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古代思想家，他的思想在漢朝時期廣為流傳。下面是我幫大家整理的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影響，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壹、董仲舒簡介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79年，廣川郡即現在的河北衡水景縣廣川鎮大董古莊人，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在儒家經典學說的基礎上融入了陰陽五行為框架的道家學說，建立了壹個具有神學傾向的新派儒學思想體系。但是相信我們很多人對他的印象都應該是來自於他對漢武帝劉徹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
董仲舒的出生並不平凡，他出生在壹個地主家庭，家裏面還有非常豐富的藏書，這就為他以後從事儒學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學習基礎。在他三十歲的時候，他開始招收大量學生，講授儒學。隨著他招收的學生越來越多，他的學識和名氣也越來越大。之後到了漢景帝年間，他被任命為博士，專門講授經學。在漢武帝繼位之後，他出任江都國的國相，主要通過研究《公羊》等著作，推究陰陽運行的規律來預測刮風下雨。
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即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理國家的方法和策略。於是董仲舒就在他的《舉賢良對策》壹文中，提出了“天人感性”、“大壹統”等學說。董仲舒還認為“天”是壹切的根本，無論是自然還是人命都由天來控制，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思想都應該是統壹的。他的這壹建議最終能夠被漢武帝所采納，促進了當時社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董仲舒病逝於前104年，享年七十六歲。死後被葬在了當時京師長安的郊外。
二、董仲舒的主張
在中國古代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曾經出現了許多閃爍著耀眼光芒的學者和思想家，他們依據當時社會和時代的變化及變遷，提出了許多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和發展的思想主張，這些主張不僅有利於鞏固統治者的地位，而且對後世也產生了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西漢時期，就有這樣壹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學識淵博和治學嚴謹的著名學者董仲舒。
董仲舒最重要也是對後世影響最深刻的便是針對當時中央集權的需要，提出了“春秋大壹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董仲舒的這壹主張的主要理論來源是戰國時的陰陽家鄒衍，他認為歷史中朝代和政權的更替是由五德運行來決定的。當時董仲舒對這壹理論進行了修改，他認為朝代的更替是依據“三統”，即黑統、白統和赤統來依循的。
他的第二個思想主張是提出了朱莫甘娜的“君權神授”理論。在漢朝以前的歷史中，所有君王的君位都是從祖先那裏繼承來的。當時西漢的開創者是壹個平民，他要君臨天下不僅需要軍事和政治上的支撐，更需要壹種理論來加以強化他的帝位。董仲舒就因時制宜提出了這樣壹個理論，他認為壹個國君的統治不僅來自於祖先聚成，更重要的是來自上天的旨意，這就為君權神授統治權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
第三點就是為人處世方面，提出了“三綱五常”。其中“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五常”則是指“仁、義、禮、智和信”。這壹理論壹直被後世所沿用和繼承，成為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和規矩。
從當時的情況來說，董仲舒所提出的這些理論無疑是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是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理論都是錯誤和嚴重壓抑人的個性的東西。
三、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影響
有關董仲舒的著作，《漢書·藝文誌》著錄 123篇， 大部分已亡佚。今存由後人輯錄的《春秋繁露》 82篇，《漢書·董仲舒傳》載有《對賢良文學策》，其他散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的《五行誌》、《藝文誌》、《食貨誌》、《匈奴傳》。董仲舒適應漢武帝時代政治上統壹的需要，把戰國以來的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學的名義下融匯起來，建立了“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依據。
在教育方面，他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教訓，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思想，為漢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班固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董仲舒認為，“天”是主宰壹切的有意誌的神。帝王“受命於天”，故權力只宜獨攬而不容分割。封建大壹統是天地不變的原則。“天不變，道亦不變。”但他指出，政令的統壹必須以思想學術的統壹為前提。因為儒家最重視正名定分，最合於封建中央集權政體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張以儒家思想作為統壹思想學術的準繩，他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壹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這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建議，被漢武帝采納，就開了中國封建社會以儒術為 “正統”的先河。
董仲舒壹方面認定帝王“受命於天”，另壹方面又借假天威，諫勸帝王治國理民要“承天意以從事”。“天道”表現為陰陽，陽主生，陰主殺，陽為主，陰為輔。因此，帝王按“天道”的法則來統治人民，就應當以德教為主，刑罰為輔。“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他又從“天人合壹”的思想出發，認為人性也是由“天”決定的，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為三等：“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聖人之性”生來就超過善。“鬥筲之性”生來無善質，後天又無成善的可能。“中民之性”是絕大多數人的`“性”（故又稱 “萬民之性”或“民性”）。董仲舒認為：“民性”生來有善質而又未能善。因為“民性”先天含有陰陽兩氣：陰表現為“貪”，“貪”是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情欲，其勢“如水之走下”，是產生壹切罪惡的根源；陽表現為 “仁”，“仁”是壹種善質，但它還不是道德觀念，只是後天成善的根據。因此，董仲舒認為，“民性”在後天有或成善，或成惡兩種可能性。要使“民性”成善，就必須節制其情欲，而情欲的節制，則全賴於帝王對他們進行教化。通過教化，使人民“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又是“天意”決定的。“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五紀”，即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規範。他重視仁和義，尤其強調義的重要性。他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就是說“愛人”必先“正我”。他把“利”看作是“義”的大敵。“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為義者，利敗之也”。因此，要“正我”“為義”，就要不為利欲所驅，做到“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果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就能各安於自己所處的地位，不相互爭利，國家也就可以安定。董仲舒這壹套從天道到人性，從人性到道德的教化理論，目的是要統治者對人民灌輸封建道德，加強精神上的統治，從思想上消滅“犯上作亂”的根源。他說“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教化立而□ 邪皆止”。
董仲舒還認為，吏為“民之師帥”，教化的統治能否推行，關鍵在各級官吏。他要求選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獨任執法之吏”，他更反對當時“任子”和“訾選”的入仕制度。他認為選用官吏應以“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為原則。只有賢能的官吏才能擔當起教化人民的職責。於是他又提出了察舉和興辦太學這兩項政策建議。他向漢武帝建議，規定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們管轄的地區內，貢舉賢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錄用。貢舉賢能者賞，貢舉不肖者罰。這樣，諸列侯和郡守就會盡心訪求賢才，天下的賢才也就能為朝廷所用。董仲舒認為，朝廷求得賢才最根本、最可靠的辦法，是興辦太學，通過教育培養賢士。他對漢武帝說，平日不培養士，而想求得賢士，就像玉不經過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壹樣；培養賢士沒有比辦太學更為重要的了。太學設在國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轄之下，聘請高明的教師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地考問他們，以發展他們的才能，這樣，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於太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受過系統的儒家經典的教育，選派他們擔任各級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壹套統治去教化萬民。所以董仲舒認為，太學是培養人才的場所，也是推行教化統治的壹項根本性措施。“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議興辦太學，培養既忠君又善於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和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制。他把春秋戰國以來所形成的私家養士的風氣，發展成由封建國家統壹的養士制度，對中國古代教育是有貢獻的。此後，太學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