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悠久，漢族地區所用樂器分文、武，樂隊龐大，樂曲風格優美、樸實、典雅。它以談演道教經文《文昌大洞仙經》得名，道教經書分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分別是道教三清尊神傳下，所以道教經書稱為洞經，演奏唱頌經書中詩贊的音樂，故稱洞經音樂。洞經音樂發源於四川省蓬溪縣，其創始者為劉安勝和衛琪。
劉安勝，南宋四川省蓬溪縣人。乾道四年（1168），在蓬溪縣寶屏山（今赤城山）玉虛壇撰成《文昌大洞仙經》5卷，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因談演《文昌大洞仙經》而形成了聞名中外的洞經音樂，劉安勝是洞經音樂的開創者。
衛琪，元人，號中陽子，隱居四川省蓬溪縣蓬萊山。幼好道術，洞測玄妙，曾任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元初，衛琪在東蜀蓬溪縣蓬萊山註釋劉安勝《文昌大洞仙經》。元代至大三年（1310），衛琪將其《文昌大洞仙經註》進獻給元武宗，受獎賞，聲名大震。其書在全國廣為流播，成為雲南、四川等省洞經音樂的主經。衛琪為洞經音樂的產生和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明代河南巡撫、邑人楊作楫在《修建石魚山書院記》中雲：“蓬萊山中陽子曾註解《大洞仙經》。”這是最早記載衛琪在四川省蓬溪縣蓬萊山註釋《大洞仙經》的文獻，載入了清嘉慶本《四川通誌》。洞經音樂是音樂的活化石，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全人類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華坪縣文史資料·第二輯》說：洞經音樂於明永樂七年(1409)由四川傳入大理。《南澗縣文史資料·第壹輯》亦言：是明永樂七年由四川傳入大理，再由大理傳到雲南各地。《通海縣資料》也說是從四川傳入的。《大理洞經音樂·序言》稱：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關曾派人到四川習演大洞仙經，並帶回仙經各兩部。四種說法時間雖有差距，但都明確肯定是從四川傳入的。這些說法是比較可靠的。它有明人李元陽所編撰的《雲南通誌》可作參考。是書記載了明初雲南各州縣文昌宮的情況。文昌宮是洞經會活動的大本營，洞經音樂便在這裏演奏。書載：昆明文昌宮在西門外。楚雄梓潼廟在城西仁福門外。武定文昌祠在舊府治內。鶴慶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宮內。永勝梓潼廟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間副使林浚建。歲春秋上丁後四日祭。騰越州亦有祠。鳳慶文昌祠在府治東北三裏，嘉靖間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見，文昌宮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民國學者由雲龍所編的《姚安縣誌·卷55》載：滇省經會各縣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諷洞經，皇經等，以祈升平。間亦設壇，宣講聖諭，化導愚蒙，歿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士人，故每屆舉行，均禮樂雍容，古代禮樂得籍以保存於不墜焉。姚邑經會，創史於東山老會(原在白鶴寺)。明末奉人席上珍，始於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遊江浙，精習樂律，頗多傳導。逮光緒初，馬駟良由浙東解組歸，精樂譜，就光祿社矯正音律，桂香社亦摹習之。自是姚安經會樂曲始歸雅正。樂器則有箏、琶、管、鐘、鼓、鐃、鈸之屬。經費物品各社多寡不壹，統由糾儀保管，每年輪遷充任。先入社者曰經長，年髦者曰前輩。入其社但覺長幼有序，禮陶樂淑，氣象肖焉，並見社會。楊履乾《昭通縣誌稿》(卷六)載：洞經壇，其教傳自省垣，以談演誦經為主，輔以音樂。凡祈晴、禱雨、聖誕、慶祝、超度事，悉為之其經，雜以佛道，附會入壇者，皆屬男子，而無女流也。這些記載表明雲南的洞經音樂在明代已經開始興盛，其它幾種說法只是四川傳入的變種。
清代則是洞經音樂在雲南大普及、大發展、大繁榮、大融合的鼎盛時期。全省120多個縣凡人口較多的大村鎮，都有數量不等的洞經樂隊定期活動。而且組織健全，活動都已規範化，制度化和經常化了。並已隨著馬幫的行蹤，逐漸傳到緬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會動蕩，滇西楚雄、大理、保山、騰沖的人遷入緬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經商。滇南的蒙自、個舊、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經音樂流入異幫，在華人中生根開花。滇人離鄉背井，每逢佳節倍思親，佳節之際，便展開經書，操起樂器，那悅耳動聽的鄉樂，曾使多少華人流下思戀故土的熱淚……
民國年間，洞經音樂仍在雲南各地依例演奏。甚至唐繼堯出師討伐袁世凱之前，還請省城洞經會談經祭旗。解放前夕，昆明市區內還有八九支洞經樂隊存在。雲南解放，以彭幼山為首的壹批洞經老人成立了《古樂研究會》，開展搜集整理樂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