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不可再回家
《書頁》
這本書中的次要人物可能就是下壹本書中的主人公,這是愛爾蘭懸疑小說家法蘭奇設置人物的壹貫風格。這種風格再次出現在她的第三本小說《帶我回家》中。本書主人公弗朗科·麥奇——都柏林特警組的壹名警探,是她的第二部小說《the likeliness》(臺譯《神秘化身》)主人公凱西的前老板。
“我有壹種感覺,神秘小說,比其他任何類型小說,都更加植根於故事產生的那個社會。”
法蘭奇起初並沒有刻意想把弗朗科寫成新作中的主人公,但在寫作《the likeliness》時,她發現自己對這個人物產生了強烈興趣。“他有壹種奇特的道德感。我多少感到好奇,壹個人是怎樣成為他日後被人接收的那種性格情貌的?而且,當他被置身於那個問題的邊緣時他怎麽做:為了找到壹直糾纏於心的問題的答案,妳會為妳自己,或者為妳最愛的人做點什麽嗎?”
在《帶我回去》裏,當弗朗科背負他壹直以來自以為是的判斷,回去離開二十二年的家去尋找答案的時候,他當然被推到了這個問題的邊緣。1985年12月,當時的弗朗科十九歲,極其想要離開壓抑、痛苦的家庭,想要過壹種和父母完全不壹樣的人生。彼時他蘿西·戴利正處於熱戀,和蘿西在壹起時的甜蜜感多少沖淡了壹些家庭不和給他造成的幻滅感。他和蘿西商定好壹起逃往不列顛,但是當他們約好在忠誠之地十六號樓(在他們那條街頂頭的壹棟被廢棄的屋子)相聚的夜晚,蘿西卻沒能而且再也沒能出現。盡管失望透頂,弗朗科還是離開了家鄉,帶著破碎的心,而且發誓再也不回來。他最終加入了都柏林的警察隊伍,和睿智犀利的奧利弗結了婚,有了個女兒荷利,然後又和奧利弗離了婚,並且和妻女還保持著尷尬的聯系。
離家之後的弗朗科壹直未斷對蘿西下落的探尋。當蘿西的手提箱二十二年後突然出現,被發現藏在十六號樓的某堵墻後,弗朗科不可遏止地地要回到他亂哄哄的家——如果他想找到壹些關於蘿西的什麽的話,就必須與壞脾氣的家人和老鄰居們再次相逢。可他忽視了的是,自由之地(愛爾蘭最古老的地區之壹)的鄰居們憎恨警察。弗朗科的家人不知道為什麽他們要信任他,鄰居們更是竭力保有自己的秘密,而不是對官方的調查事無巨細相告。
法蘭奇並非出身於自由之地,但她丈夫是,這有助於她準確地寫出那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我並沒有假裝我是從外部去了解它的,”她說,“我認為妳可能不得不生於斯,長於斯,往上追溯四代都生活在那裏,才能從容玩轉自由之地。但我有著很好的洞察力,能對這個地方進行充分細致地審視,以保證我寫出來的東西不至於失誤。”
自由之地富含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法蘭奇解釋道:“同樣的家族在那裏已經生活了數百年。近些年來,那個地方總算有了變化——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它變得有些雅痞化了。但妳仍然能在那裏找到1911年人口普查時就登記在案的家庭,那些家庭真的是在那裏生存了好多好多年了。那裏從不是壹個富裕的地區,哪怕到了我丈夫年輕時,那裏仍然存在著帶有戶外廁所的公寓,有強烈的社區倫理規範(現在還有),有著擁擠***居的人們所特有的喧囂。”
自由之地逼仄的、幾乎是窒息的氣氛鏡像般地反映在弗朗科的家庭裏,這種氣氛甚至在他離家之後的日子裏仍然籠罩於他。“家總是吸引人的,他們交往的方式,只有妳的家人能迅速地搞定妳,對付妳,家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這種程度。”法蘭奇說,“我感興趣的就是:家庭對家族成員的強烈力量,以及當妳竭力抵制這種力量多年後,又再回到產生這種力量的地方,會發生什麽事。因為我相信,即使妳真的離家二十年,就像弗朗科那樣,那種神秘的磁力也不會消退。妳只能走到足夠遠,遠到它的影響力變得很弱。而當妳又重回到它的力量範圍,它就會直勾勾地擒住妳,把妳拉過來。”
法蘭奇塑造的弗朗科家中每個成員都讓人難忘,從天真的、經濟和階級地位正有起色的凱文到沈著臉,狡猾又冷淡的謝伊,後者至今仍住在父母樓上,而且壹直沒有原諒弗朗科的擅自離家,也許是不能原諒他將酗酒、好施暴力的父親撇給他吧。弗朗科的妹妹潔琪是這麽多年來他唯壹保持聯系的家人——但顯然,她也對他保有秘密。
法蘭奇在三壹學院受過表演訓練,有好些年的舞臺劇經驗,這充分有助於她塑造這些個性鮮明的人物並使之栩栩如生。“我就像演員那樣寫作,”她提起她第壹人稱敘述的風格,“如果妳以第三人稱去寫,妳就不得不從平等客觀的視角看事情,而如果是以第壹人稱去寫,就好像是在戲劇中演出壹個角色,妳只能通過這個角色的眼去看所有行為,帶著他的觀察、猜測和偏見。”
“我相信這麽壹個事實,我是從角色而不是情節開始寫的,這本身就是很演員的。我以猜想起頭,我就是敘述者,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幫我設置好情節,在我往下進行的時候順風順水地出現。”
顯而易見,法蘭奇做得很不錯。她的第壹部作品,《神秘森林》,在2007年推出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贏得了諸多獎項。《神秘森林》和接下來的《神秘化身》都登上了各自年份(《神秘化身是在2008年》)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並且都是亞馬遜編輯的年度選書。
《帶我回去》,以其魅人的情節和優美的語言,延續了同樣的成功。這本書的壹些最好的段落閃回到1985年,彼時愛爾蘭正處於經濟不景氣中。法蘭奇鮮明地將那段日子反映到日常生活的描寫裏,將它與日後愛爾蘭的經濟繁榮(差不多延續到2007年12月)作對比。她深思熟慮地把這本書置於經濟崩盤之前的這個時期,那段時期愛爾蘭的情勢相當嚴峻。“當經濟繁榮時,我們是如此得意忘形,甚至整個國家意識都開始不著調,而彼時的經濟崩盤也導致了同樣的結果。”她說。
在書中壹個令人難忘的場景裏,弗朗科必須跟九歲的女兒荷莉解釋他家很窮——這讓荷莉覺得丟臉,因為她從小被灌輸的觀念便是窮人都是又懶又笨的。法蘭奇在《帶我回去》中直接表達了這壹觀點:“我認為經濟繁榮中的很多現象都證明了這壹點:貧窮是不需要承擔責任的。別管為什麽;妳對經濟沒做貢獻,因為沒有很多錢,妳就是個‘更少意義上的人’。反過來,擁有壹定量的社會地位符號某種程度暗示了妳是壹個更富有、更有名望的人。小說中的弗朗科可能會對此更加關註;在他的過去與現在的這種不愉快的關系中,掙脫窮困的窘境成為他想從過去就開始著手解決的事情之壹。但他又明顯對他的出身帶有壹種抗拒的依戀。他有壹種理念:妳的銀行存款並不是衡量妳的道德價值的必要手段。”
雖然法蘭奇的家庭在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衰退裏都生活在海外,她仍然記得在愛爾蘭度過的那些夏天。“任何只要經歷過、可以記起那個年代的人都會被其影響,被其塑形,擁有弗朗科回憶往事那般的心情。對在經濟繁榮中成長起來的壹代人來說,‘甭壞’意味著妳今年只能擁有壹個假期,而假期總是存在的,以前比較多,可能以後也會比現在多。而當我們十幾歲的時候,‘崩壞’意味著我喝不到咖啡裏,因為我沒有錢坐巴士去城裏。”
法蘭奇對人物和情節設置的嫻熟掌控讓忠誠之地充滿了生命的力量。毋庸置疑她的故事都發生在都柏林。雖然她的童年曾多國輾轉,但從十七歲起,她就固定居住在都柏林。“都柏林是我真正了解的唯壹的地方,是我可以打電話回家的唯壹的地方,我知道這裏的微小的事情,我知道某種口音意味著什麽,知道從A地到B地的捷徑怎麽走。我有這種感覺,神秘小說,比其他任何壹種類型小說都要更加植根於它所發生的社會,因為罪案恰是由它們出自的社會所塑形的。為了描寫妳所感興趣的地方,妳必須擁有壹種基本的對該地的代入感和緊張感。“至於她筆下的人物,《帶我回去》的讀者應該會樂於猜測這本小說中的誰會成為法蘭奇正在寫作中的第四部作品裏的主角。“我不停更換敘述者只是因為我覺得每個故事對不同的人,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對每個人生活和人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對任何壹個角色來說,他總會在生活中經歷壹些關鍵時刻,我只想寫那些相對來說比較殘酷的,對個人來說比較折磨人的經歷。”
雖然目前為止她還沒有在兩本書中用同樣的敘述者,但她仍表示她想讓弗朗科和他的家人在新小說中再度出現:“我希望能有壹本書來把他們再次包裹進去!我還沒太找著感覺。但壹部分的我仍然在繼續思考,天哪。我希望我不要遺漏什麽,別搞砸了。”法蘭奇已經擁有《帶我回家》——至今為止她最好的作品,她其實什麽都不用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