負責人、攝影學會的會員紛紛加入這場討論。各方人員提供的真實案例表明,雖然虛構新聞並不被業界認同,但在“組織加工”名義之下,記者幹涉被采訪對象的情況普遍存在。

《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洪克“組織”過壹張毛澤東的照片,頗受官方好評:休息室裏,年輕的女勞模徐建春給毛主席的香煙點火,他們身旁圍繞著7個女青年,個個笑容燦爛。

據洪克的同事鐵矛回憶,洪克自述拍攝前已經和女青年們溝通過,希望她們配合拍出好照片。當毛澤東走進休息室,習慣性地掏出煙時,洪克立刻給徐建春使眼色,心領神會的徐建春拿起了桌上的火柴。新華社評論此照: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們那種融洽、親密的關系,也反映了青年們對毛主席的尊敬和愛戴。

因為“組織加工”過的照片通常主題鮮明,構圖和光線都更為完美,也比抓拍的新聞圖片更容易發稿。晉永權說,到1957年,即使最激烈的反對者,也大體認同應當允許“正確的組織加工”。

當這些爭論還在業務領域進行時,1957年6月,毛澤東突然轉變支持爭鳴的態度。

石少華的秘書、新華社《新聞攝影》編輯戴戈之被下放農場,他曾批評新聞攝影因片面強調“政治第壹”,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暗室技術》的作者、新華社老攝影家魏南昌,《人民畫報》副總編輯丁聰,《人民日報》圖片組組長蒼石、《民族畫報》編輯室主任黃修壹等,壹批在新聞攝影界擁有話語權的人均被打成右派,他們都追求攝影中的藝術性。

驟然緊張起來的政治氛圍下,1958年1月,《新聞攝影》赫然提出“新聞攝影是黨的宣傳工具”。據復旦大學新聞學教授童兵研究,“反右”之後,媒體的功能被確定為“階級鬥爭工具”,待到“大躍進”,官方進壹步提出新聞工作者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

從“擺布和組織加工開端”業務探討,此時的議題逐漸轉向新聞和政治的關系,而起初由編輯、記者自發的討論,從1958年8月開始,也成為官方組織下的活動:壹系列的座談會在全國各地召開,參加者為新華社總社和21個分社人員,全國27家報紙、12家畫報和雜誌的新聞工作者。

1959年12月,新華社以壹紙《 總結 性意見》終結了這場持續3年的討論。《意見》並未對擺拍、組織加工這些問題加以說明,但確立了新聞攝影“正確的采訪路線”:在黨的領導下,對群眾進行政治鼓動並對敵鬥爭。

蘇聯的影響

政治工具論為制作假新聞照片提供了合法性。多名老攝影人提醒,這要歸咎於蘇聯的影響。

1954年新華社派出壹個龐大的代表團,赴蘇聯塔斯社學習。新華社攝影記者袁苓在結束塔斯社的學習後,整理出壹本名為《在蘇聯攝影實習的體會》的小冊子,於1957年出版;同年他又撰寫《向蘇聯攝影記者學習》等 文章 ,提出:新聞報道必須服從政治鬥爭的要求,要對人民群眾有指導性;為追求新聞本質上的真實,允許攝影記者合理地幹涉來完成照片的拍攝等觀點。

塔斯社裏最重要的壹條就是“照片要完美”,許必華說:“這壹段時期塔斯社的照片,我現在講可以說90%都是擺的。”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楊恩璞,在1950年代末學習攝影期間,亦有相同感受。當時他們學習的樣板是蘇聯和中國合拍的兩部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了的中國》。這兩部至今仍被播放的紀錄片,大量鏡頭為事後重拍。《中國人民的勝利》裏白天進行的渡江戰役,事實上發生在夜晚,紀錄片裏的國民黨軍隊,均由解放軍扮演。楊恩璞說:“當時學蘇聯,把我們整個弄糊塗了。”

但晉永權認為:不能把壹切壞的結果都歸至蘇聯,這有擴大蘇聯影響的嫌疑。中蘇在1950年代後期關系破裂,對蘇聯的全面學習出現中斷,1957年,大陸還大量翻譯介紹蘇聯新聞攝影界對新聞圖片造假問題的 反思 文章。

當時新聞人不懂新聞,這或許是假新聞出現的個人因素。許必華說,他開始做攝影記者時,很長壹段時間內,不知道攝影有藝術攝影、新聞攝影之分。他甚至認為照片不屬於新聞稿件,稿件只能由文字組成。

建國初期的新聞攝影人基本由三類人組成:解放區來的戰地攝影師,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壹代攝影人,剛 畢業 的大學生。這些人對什麽是新聞攝影,並無統壹意見。但解放區來的攝影師們,對新中國有壹種發自內心的喜悅,壹位老攝影師的後代認為,這種情緒促使他們傾向於表現社會光明美好的壹面。

“影子敵人”

蘇聯產生影響的同時,歐美新聞攝影理念,伴隨著少數外國攝影師、接受過歐美 教育 的攝影人,也時時沖擊著大陸新聞人的頭腦。

1956年,謝漢俊留美歸國,進入新華社從事攝影研究。他堅持不能因為對政治有利,記者就可以在采訪中進行擺布或組織加工的觀點;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組織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大討論中,他亦強調:記者不是事件的制造者,必須依從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報道。

1958年6月,“大躍進”期間,提出“決定性瞬間”的布列松訪華,給大陸新聞攝影界以更強烈的沖擊。中國攝影學會陳勃,6月20日陪同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庫拍攝。他發現布列松幾乎看到什麽就拍什麽,看到壹個從帳篷下面伸手抓黃瓜的戰士時,他像“貓抓耗子壹樣跑過去”,但當戰士發現他拍照,對著鏡頭笑後,他立刻就收起相機,搖搖頭走了。而同去的攝影學會攝影家們,很少抓拍人物動作,照片不夠生動。兩相對比,陳勃覺得:我們在某些方面沒有布列松註意得多,這是值得我們改進的。

壹個月後,布列松受邀與北京攝影界人士座談,對照片的真實性、如何表現這種真實性,以及相機的選用等問題壹壹作答。他批評壹張表現豐收的照片,壹個婦女抱著壹捆麥子笑得很厲害,當然豐收是要笑的,但不見得笑得那麽厲害,在地裏,當然是灰塵仆仆,但這個婦女卻很幹凈。

攝影界仍將他作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國攝影學會領導及各攝影理論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員,看到他在美國《生活》、《皇後》雜誌上發表的照片後,認為他否定我國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為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宣傳服務。

對新聞攝影界五個流行概念的辯證思考

壹、“走向世界”不等於“走向西方”

10多年來,中國新聞攝影界不斷能聽到“走向世界”的呼聲。然而,中國新聞攝影以什麽樣的精神面貌、帶著什麽樣的價值觀“走向世界”,是值得研究的。

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加快,世界了解中國的願望更加迫切,中國新聞攝影與世界接觸的 渠道 也多了起來。中國新聞攝影作品的傳播力度不斷加大,壹批既在國內主流媒體就職又有壹定能力與世界對話的現代型攝影記者也在與世界的對話中展示了自己。他們既有對自己祖國的深切理解,又有國際交流的參與能力,因而在交流中取得了成績。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當看到,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傳播渠道控制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世界對中國的關註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於西方傳媒,而西方傳媒又大多采用的是西方記者的自采稿件。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又由於來中國自采稿件距離遠、成本高,壹些西方記者不能在中國進行全面、深入的采訪,導致他們傳播的內容缺乏公正性和準確性。而中國攝影記者則由於照片交流渠道不暢、攝影語言不夠國際化,其評價新聞事件的觀點往往與“西方”不同等原因,較難使自己的新聞攝影作品“走向世界”。即便是幾位在參與國際交流中取得壹定成績的攝影記者,他們也大多是借助西方媒體及其評價方式推銷了自己。所以,目前中國新聞攝影以什麽樣的手段與世界交流,以什麽樣的方式表達中國,拿出什麽樣的新聞攝影作品“能夠代表中國”,也就客觀地成為中國新聞攝影界在參與國際新聞攝影競爭中的研究課題。

從國家角度說,整合資源參與世界交流是大勢所趨。首先須有相關的組織形式進行統籌,制定相關的制度和法規。比如,網上交流的範圍、市場交易的條例、違規作品的處理等,均須有壹定的制度約束。其次是建立市場框架,搭建交流平臺與世界進行對話。在這方面,可發揮中國新聞攝影學會的群眾性色彩,由其與相關的國內外經濟實體聯合建立網上新聞攝影作品的交流平臺,進壹步打開國內外新聞攝影作品及時交流的通道。比如,舉辦世界新聞攝影作品觀摩、國際新聞攝影評癬相關的學術論壇活動等。今年,由文化部批準,8月份在山東省東營市舉辦了“壹品攝影節”,9月份在山西省平遙縣舉辦了“平遙國際攝影節”,10月份在福建省莆田市舉辦“中國攝影節”等,其中相當壹部分就是新聞攝影作品的交易和交流。這種交流須用參與世界交流的傳播規則、通用語言和標準手段,也就是說要以與世界相接的表達方式參與交流,以國際上通用的方式介紹中國。

從攝影記者角度說,要迅速轉變觀念,完成從“我投稿妳用稿”的思維定勢轉為“產銷交易”的市場模式。比如,以前壹位攝影記者或通訊員拍到新聞照片後,常常采用的是將照片寄給某報攝影部或者某版面編輯,由他們決定用否,新聞攝影作品的命運單向掌握在壹方手中。有了交易平臺之後,作者可選擇自己中意的網站或者建立自己的公開信箱,把自己的照片展示出來供各報刊乃至國內外媒體任意挑選,使作品大大增加落地的概率。

從文化角度說,由於中國的 傳統文化 在價值觀上強調集體性,在 思維方式 上強調總體性,這明顯區別於以張揚個性為特征的西方文化。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各國之間政治經濟利益的不同、生活習慣的區別,必然造成價值觀的不同及對同壹新聞事件評價方式的不同,進而對同壹張新聞照片也必然形成不同的評價結果。

討論本命題的現實意義在於:中國攝影記者應該清醒,具有鮮明政治立嘗鮮明意識形態特征、鮮明文化色彩的新聞攝影事業就整體而言,無論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還是在今後世界經濟高度發展之後,它都將是“國家意誌”、“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守護者;同時,也只有是民族的,才更是世界的。由此可見,中國新聞攝影的“走向世界”不應是“走向西方”,也不應與西方價值觀“接軌”,而應是運用國際通用的視覺語言和表述方式,在立足於中國國情、中國立嘗中國價值觀基礎之上的“走向世界”。

二、“新技術”不等於“好照片”

目前我國新聞攝影圈內通常所指的新技術大致是指:以數碼相機為拍攝工具的采訪記錄功能;以超級終端、互聯網為運載手段的圖片信息傳輸功能;以電腦數字化進行圖像處理的編輯功能……它解決了新聞攝影自誕生以來有關照片傳輸、照片制作等方面的難題。現在的攝影記者再也不用在事發現場拍了照片因沒有沖洗條件及郵遞速度不快而苦惱了。

2001年7月13日,北京在取得了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後,分別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天安門廣嘗長安街等處采訪的攝影記者便使用數碼技術,在現場邊拍邊往編輯部發稿。有統計表明,目前我國地市級以上的報紙60%以上已配備了壹臺或多臺數碼相機。日報刊登昨日照片、晚報刊登今日照片這個壹直被報界視為理想的目標,已經變為現實。新聞照片傳遞速度的變快和因“快”在報紙上所發生的變化,在滿足了讀者求新、求快的同時,也培育了讀者看最新、最快的新聞照片的閱讀習慣,進而成為他們評價壹張報紙新聞攝影水平的重要標準。這樣壹來,過去因為見報快而被評價為好照片的標準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現在的受眾不僅需要快,而且還要看到在同壹新聞現場拍攝的信息含量大、形象活、思想內涵深、服務內容新、有真情實感的新聞照片。因此,作為新技術受益者的中國攝影記者在掌握了新技術之後,僅僅可視為只是掌握了做壹個現代型攝影記者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壹,“武器”是重要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用新技術拍出優秀新聞照片才是攝影記者努力的目標。因為讀者的最終需求是好照片而不是別的。

三、“高學歷”不等於“高學養”

“學歷”與“學養”雖壹字之差,但其內涵與外延相差甚遠。學歷,是指壹個人在校學習的經歷和所取得的肄業或畢業證明。學養,則是指壹個人所具有的學問和修養。顯然,兩個詞不難區別。但在日常生活中,卻常常被人們忽視或混淆。

今年“兩會”期間,在人大河北團的討論中,河北省委書記王旭東回答壹位代表關於現在有單位在用人問題上的“唯學歷”現象時,有壹段話頗有啟示。他說:“動亂年代我們曾吃過許多不重學歷、知識越少越革命的虧。現在,我們又不能不看到有些單位在用人問題上確實存在‘唯學歷論’。歷史和現實中,學歷高但能力差、學歷雖低但學識高的例子不勝枚舉。”目前我們正處在壹個知識更新飛快的時期,在校期間所學的知識過不了多久就需要補充。所以,壹個人的文憑並不能全部代表其實際掌握的學問、工作能力和綜合素養,更多的知識還須在工作實踐中學習積累。要跟上時代發展,不被淘汰,就必須不斷學習、終身學習行。

總的看來,中國新聞攝影隊伍與兄弟行業相比,整體學歷偏低,文化素養有差距。這就需要大力提倡讀書學習之風,倡導跟蹤學習、終身學習之風,做大學問,積大感情。近10年來,盡管攝影隊伍中增添了壹部分新聞系的大學生、研究生,但學養總體偏低的情況依然存在。況且,就是這些具有較高學歷的新生力量,也還需要繼續學習,更新知識,豐富學養,才能真正適應時代的需要。人民日報原總編輯、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長範敬宜多次倡導攝影記者要“提高學養”,原因概基於此。

四、照片在版面上的“規模”不等於社會“效果”自去年以來,中國新聞界有兩個詞被頻繁地使用起來,壹個叫“讀圖時代”,壹個叫“厚報時代”。“讀圖”是指讀信息之圖,“厚報”是指擴版後版面增多到壹定數量之報。讀者青睞“讀圖”,是因為看照片能“壹圖勝千言”、“百聞不如壹見”。“讀圖”能突破不同文化的限制,省時可信。各報爭相擴版進入“厚報”行列,其主要目的則是因“厚報”能容納更多的文字信息和圖像信息。“厚報”在相當程度上是因“讀圖”而厚,它使新聞照片在版面上達到效果的最佳化和最大化成為可能,也使多年來中國攝影記者為之千呼萬喚的“讓新聞照片在版面上大起來、多起來”的目標壹步步變成了現實。所以,“讀圖時代”和“厚報時代”的發展都與新聞攝影密不可分,也為它的發展提供了機遇。

但是,大起來、多起來不等於好起來。讀者對新聞攝影的大量需求不等於對新聞攝影質量的忽略。讀報過程中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用壹張照片能足以表達事件主題的新聞,有的報紙卻用了壹組照片或者壹個整版甚至更多的篇幅去刊登。有的圖片編輯在編輯圖片的過程中,還把成組照片“鉸碎”了,然後再拼成個“大拼盤”刊登在報紙上……這不僅失去了新聞照片的嚴肅性,同時也影響了新聞傳播的社會效果,使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挖掘好照片的積極性大大減弱。事實也如此,從近期業內了解的情況看,許多同行在交流時都有同樣的感受,他們認為,現在照片見報容易了,但少了以前那種發表作品後的喜悅;發表照片多了,篇幅大了,但少了以前刊登壹組或者壹幅照片後的社會反響;圖片需求大了,但在新聞攝影界卻反而感覺“冷”了下來……這些反差說明攝影報道在拍攝與刊登過程中質與量未能同步提高,編輯沒能在新聞照片多了後,更加準確地從挖掘照片的新聞價值、從方便讀者閱讀的角度去處理照片。因此,當我們以飽滿的熱情走進“讀圖時代”和“厚報時代”時,攝影記者應該清醒,無論時代發生何種變化,無論編輯部為記者提供了多少版面,無論電腦為圖片編輯處理照片提供了多少便利,讀者對裝載“準確新聞”的“好照片”的需求不會變。好的社會效果還需要編輯部對圖片恰到好處的版面安排。

五、“新聞攝影策劃”不等於“新聞照片炒作”與做任何事情事前必有所謀劃壹樣,新聞攝影報道的策劃不是現在才有。只要翻壹翻過去的報刊尤其是新聞業務雜誌,便不難發現,各報都有過許多成功策劃的案例。今天,在報業走向市場的競爭中,策劃更是如魚得水地發揮著它的威力。客觀地看,人們對策劃自覺的運用是歷史的進步,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是,策劃同時也有其自身的規律和原則。就攝影報道的策劃而言,在尊重新聞事實、尊重新聞攝影規律基礎上的策劃,壹般社會效果會好。反之,不顧新聞事實,對壹個極少或沒有新聞價值的題材進行小題大做的所謂“策劃”,其社會效果就差。

1998年抗洪救災報道中,工人日報及時在抗洪救災的前後方分派編輯、記者,進行了在壹版連續五天以《洪水在肆虐》、《砥柱立中流》、《鐵骨築長堤》、《黨旗在飄揚》、《深情系災區》(見圖)為題刊登整版新聞照片的大型策劃,把新聞攝影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取得了理想的社會效果,先後獲得了全國抗洪救災好版面壹等獎、全國抗洪救災好照片壹等獎等獎項。

此次策劃的成功究其原因有兩點 經驗 :壹是在策劃中對報道的整體規模設計壹定要適度;二是版面安排(形式)與所挑選的照片(內容)組合要適度。同時,在組版的過程中,對新聞照片從挑選到剪裁都要建立在尊重新聞攝影報道規律、刊登佳作的基礎上進行。相反,如果在版面策劃上過於“鋪張”或“小題大做”,在照片的挑選上違背新聞攝影報道規律,盡管圖片報道規模宏大,題目十分搶眼,仍難免給人以炒作之嫌。所以,當我們把策劃運用於新聞攝影的競爭時,莫把炒作當策劃。否則,效果將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