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壹位心懷壯誌、矢誌報國的青年奮筆疾書，利用書信與摯友黎錦熙交流救國救民的道路與真理。
他揮毫潑墨，在信紙上傾吐內心，思緒從身邊的尺寸之地飛揚至華夏大地。
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開始，清朝統治被推翻，民主***和的理念得到廣泛傳播，胸懷壯誌的愛國青年們走向更廣闊的 歷史 舞臺。
想到新中國的輝煌未來，回憶起“同治中興第壹名臣”曾國藩，給摯友寫信的青年按捺不住激動的內心，在信紙上寫下：
“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他與曾國藩同為湖南人，均聲名赫赫。
奇怪的是，毛主席在早年表達了對曾國藩的認可，推崇曾國藩，但晚年態度轉變，很少提起曾國藩，這是為何？
想要找到問題的答案，要從曾國藩、毛澤東這兩位湖南名人談起。
在湖南的 歷史 中，有著兩位影響近代中國 歷史 進程的人物，他們分別是晚清封建統治的維護者曾國藩以及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
曾國藩生於晚清，在其從政之時，官場風氣汙濁腐壞，道光年間考中進士的曾國藩，原名曾子城，在進入翰林院之後將名字改為“國藩”。
所謂“國藩”，隱藏著“為國藩籬”、報效祖國的意思，入朝為官的曾國藩，心懷宏大抱負，拉開了自己官場的序幕。
進入清廷以後，曾國藩兢兢業業在朝中從政，他的官職不斷提升，單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壹年，官職“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
為官時順風順水的曾國藩，在朝中積攢了不少人脈，然而他的心中仍有壯誌難酬的失意感，官場的汙濁風氣讓他感受到憤懣，這種心境可從他的詩文中看出：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在詩文中曾國藩稱，自己既沒有西漢名臣汲黯那樣直言敢諫的氣節，也無法像西漢大臣張禹那樣溜須拍馬，巧言媚上。
大清王朝也走上了由盛轉衰的道路，封建剝削的壓迫讓民眾承受著更大的壓力，進壹步激化了 社會 矛盾，農民掀起了反清的起義高潮。
起義的戰火在全國四處燃起，加快了清朝“行將就木”的速度。
清朝還面臨著外患，帝國列強垂涎地大物博的舊中國，爭食大清疆土，清朝不僅陷於平定起義軍的困境，還面臨著列強蠶食中國的危機。
1840年英國用大炮轟開了舊中國的國門，在戰爭中嘗到敗果的清政府割地賠款，簽署《南京條約》等條約。
內外交困的清朝統治被逐漸削弱，也給舊中國帶去了恥辱，清朝統治分崩離析。
這就是在晚清做官的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內憂外患、危機叠起，清王朝處於風雨飄搖的環境裏，農民起義、列強入侵，使得國家政局動蕩。
曾國藩在這種環境裏矢誌報國，獻身於力挽狂瀾之將傾的事業中。
身為官員，上效皇帝、下對百姓，曾國藩認為為官要有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他秉承了儒家傳統文化治國理政的內涵，有經世之學的務實，他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時，被任命為幫辦團練大臣。
太平天國軍進入湖南時，他在湖南舉行團練，帶出了壹批忠臣幹將。
在曾國藩的治理下，他培養出的湘軍勤於訓練、嚴守軍規，湘軍逐漸崛起，這支隊伍奠定了曾國藩在朝中的地位，還有利於穩定當時的 社會 秩序。
外敵入侵時，曾國藩目睹了外敵堅船利炮的威力，他重視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推動舊中國走向自救的道路。
在清朝內憂外患叢生的時代背景裏，曾國藩以天下為己任，青史留名，在故鄉湖南備受推崇。
毛澤東少年時就浸潤在崇仰、學習曾國藩的風氣中，近代眾多名人曾盛贊曾國藩，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就是其壹。
梁啟超號召國民將曾國藩視為楷模，開啟了“新民”運動，還提倡用曾國藩的言行教育學生。
毛澤東在湖南求學時，他的老師楊昌濟曾對曾國藩著述進行過深入研究，主張人們以曾國藩為榜樣，學習他紮實就學、艱苦樸素的作風。
楊昌濟在日記《達化齋日記》中對毛澤東贊賞有加，稱毛澤東“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為了勉勵毛澤東，楊昌濟還曾用曾國藩等人的例子教育他：“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老師的引導下，青年毛澤東曾讀過曾國藩的《家書》等著作，從曾國藩經世致用的學問裏汲取營養。
在毛澤東早年的讀書筆記《講堂錄》中就曾引述了曾國藩的壹些觀點，例如“反省內求”等。
毛澤東早年寫給他人的信件裏，也出現過曾國藩的影子，例如1915年8月寫給蕭子升的信件中說道：“嘗誦程子之箴，閱曾公之書，上溯周公孔子之訓……”，這些名人的思想給毛澤東啟發。
青年毛澤東對曾國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國藩作為清朝時的大政治家，矢誌報國、安邦治國，在清朝內憂外患的局面裏扶大廈之將傾。
曾國藩在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心中有著特殊的地位，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寫道：“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壹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滿乎？”
曾國藩安邦治國的形象，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時期的毛澤東追尋救國救民的真理與道路，在特定的視角裏，毛澤東看到了曾國藩的能力。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年齡的增長，青年學子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不斷發展，到了晚年，毛澤東以更深厚的閱歷、更寬廣的視角，對曾國藩的感情也變得復雜。
外敵的入侵激起了人們流淌在血液裏的愛國 情感 ，面對列強的囂張氣焰、清朝的委曲求全、領土和主權遭到的破壞，愛國誌士不甘沈淪，推翻清朝封建統治，保家衛國的浪潮湧起。
1911年夏，湘、鄂等省爆發保路運動，拉開地方與清朝中央對抗的序幕，10月份爆發的武昌起義以武裝暴動的形式，將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清朝“行將就木”的速度。
看到毛澤東有“俊才”的楊昌濟，用梁啟超、曾國藩的例子勉勵他，希望毛澤東能夠效仿前輩積極入世。
青年毛澤東在1914年到1918年於湖南第壹師範學校求學，心懷壹腔熱血。
正如他在詞《沁園春·長沙》中所言：“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他與許多青年才俊壹同，踏上了改造舊中國的道路。
1917年11月，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發動了“十月革命”，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工人階級占領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宣布推翻俄國臨時政府。
推翻臨時政府之後，列寧建立了世界首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馬列主義漸漸傳播到了國內，給毛澤東帶去了新的啟迪。
在尚未與政治接軌之前，曾國藩的見解影響著毛澤東的成長，曾國藩的壹些思想被毛澤東挖掘出來。
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君子以天下為己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積極治學、研修學問便是“修身”的根本。
毛澤東曾言：“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焉”。
所謂的曾氏“雜鈔”是指曾國藩篡寫的古文精華集《經史百家雜鈔》，毛澤東不僅對這本書表達了肯定，還從中汲取了曾國藩治學的經驗。
但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推崇並非照單全收，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在治學等方面對曾國藩表示肯定，但在階級立場、政治傾向等方面，毛澤東則“拋棄”了曾國藩。
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毛澤東以 歷史 唯物主義的觀點辨析事物，雖然曾國藩的思想與行事給毛澤東帶去了啟發，但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感情慢慢變得復雜。
曾國藩作為封建統治中的朝臣，承襲著傳統文化，他的生活、處境與 社會 環境息息相關，封建君主專制的制度下，統治權落入壹家之手，臣子受命於天子，其行動具有壹定的局限性。
在團練湘軍、開展洋務運動之外，曾國藩為官生涯裏，還曾遭遇過“天津教案”的沖擊。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將曾國藩調補為直隸總督，在任期間，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天津教案”。
該事件發生於1870年五月，彼時“天津民意激憤難違，侵略勢力猖狂難抗，朝廷政見搖擺難依”，對曾國藩而言，此事十分棘手。
最終曾國藩作出了處死天津市民多人，充軍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向外國人賠償損失40多萬兩的判決。
曾國藩的這壹處理讓 社會 輿論壹片大嘩，同僚的譏彈、百姓的怒罵，讓曾國藩名譽掃地。
彼時的舊中國在力量上不及外國列強，曾國藩衡量了國家利益，消弭叛亂以保國家安定，做出了不得已的選擇。
從不同的視角審視曾國藩的壹生，他有過保家衛國的輝煌，也有過“屈辱求和的汙點”，因此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思想、行動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投身於革命的毛澤東漸漸成為中國***產黨早期的領導者，為抗擊外敵、解放民族的事業奔波，在此過程中，他很少提及曾國藩的事跡。
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中講習授課時，曾提到過曾國藩、洪秀全。
洪秀全是清末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領袖，他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毛澤東將洪秀全與曾國藩進行了比較：
“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這是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錯了”。
曾國藩更了解國情民心，他作為清朝統治的捍衛者，領導湘軍戰勝了農民軍隊。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毛澤東對曾國藩的看法發生了轉變，曾國藩維系封建統治，奔走在拯救清朝統治的道路上，他無疑是捍衛封建統治的“中流砥柱”。
毛澤東在廣州的這次授課中，將農村階級分為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農等多個等級，曾國藩則屬於“湖南的地主代表”。
在經過歲月的磨礪之後，毛澤東在1969年1月的壹次談話中，對曾國藩進行了闡述，展現出曾國藩令人佩服之處，也指出曾國藩政治立場和作為與 歷史 進步相違背的事實。
毛澤東稱：“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其政治立場和作為，自是站在 歷史 進步反面的，但他畢竟是個復雜的人，有著多種身份的人……”。
毛澤東還指出“近代中國人尤其湖南人，從權貴政要、誌士仁人到青年學子，大多佩服曾國藩，佩服其治學為人和帶兵做事”。
和青年時期相對純粹地推崇曾國藩不同的是，晚年時期，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認知更加廣泛，其感情更加復雜。
他在長期的奮戰歷程中積累了更多的經驗，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啟發，知識淵博、見識廣闊，不再局限於對曾國藩的推崇。
實際上，黨內部的同誌們也有著對曾國藩的辯證性看法。
老壹輩革命家薄壹波回憶元帥劉伯承時，談到了劉伯承對曾國藩家書的看法，曾國藩從年輕到去世留下諸多家書，就持家教子、為人處世等方面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家書體現著曾國藩的學識造詣和人格品質，例如曾國藩談到堅忍時，曾說：“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
劉伯承曾詢問薄壹波是否看過曾國藩的家書，劉帥還對曾國藩以及他的家書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廢言。他的家書，也並非都是腐儒之見，其中有些見解，我看還是可以借鑒的”。
劉伯承對曾國藩以及他的家書保持了辯證性的看法，他的見解反映出彼時***產黨高級幹部對曾國藩持有的普遍認知。
在領導民族走出動蕩局勢的過程中，毛澤東也對曾國藩的思想進行批判性的繼承。
曾國藩的壹大成就便是團練湘軍，在時局巨變的 歷史 背景裏，他保持了對先進武器的認可和敬畏，但是在他的軍事思想中，先進武器並非影響勝負的決定性因素。
曾國藩曾說：“炸彈輪船雖利，然軍中制勝，究在人而不在器”（出自《曾文正公全集》），曾國藩沒有忽略人在戰爭中的重要意義。
參軍作戰時，良將勇士同仇敵愾，在疆場上與敵人浴血拼殺，將領的軍事謀略、士兵的頑強鬥誌，均會對戰爭產生正面的影響。
毛澤東也有著類似的看法，所謂“兵民是勝利之本”，就是肯定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人民群眾能夠締造 歷史 ，影響著 歷史 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在講演《論持久戰》中提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這種觀點與曾國藩“在人而不在器”的看法壹致。
受老師引導、風氣影響的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思想等方面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認可曾國藩在軍事謀略、為人處世等方面的看法。
尤其是青年毛澤東，在治學求知的過程中，汲取了曾國藩思想裏的精華，因此早年推崇曾國藩。
那麽為什麽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態度會發生轉變，感情變得更為復雜？
正如毛澤東總結的那樣，曾國藩是壹個復雜的人，他的身上有守舊的壹面，他作為封建王朝的臣子，肩負著捍衛封建統治的 歷史 使命，站在了 歷史 進步的對立面。
而毛澤東等中國***產黨的領導人，則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跟隨時代的發展，與曾國藩逆向而行，在政治立場和作為上，他們與曾國藩有著明顯的不同。
曾國藩捍衛了清朝的統治，在清朝統治日漸式微的晚清時期，恪守職責，挽救命若懸絲的大清，甚至不惜做出向外敵求和的舉動，沒有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因此毛澤東等人沒有將曾國藩的所有言行、舉止兼容並受，而是選擇批判性、選擇性地繼承，汲取他行動、思想中的精華，提取出對救亡圖存、強國富民有利的因素。
與青年時期求學求知不同的是，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澤東，身上肩負著引導人民抗擊外敵、建設新中國的重任，他的視角已經不再局限於對知識的汲取，而是需要在長期的革命鬥爭裏，解決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挑戰。
曾國藩的形象也不再是提供思想啟發的清朝偉人、湖南名人，毛澤東對曾國藩的看法，從曾國藩的治學、為人等方面，擴大到他的政治立場、政治行動等方面。
毛澤東有著敏銳的洞察力、過人的遠見卓識，總是能理性地分析問題的本質，他沒有摒棄所謂的“反面人物”身上的優點，而是選擇性地吸收，將其運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
從政治、階級立場來看，曾國藩從維護封建地主的地位、利益出發，最終“撲滅”了太平天國運動，但毛澤東等人則是要創建新中國，救民眾於水火之中，建立新的 社會 秩序。
曾國藩其人，本身就具有壹定的復雜性，壹方面他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地主階級是直接剝削農民最厲害的特殊階級，曾國藩固守封建傳統，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是阻擋近代中國 歷史 前進的關鍵人物。
另壹方面，曾國藩又有著壹定的進步思想，他能夠審時度勢，在外敵入侵時看到外國軍隊尖兵利炮的威力，主張變革，推動洋務運動的發展，在思想上求變，為中國傳統註入新的因素。
接受了外來文化沖擊的曾國藩，並沒有在思想上出現完全的轉變，他仍忠於封建君主，局限於封建體系裏，受到了彼時 歷史 大環境的制約。
對於曾國藩這個“復雜”的人，毛澤東壹方面大量地借鑒、學習他的思想，並根據時局的變化，及時調整策略，靈活運用，形成自己的軍事思想。
另壹方面，毛澤東對政治立場有著清晰的認知，沒有全盤接受曾國藩其人，也沒有簡單地對曾國藩進行片面、單純的肯定或者否定。
與曾國藩相比，毛澤東等人踏入了新的 歷史 浪潮中，清朝覆滅，民主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國內紮根，在新的 歷史 環境裏，封建體系的桎梏被沖開，政治立場等方面隨之發生了轉變。
總的來看，毛澤東青年時期與晚年對曾國藩的認知存在著壹定的差異，源於思想、閱歷的轉變，曾國藩治學為人、帶兵做事等方面有可取之處，這使得他在“近代中國人尤其湖南人”中飽受崇敬。
但曾國藩所捍衛的清朝封建統治已成強弩之末，曾國藩挽救清王朝、鎮壓農民起義的做法，成為違反 歷史 進步的事實。
晚年的毛主席，不像青年時期那樣常常提到曾國藩，但給曾國藩相對全面而客觀的評價。
毛澤東從曾國藩身上的“復雜”性出發，肯定了他的能力，但也指出他的政治立場和行動，站在了 歷史 進步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