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衰老的恐懼，每個人都會有。
夕陽中，許多老人自發地聚集在公園中，議論關心的話題。上海，2017
如何變老：面對衰老的人生，妳會害怕嗎？
序
近來，許多媒體、新媒體在報道賈樟柯新片《時間去哪兒了》時，都截取了他的壹句話作為標題：唯獨衰老不可醫治。盡管文章內容更多在談電影，這壹標題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裏的暗示很明確——衰老是人類最終極的疾病。
翻譯家馬振騁老師送給我們他翻譯的《蒙田隨筆》，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這位十六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寫過壹篇很有趣味的“論壽命”：“人在自然環境中都會遭到種種不測，使原本的期望生命嘎然中斷……壽終正寢，這是壹種少見的、特殊的、非壹般的死亡，不及其他死亡自然；這是排在末位的終極死亡。離我們最遠，因而也是我們最難期盼的。”這是四百多年前的生死觀，但隨著人類越來越遠離自然，活到“年老力衰”至少在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常態。
沈梅英，拍攝時88歲，退休。上海，2013
老年日間照料中心安排老人活動。上海，2013
在21世紀，衰老是最為普遍的身體經歷之壹，不論性別、族群、文化、信仰以及社會角色，大多數人都無法避免這壹過程。在人們慣常的觀念裏，對於“美人遲暮”這樣的臆像總是抱有壹種難以言喻的惋惜。這種被文人大大書寫壹番的“淡淡的憂傷”背後其實是壹個殘酷的隱喻，即老年是壹切“有價值事物”的對立面：青春、美貌、力量……在楊天乙2000年的紀錄片《老頭》中，導演大膽地說破了衰老背後的隱喻，社區邊緣的墻根，壹群老頭為了排遣無聊而紮堆，日復壹日，這幅圖景說不上淒苦，卻同樣讓人恐懼。
老照片。上海，2012
畢竟，衰老不僅是長出皺紋，或者肌肉變得松弛，也不僅僅是越來越遲緩的身體反應和越吃越多的藥，它更是壹次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家庭中，衰老的父母從供給者變成了依賴者，雖然在城市中，較大比例的老人群體並不需要子女的經濟供養，而更依賴於他們在精神上的關懷。在社會中，老年群體在離開工作崗位後，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壹部分話語權。因此，活到年老力衰的可能性不在是人們求之不得的幸運，而是早早就備受恐懼的經歷，並且，大眾媒體還在有意無意地擴散這種恐懼，從“孤獨”、“留守”之類的苦情報道，到嘲笑或自嘲保溫杯的使用，“老”字成了壹種彌散的恐慌。
吳佩貞，拍攝時79歲，退休。上海，2012
“我知道自己得了癌癥，我承受，（希望）天主收我……我要歸根結底要靈魂得救就好了。”
繞平如養的貓。上海，2017
饒平如，拍攝時95歲，退休，在愛人去世後用連環畫形式進行追憶，並出版了《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上海，2017
“關於生死，對死亡我思想都有準備，死亡也是壹個事情，而人生大事是要有準備的。我老伴去世之後，我就買了壹個墓穴，墓碑也刻好了，但她的骨灰還沒葬下去。我跟孩子們講，等我去世之後，把我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混在壹起，兩個人葬同壹個穴。不過我看過，（壹個墓穴）兩個人的骨灰是裝不下的，怎麽辦呢？我說，把我們倆的骨灰放到壹起，二分之壹帶進去，其他二分之壹往黃浦江壹灑……開追悼會用的挽聯如果叫別人寫，不壹定合我的意，所以我自個兒也寫好了——應笑不負此生——我跟孩子們講，我死了，妳們別哭，我已經蠻幸運，95歲了，還沒死，應該笑。”
心態
我不敢說，饒平如先生就不畏懼死亡了，我想這世界上可能沒誰能真的不畏死亡——這同時也是壹種對生命的敬畏。但選擇了接受終將死亡這壹事實，我看饒平如先生活得反倒更有滋有味，沒有什麽需要避諱，也就對自己的人生擁有了主動權。94歲高齡（采訪時間：2017年）的他，在電子鋼琴前坐下，執意要為我們彈奏壹曲。鋼琴前擺滿了他獲得的各種獎杯。他卻很自知：“我彈得不好，他們是鼓勵我那麽大年紀了還彈琴，所以頒發給我壹座‘音樂夢想獎’。”歷經歲月洗禮，曾經的戰場早已不在，過往的戰友也壹壹離開，若不是這份積極向上的心態，又豈能在晚年活出這樣的精彩。同樣對人生抱有積極心態的伍麗天，自學繪畫，信手拈來，就連中藥的包裝紙都可以是她的畫紙。牡丹、南瓜、藤蔓……這些她從窗外即可看到的植物在她筆下暈染開來。早年因為時代原因而輟學甚至各種絕路逢生的艱辛過往，終究成為她筆下的紅花綠葉，記憶猶新，哀愁不再。“真正到我了我這歲數，快要死去的人，活壹天就等於賺壹天。”
伍麗天，拍攝時83歲，退休後自學繪畫，自己在癌癥康復中，卻變賣房產捐給希望小學。上海，2012
“我這個命，以前算命先生說我壹生都很坎坷沒有順利……我總覺得我已經心理能承受了，習慣性的承受，不成功再來第二次，也不生氣也不著急再來第二次、第三次，總會成功的。但是最好的結果就是我發現，常常絕路逢生，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壹村，都會出現，我已經覺得前面沒有路了，到時候它就又通過去了，所以我不太著急了，我已經知道了，過不去就過不去，天塌下來頭頂著，我就這麽個心態。”
手寫的老樂譜。上海，2012
沈美寶，拍攝時91歲。不識字的她信仰天主，為了讀《聖經》，老來開始學識字，拍攝時居住在市郊壹處教會主辦的養老院中。上海，2013
學習
97歲的費鶴年、96歲的徐曼倩（采訪時間：2012年）早年都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兩人壹個求知欲旺盛，壹個動手能力很強。費老在73歲那年還因探親前往美國，“順便”又上了壹次大學，主修美國歷史。而在壹次交大老校友自發組織的咖啡會上，這些20世紀30、40年代畢業的老人，個個精神抖擻，甚至都令年輕人汗顏。本以為上了年數，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就自然會下降，卻沒想到，竟也有這樣壹批老人，對操作互聯網、Photoshop、Skype這樣的新玩意兒熟練得很。也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年齡並沒有太大關系，反而事關早年形成學習能力和自身的好奇心？我不禁想到，我們這壹代身處“網絡時代”的青年，在我們老去時，是否也能像這些老年人那樣接受更新的時代和事物？重要的，並不是現在妳懂得如何操作手機和電腦，而是妳是否擁有學習的能力——這才是不會隨著時代變化而淘汰的根本。
費鶴年（右）與徐曼倩（左），拍攝時分別為97歲與96歲。上海，2013
“反正是時代在進步，那麽妳們要跟著時代去進步了。我們就是這樣，要跟得上時代。”——費鶴年
金伯承，拍攝時88歲。曾為中美上海施貴寶第壹任副總經理。上海，2012
陳良廷（左）與劉文瀾（右），拍攝時分別88歲與87歲。著名翻譯家，夫婦倆合譯作品包括《馬耳他黑鷹》《教父》《兒子與情人》《薩馬拉約會》《考德威爾中短篇小說選》《奧德茨劇作選》《納尼亞傳奇》。此外，陳良廷還翻譯了阿瑟·米勒的《都是我的兒子》、田納西·威廉斯的《熱鐵皮屋頂上的貓》，並與人合譯了《湯姆·莎耶出國記》《亂世佳人》《愛倫·坡短篇小說集》《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上冊）》《尤金·奧尼爾的劇本：壹種新的評價》等等。上海，2017
張芝，拍攝時88歲。新中國第壹代女性播音員，現在依然經常參加各種演出。上海，2017
伍麗天的繪畫，上海2012
知足
費老和徐老夫婦倆都曾飽受動蕩時代的磨難，但費老卻反復叮囑我們：“過去的事情別再拿出去說了”。盡管從夫婦倆的生活裏已經看不到過去的痕跡，這種謹言慎行的態度，興許也是歲月留給他們的難以抹去的印跡吧？當夫婦倆陶醉於iPad裏播放的老歌《金發中的銀絲》（Silver Threads Among the Gold），不時哼上兩句時，那種對生活的知足常樂著實令人感動。正如費老所說，“只要記得今天是屬於我的，管他明天呢！”同樣的話，曾在小學任教的張宗德也說過。時代留給他的磨難讓他如今都不願意再去看紀錄相關歷史的電視節目，“我現在感到很幸福，今天過好就是好，每壹天都開開心心的，管它明天呢！”曾經翻譯過很多蒙田的作品的馬振聘老師則引用蒙田說過的話：身體上不痛不癢，思想上不思不想，便是最大的快樂。“世界上快樂的事情很多，倘若妳想每壹件都沾邊，那是不可能的。我主張讓快樂的事情找上妳，而不是自己拼命去追求。”
“生命就像壹條河，人不活到最後壹天，是不知道自己將如何結束的。”?馬振聘老師這麽來描述他對年齡的理解。壹切沒到終點尚無法定論。這番篤定在很多次與老人的對話中都能感受得到。盡管老了，他們並不著急。“現在的年輕人，’能量’太大！”馬老戲稱。盡管“看不慣”，但馬老也能處之泰然。在他心底，他相信時間會把值得留下的事物留下，沖走那些雜質。壹切只是時間問題。鄭時齡院士回憶自己年輕時，“機會少、誘惑也就少，而現在時代不同了”。可能正是因為他們過去選擇不多，他們如今反而更能淡然面對得失和生活的錯綜復雜。對待過去與現在，他們都持著壹顆平常心，沒有誰真的覺得自己“了不起”，也沒有誰真的還在計較過去受過的時代苦難。他們的生活似乎本應如此，接受命運的安排，也就擁有了內心的安定，便也能夠用心去生活。
馬振騁，拍攝時82歲。依然不停工作的法語翻譯家。上海，2016
“所以這個呢說是都這麽說，都由不得妳自己，妳說對不對？所以（蒙田的哲學）就勸人家對待生命很坦然……他說的最好的壹句是什麽？（我覺得是這壹句，）死亡就是誰都有可能，70歲的人不見得比30歲的人早死。”
鄭時齡，拍攝時71歲。建築師、規劃師。上海，2012
“年輕時出國總在趕路，到處看看。年紀大了，反而不著急了，寧可坐下來喝壹杯咖啡而不是趕著去看風景。”
白麗詩（Betty Barr），拍攝時79歲。英國人，抗日戰爭時曾經歷過日軍在上海的集中營，20世紀70年代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外教直至退休，拿到了中國的永久居住證，自認為“根在上海”。上海，2012
“只要妳有壹些有趣的事情做，身體健康，交壹些同齡或年輕的朋友，變老沒什麽大不了的！”
個體
這壹代的老人們大多都經歷過那段動蕩的時代，對每個人造成的影響各有不同。壹些“出身好”的幸運者，相對受到的磨難也就少壹些。但不論是從軍還是在國營單位工作，可能直到改革開放、甚至直到退休在家，他們才開始有壹些“私念”。曾在上海第七印染廠從事布料圖案設計的肖星偉，1960年進入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和大畫家陳逸飛是同學。也曾學過油畫與國畫的他，畢業時被分配到了印染廠，便開始了每個月畫六張圖案的“工藝美術”職業生涯。除了花朵，梯田、拖拉機、光芒四射的天安門……他都畫過。“這些都是政治需要，我們要為工農兵服務。”直到2005年，他才第壹次拿起畫筆“為自己畫”。這是他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在單位時，我們是國家的人嘛，現在我屬於自己了，想畫什麽就畫什麽，完全自由開放，沒人管我了！”
肖星偉，拍攝時74歲。從印染行業退休後重拾畫筆為自己畫畫，並多次舉辦畫展。上海，2013
邵津驊，拍攝時80歲。年輕時曾為上海船廠工程師，螺旋槳制造專家，退休後愛好制作船模。上海，2012
群體
步入外灘附近的豫園萬麗大酒店，電梯坐到頂樓，再穿過壹道小門，拾梯而上，隱約就能聽見悠揚的樂聲。樂聲越來越清晰，妳便抵達了樓上的酒吧，壹群打扮入時的老人正在這裏翩翩起舞。舞臺上的樂隊、歌手也清壹色都是老年人。壹位身材高挑、形體優雅的老奶奶引起了我們的註意。她曾經是學校裏的體育老師，家人全都不在國內，每個月在這個酒吧的集會對她來說無疑是壹次重要的社交。和她壹樣，多數老人都喜歡生活在群體中。在烏魯木齊中路上的1919咖啡館裏，上海交通大學的老校友們經常集會，相約壹起吃早餐。也有老人因為退休以後發展的個人興趣找到了新的朋友圈。比如熱愛騎行的張宗德現在來往的也是同樣像他這樣喜歡騎車的老人。曾從富家千金壹落千丈淪為煙草廠女工的顧如梅，自從在老年大學讀了寫作班，她在自己家裏辦起了寫作沙龍，每周兩天舉辦活動，成了“沙龍女主人”。即便是總說自己沒時間、通常獨自工作並不與同齡人來往的曹鵬，也許喜歡的是與比自己小幾十歲的青年人和孩子交流。站在人群中，也許才是他找到自己的時刻。
每周日下午2點開始，上海豫園萬麗酒店頂樓的夏威夷舞會成為“老克勒”們重要的社交場所。上海，2017
夏威夷舞會的明星。上海，2017
夏威夷舞會。上海，2017
顧如梅，拍攝時85歲。在老年大學讀了寫作班，並出版了自傳。上海，2012
上海老年大學。上海，2012
虹口公園（魯迅公園）有著豐富的老人生態，下午，壹些老人帶著樂器來演奏，總能引起壹些圍觀。上海，2017
虹口公園中壹些老人自發形成了不同“社團”，在公園的不同區域活動，練習二胡的老人們占據了茶室門外的長椅。上海，2017
在虹口公園打羽毛球的老人。上海，2017
曾經是上海租界內最大公園的復興公園，則是這個城市最著名的法式公園，如今也成時髦老人們熱愛的去處。上海，2017
復興公園內的“長壽合唱團”無疑是壹張名片，許多已經因拆遷搬去市郊居住的老人每天還會不惜穿越整個城市來參加合唱，他們有專職的伴奏和指揮，還有人負責手抄歌譜。上海，2017
復興公園的大草坪邊則是薩克斯風學習者的“領地”。上海，2017
復興公園的中央大道上，壹端是練太極的老人們。上海，2017
復興公園的大道另壹端，老人們成雙成對跳著交誼舞。上海，2017
事業
“退休”對於有些老人來說大概是壹個生詞。今年剛步入古稀（采訪時間：2017年）的曹景行，是家喻戶曉的主持人，最近剛參與了“兩會”的報道。關於“老”，其實早在2005年時，曹景行就已經感受到了。那年夏天，他去清華大學拍攝新生軍訓，壹個小女孩見到他便以“爺爺”和他打招呼。那是他第壹次被人這麽稱呼。盡管如此，曹景行對工作的熱情可絲毫不亞於年輕人般。2009年，在他62歲時，他向鳳凰衛視請辭，決定“單幹”：網絡電臺評論員、電視臺特約記者、學校指導專家、壹年跑15個國家拍攝電視節目……這位老年“自由職業者”的活可不少！這些還不夠，每天清晨或深夜打開朋友圈，我總能看到昵稱為“老曹”的朋友正在“刷屏”。動輒50余條甚至近百條的轉發信息，是曹老最新的試驗——“我覺得微信也可以變成頻道，也就是由我壹個人主持的頻道。”每天他都會把自己認為值得看的內容集中轉發，這樣已經實踐了近兩年。據他估算，用於微信的時間每天都能有5、6小時了。當然，他是懂得使用零星時間的人。
曹景行，拍攝時70歲。主持人，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上海，2017
“我吃飯很快，我不需要太多的復雜的東西。我吃很簡單，衣著都很簡單沒什麽，生活沒什麽累贅的，其他時間都放在這個書房，這是我最大、最奢侈的東西了。”
耄耋之年的低音提琴家鄭德仁在上海音樂廳為星期廣播音樂會指揮低音提琴演奏，20世紀90年代初，和平飯店酒吧重新開始接待外賓時，他參與組建了壹直老年爵士樂隊。上海，2015
同樣忙碌於前線的82歲（采訪時間：2016年）的馬振聘老師，他是我國重要的法語翻譯家。他在退休之後還曾翻譯過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書《人都是要死的》（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而他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作為蒙田作品的譯者。“蒙田曾說，人不活到最後壹天，妳就不知道自己是怎麽結束的。”大概也是因為這樣的精神支柱，馬老每天伏案，筆耕不輟。
已經92歲高齡的指揮家曹鵬（采訪時間：2017年）仍然活躍在工作前線。在女兒的支持下，他創辦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下稱“城交”），指導非職業的音樂愛好者和孩童。“不工作時，我腦袋裏也都是音樂。”兩年前壹次在杭州的演出，他第壹次感到體力不支，但他竟然坐在輪椅上吊著針也要上臺指揮。就在演出高潮之際，曹鵬突然激動得站了起來，壹位當地攝影記者拍下了這感人的壹幕。這種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恐怕很多年輕人都無法匹敵。有時，我也不禁會想，這些充滿智慧的老人，面對工作遲遲不願意停下，究竟是享受工作的樂趣，還是害怕停下的寂寞？也許兩者皆有之？
用心
“質量不讓步，作風不遷就”，這是曹鵬的人生準則。也就難怪，他所指揮的城交雖然非職業樂團，水準卻並不亞於有的專業樂團。在采訪過程中，老人們對事事的認真態度令人感動。拜訪中國建築學專家鄭時齡院士之前，當時已經71歲（采訪時間：2012年）的他已經發來關於自己的文章讓我們提前了解，他自己則事先仔細讀了采訪提綱，還把提綱都打印了出來。“答應別人的壹定要做到”，這條原則在他從未變過。而就在不久前，我還在浦東民生碼頭舉辦的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的展覽上，見到鄭時齡院士正在聽兩位策展人匯報工作。那絕非“走場”，也並非為了“自拍”發朋友圈。比起很多“高效”的年輕譯者，經驗豐富的馬振聘教授每天卻只翻譯兩三頁，為了確保翻譯的準確，急不來。“我做事情要有壹個恒心，每天做、每天做。”治學的嚴謹和工作的用心態度正是這樣壹代代流傳下來吧。
曹鵬，拍攝時92歲。指揮家。上海，2017
“和音樂在壹起，和年輕人在壹起，和家人在壹起，此乃吾幸福之源……我天天在勞累，天天在收獲，也天天在享受。”
時間
聯系上著名配音演員曹雷是2017年3月份，而真正帶著相機按響她家的門鈴，已經是10月底，77歲（采訪時間：2017年）的曹雷老師日程之忙碌，非常人可以想象。盡管從上海電影譯制片廠退休，但是她還持續在為譯制片配音——雖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們已經習慣了觀看原版片加字幕，但二三線城市還是有人在看譯制片。除此之外，曹老師也重新回到話劇舞臺，她扮演的宋慶齡可謂形神皆備。隨著朗誦的升溫，曹雷也不斷接到在舞臺上朗誦的邀請，她還攜手俄羅斯鋼琴家安德烈·皮薩列夫（Andrey Pisarev）發展了壹種朗誦與音樂合作的形式，從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組曲到《壹夜肖邦》，曹雷在音樂會前通過朗誦的形式把中國的聽眾引導入俄羅斯的音樂世界。在最近的壹次演出中，曹雷用自己在某檔電視節目中贏得的獎金為上海市盲童學校的孩子們買票，她說，這些盲童實際上是最好的聽眾。
在曹雷老師家中，她拿出日歷來，可以看到10月幾乎都填滿了，為了讓她偶爾休息壹下，她的先生李德銘必須提前兩個月安排好兩人的旅行計劃，比如剛剛過去的七月，他們就在地中海的郵輪上度過了兩星期。凡是走進曹雷家的人，都首先會被玄關壹面磁板所吸引，上面貼滿了世界各地名勝搜羅來的的冰箱貼，這都是他們旅行時的收獲。忙碌的日程背後，是曹雷老師對時間的珍惜。在許多媒體報道中，她被稱為“活了兩輩子”的人，20世紀80年代初，曹雷剛剛從十年浩劫中緩過來，重新回到熱愛的表演事業時，竟被查出了惡性腫瘤。接受手術和住院康復期間，曹雷努力地和病友們尋找點滴歡樂，但出院之後，她依然對生命有了緊迫感，當時單位打算照顧病退，而她卻要求調到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當專職配音演員，在幕後繼續她熱愛的事業。
對於人們想象中賺夠了錢早早退休的美好願景，曹雷老師就問壹句話：“退休以後幹什麽呢？”——“在40多歲得了癌癥時，我以為這輩子就到頭了，沒想到後面還能有壹輩子。”對於現在這些“感覺是撿來的”時間，她認為必須花在真正想做並且有價值的事情上，“就像是失而復得的東西會感覺特別寶貴，這些時間也是如此，但寶貴的時間難道就用來整天躺著、想辦法吃好的嗎？——吃多了還血糖高呢。所以活著要有意思，要幹點什麽，才會覺得壹天沒白過。”
曹雷，拍攝時77歲。著名配音演員。上海，2017
“我是從事聲音藝術工作的，到這個年紀，只要自己做得動，（就盡量去做那些）自己想做而過去沒有機會做的事情……我覺得，活著要有意思，要幹點什麽，才會覺得壹天沒白過。”
曹雷老師的日歷。上海，2017
以上文字中“序”、“身體”和“時間”三部分為我撰寫，中間部分均為李君撰寫。對於這篇報道的形式，我們原本有著更高的目標——類似攝影師羅伯·霍恩斯特拉（Rob Hornstra）和作家兼電影制作人阿諾德·凡·布魯根（Arnold Van Bruggen）在2009-2013年合作完成的《索契項目：高加索地區的戰爭和旅遊地誌圖集》（The Sochi Project: An Atlas of War and Tourism in The Caucasus），不過遺憾的是，最終我們只能做到現在的樣子，其實，每個人的故事都遠遠不止寫出來的這麽幾句話，希望之後還有時間沈澱，把更多有意思、有啟發的內容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