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行的興起，與當時音樂歌曲的繁盛以及唱詩之風的流行密切相關。據《舊唐書·音樂誌》記載：唐代音樂門類眾多，前朝遺曲尚有大量留存。單就宮中載錄而言，南朝清樂“武太後之時，猶有六十三曲”，又有“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其曲度皆時俗所知”。除了前代舊曲，又有少數民族（所謂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的樂曲。另外還有當朝人所創作的新曲，如唐玄宗李隆基曾“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樂譜”。
“又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裏巷之曲”。在這種音樂氛圍裏，歌曲之流行自然不難想象。以歌詩入唱詞，見於記載者不勝枚舉。《舊唐書·音樂誌》載：太常寺“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樂》五調歌詞各壹卷，……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唐代不僅絕句可唱，律詩可唱，而且歌行亦可以歌唱。據《唐詩紀事》載：天寶末，唐玄宗嘗登勤政樓，梨園弟子唱李嶠《汾陰行》至“富貴榮華能幾時”以下四句時，玄宗贊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據《舊唐書·元稹傳》記載，元稹“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又唐宣宗《吊白居易》詩雲：“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以上《汾陰行》、《長慶宮詞》、《琵琶行》都是七言，這些是七言歌行可唱的明證。唐代七言歌行的繁榮，與唱詩風氣的盛行不無關聯。
唐人唱詩，可以分為有音樂的伴唱與徒歌兩種。唐代常見伴唱的樂器除中土原有的琴、瑟、笙、簫之外，還有少數民族傳入的琵琶、羌笛、胡笳、箜篌、羯鼓等，故唐詩中有琴歌、笙歌、胡笳曲、箜篌謠之名。然而唐人唱詩在當時更多的是徒歌，所謂醉歌、狂歌、擊節而歌、浩歌伴舞、高歌唱和等，多屬此類。有如下面的詩句：
李白《將進酒》：“與君歌壹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座中薛復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老。”
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
白居易《短歌行》：“為君舉酒歌短歌！”
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酌此壹杯酒，與君狂且歌！”
薛逢《鑷白曲》：“時列綠樽酣酒歌。”
這種唱詩不拘場景，即興而發，自由自在，在形式上較具隨意性。歌唱中可能套用某些流行的歌曲旋律，當歌詞較長時，則將曲調循環往復，以適應需要。
在這種音樂藝術氛圍中茁壯成長的七言歌行，便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體式與風采。七言歌行上承樂府詩即事抒情的傳統，旁取格律詩玲瓏精致的風姿，意脈流蕩，波瀾開合，曼詞麗調，風情萬種。所以七言歌行應是樂府與格律詩相結合的產物。風會所趨，使唐代詩人創作了大量的七言歌行作品。這些作品中，真正被之管弦、播於樂章的只是其中極少的部分，大量的還是作為詩篇流行於世。《文體明辨序說》論曰：“歌行有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故今不入樂府，而以近體歌行括之，使學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別也。”大量的七言歌行未能用於實際的歌唱，因此只能算是壹種“擬歌詞”（或曰“準歌詞”）。白居易《新樂府序》稱新樂府詩“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溫庭筠《榜國子監》稱進士所納詩篇“聲詞激切，曲備風謠”，便指明了這些作品“擬歌詞”的性質。至於他們在實際上能否用於歌唱，則是另壹碼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