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發刊詞還交代了《文星》命名的由來：
“至於命名為‘文星’，是因歷來傳說它是主管文運的星宿，又稱‘文昌星’。杜甫詩有：‘北風隨爽氣，南鬥避文星’之句。希臘神話中也有相當於中國文星的神，名叫阿波羅（Apollo），傳說他少年美貌，主管詩歌和音樂，也就是管文運和藝術的神。我們準備在文學和藝術方面多盡壹點責任，所以采集中西神話故事定下這個名稱”。
關於“不按牌理出牌”這個理念，編者的意思是不按常規來辦這份雜誌。因為《文星》既無官方機構做後盾，也沒有特殊的經濟支援，它是壹份純私人獨立經營的、沒有色彩的刊物。因此編者說：“那些創造歷史的偉人們，如果人人照牌理出牌的話，就不會有那麽多的豐功偉績。”同理，如果《文星》的經營不脫世俗的窠臼，它將不會有創新和發展。 《文星》雜誌創辦後的最初4年（1957年11月--1961年10月，即第1期到第48期）中，處於萌芽、茁壯時期，在第1、2年的《文星》萌芽期，《文星》試著不去碰當時言論的禁忌，因而在選稿上相當自制，更多致力於文學創作與西洋文學翻譯的介紹（林海音、於梨華、瘂弦、余光中、夏菁等青年作家都有作品發表），而論述文字的篇幅比較少。對於時事的評論，多以讀者投書方式刊出，不乏針砭時政的好文章。在第3、4年的《文星》茁壯期，從第25期編輯方針從“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後，有關思想與學術論著的文章逐漸增加，明顯地強調思想的訴求。把“文學的”去掉，代以“思想的”，編者的解釋是將“文學”化合於藝術與生活之中，所以加強“思想”的比重，而“思想的探討”將是生活與藝術以外的主要編輯方針。 就代表雜誌面貌的封面設計而言，《文星》每期的封面人物，大都具有新聞價值或時代意義。他們包括文學、政治、哲學、科學、音樂……等領域的傑出者，配以“封面人物介紹”，頗見匠心。《文星》所選擇的封面人物，主要是“現存的、第壹流的，又是讀者不太熟悉的，能夠配合上新聞的。”《文星》最初4年的封面人物，以美、英人居多，包括海明威、毛姆、卡繆、依瓦·安德烈克、賽珍珠（文學家）、羅素（哲學家）等等，中國人只有梅貽琦1位，其他亞洲人無1人“拋頭露面”。從這裏可以看出《文星》的基本傾向很早已更多趨向西化、現代化、不推崇傳統（但尚不至於反傳統）的心理因素。可見蕭孟能夫婦經營“文星書店”和經營《文星》月刊的理念略有不同，這從“文星書店”重印的下列附錄“《文星集刊》第壹輯100種”世界古今學術經典中可窺壹貌，當中除英、美人外，尚有不少亞洲人，例如中國人有杜定友、袁宏道、錢基博（文學家）、朱桂曜、蔣錫昌、王充、謝無量、李劍農、蔣百裏、劉海粟（畫家）、王國維（國學家）、黃侃（國學家）、吳梅、傅振倫、王夫之、黃現璠（歷史學家）、孟森（歷史學家）、吳永、張孝若、容閎、郭登峰等，多達50余人；日本人有服部宇之吉（心理學家）、吉松虎暢、橋田邦彥（醫學家）；印度人有甘地（政治家）。這些皆反映出蕭孟能夫婦經營“文星書店”的理念重在弘揚世界學術和文化，而他們經營《文星》月刊的理念顯然更多體現在推崇西化。而這種理念隨著1961年李敖的加入，進而得到發揚光大。
平穩溫和的《文星》，在進入第4年第37期的“編輯室報告”中，有這樣壹段話：
“3年來，我們無‘甘’可言，卻有的是‘苦’。辦這本雜誌，我們可以說是歷盡了辛酸……像文星這樣風格的刊物，在我們這個消沈的社會裏要想‘壹紙洛陽’，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之所以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道理，是因為基於我們讀書人對社會、對時代要盡其應盡的責任。處在壹個墮落的時代，如果知識分子也要放棄責任，那麽，我們的前途將更加可悲。因此，讀書人必須要有自覺，並喚起廣大社會理性的覺醒。於是，我們創辦了文星。我們明知這聲音是微弱的，但卻是真誠的，它的存在總是有其價值的。”（1）
《文星》的經營者蕭孟能和何凡、林海音、陳立峰等編者在這裏表達了他們不畏挫折的勇氣，要以《文星》的風格來喚起讀書人振興社會的責任。壹般來說，《文星》出刊不久已開始為愛好文學藝術的知識份子所喜愛，在逐漸茁壯充實的過程當中，《文星》得到作者、讀者的廣泛認可。《文星》的讀者涵蓋面很廣，年齡從老到小，學歷從大學教授到中學生，職業從商人到軍人，凡是關心當時的社會環境與臺灣處境的知識分子，幾近無人不知《文星》，無人不讀《文星》。 1961年，蕭孟能夫婦“伯樂識馬”，發現李敖，邀他加盟《文星》。李敖欣然入盟，由於李敖加入編輯行列，他的文章在《文星》逐步大量出現，《文星》的風格隨之發生重大變化，由過去標榜的“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急劇轉變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月刊，影響迅速擴大，聲譽如日中天，成為60年代臺灣“中西文化論戰”的主要陣地。基於“全盤西化”的思想，李敖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以中國民族傳統與文化正統繼承者自居的國民黨。從1962年11月起，李敖在《文星》雜誌上連續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繼續給人看病”、“中國思想趨向的壹個答案”等文章，猛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鼓吹“全盤西化”。他認為，中國文化的保守性、狹隘性直接產生了中國人落後的群體意識，而作為這種群體意識上的物質載體，中國人普遍具有11種病：壹是盲目排外的“義和團病”，二是誇大狂的“中勝於西病”，三是熱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四是充滿謊言的“中土流傳病”，五是小心眼的“不得已病”，六是善為巧飾的“酸葡萄病”，七是最具蠱惑人心作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八是淺薄的“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九是意識空虛的“挾外自重病”，十是夢囈狂的“大團圓病”，十壹是虛矯的“超越前進病”。他認為，既然想得到人家的“胡瓜、洋蔥、番茄、鐘表、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噪的）大腿舞和搖擺而來的瘋狂”；主張要“壹剪剪掉傳統的臍帶，而向那些現代化國家直接地學、亦步亦趨地學、惟妙惟肖地學”，“除了死心塌地地學洋鬼子外，其它壹切都是不切實際的。”
從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出發，李敖進而把鬥爭的鋒芒直指國民黨腐敗的官僚體制和專制獨裁統治，把思想文化層次的反思與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聯系起來。他在《文星》雜誌上陸續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傳統下的獨白”等文章，說國民黨是“掛羊頭，賣狗肉，而且狗肉也是當作羊肉販給別人吃，自己吃美援”；那些滿口“四維八德”、言必孔孟朱子的人，其實並不真正信奉中國文化，個個都是物質上的崇洋媚外者，都是壹群偽君子。“政府”天天喊選賢任能，卻“無合理的投票法”；提倡“不必藏於己”，但“囤積居奇的奸商比誰都多”。他甚至說“妳們老了，打過這場仗，贏過、輸過，又丟下這場仗”，要求“大老爺別來絆腳，把路讓開”，公開向國民黨的統治權威挑戰，要國民黨下臺。李敖還指名道姓地批評壹些國民黨要人和社會名流，包括張其昀、陳立夫、陶希聖、胡秋原、任卓宜、鄭學稼、錢穆、牟宗三等，在臺灣社會造成了極大的震動。
對李敖來勢兇猛的批判，胡秋原、任卓家、鄭學稼等被點名者自覺聲譽、人格受到極大羞辱，於是也撰寫文章，在《文星》雜誌上進行反擊，由此展開了壹場熱鬧的大論戰。就中以李敖和胡秋原之間的論戰最為激烈。 60年代文星結束後，蕭孟能轉行嘗試房地產事業。當年蕭孟能、朱婉堅、李敖三人被人稱為“文星鐵三角”。不料，後來這壹“文星鐵三角”之間官司相纏，鐵窗相見，無奈之下，蕭孟能避走海外，1987年，蕭孟能臺赴美定居。2001年7月，蕭孟能前往上海。2004年7月23日，蕭孟能因心肺衰竭去世於上海。
蕭孟能是國民黨的太子黨，他的父親蕭同茲1932年起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人稱“蕭三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