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就和擬人的異同

所謂“移就”，就是兩個事物相關聯時，把適用於甲事物的詞語移過來修飾乙事物的壹種修辭手法。它有兩種表現形式： 壹、“人性”移於“物性”。例如： ①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壹帶傷心碧。(李白《菩薩蠻》) ②看著他們那雙懶洋洋的筷子，我的心就像翻倒了五味瓶，什麽滋味都有。(張潔《挖薺菜》) 例①把原屬於人的感受的詞語“傷心”移用於“綠色”。例②中的“懶洋洋”原形容人沒精打采的樣子，這裏卻移來形容“筷子”，簡潔地表明飯菜不合口味，吃飯情緒不高，連筷子也懶得舉的情態。 二、“甲特性”移於“乙特性”。例如： ③吳淑蘭的心，被革命競賽的熱情燃燒著，早已飛回她的隊員中去，飛到田野裏去了。無論張臘月和她的隊員們怎樣苦苦勸留，說什麽也留不住。(王汶石《新結識的夥伴》) ④這方場中的建築，節奏其實是再和諧不過的。(《威尼斯》) 例③中的“燃燒”本來是指可燃物著火的樣子，這裏移來形容人的心情被某種情形激動著，達到了非常高漲的地步。例④中的“節奏”本來是音樂方面的術語，指音樂中交替出現的有規律的強弱、長短的現象。這裏用來說明建築物色彩的濃淡強弱和位置高低錯落的情況。 移就，從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張冠李戴”，其實是“移花接木”。移得好，可以使文章語言具有新鮮、簡煉、生動形象的特點。 移就大多是把表達人的思想觀念的詞語移用於其他物體上面，在這點上它跟“擬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它們畢竟是兩種不同的修辭方法，它們的主要區別在於： （壹）從內容上看，“擬人”重在把物人格化，就是把事物當作人來描寫；“移就”則是把甲性狀詞語移屬於乙，重在移而就之，它不把事物人格化，也就是不把事物當作人來描寫。例如： ⑤……竹子不象松樹那樣愛擺大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只要房前屋後有壹點空隙，它都可以安之若素，並且壹年到頭陪伴妳而從不變色。(馬南邨《燕山夜話》) 此例為擬人。“竹子”本來是壹種植物，這裏卻把它當作人來寫，說它不愛擺大架子，說它平易近人，說它安之若素，還說它肯陪伴妳。把竹子寫得有性格，有理智，有感情。而例②中將“懶洋洋”移去修飾“筷子”，是為了表達飯菜不合口味的情狀，並不是把筷子直接當作人來描寫。 （二）從形式上看，“移就”的語言成分限於表性狀的詞語(主要是形容詞)，在句子結構中大多充當定語；而“擬人”所選用的詞語，在句子中大多作謂語。 總之，“移就”是把屬於描寫甲事物性狀的詞語移來描寫乙事物性狀而物不變；“擬人”是把事物當作人來寫而物變人。 開的文字所披露的事實，也就是只看到了壹些表面的現象，難免膚淺片面；後者卻可以看到真相和實質，看到被公開的文字有意無意掩蓋掉的“中國的脊梁”。開頭的那個短語壹再提醒讀者註意下列事實是公開的文字所披露的。“是事實”等三個短語，魯迅先生並非僅僅來強調它們都是事實，而是表明“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的觀點並不符合事實。魯迅批駁對方的觀點，並不是因為對方據以得出結論的事實不是事實，而是說，妳說的雖是事實，但我們看這個問題卻不能只根據這些事實。肯定對方得出結論的材料符合事實，在反駁上是欲抑先揚，在理論上則為樹立自己的觀點打下基礎。正是由於這些材料“是事實”，所以下文則說失掉自信力的觀點用以指壹部分中國人“則可”，用以指所有的中國人“簡直是誣蔑”。假如不先肯定它們“是事實”，那麽這裏的“則可”就落了空。可見要想深入領會作者的表達意圖，有時就得咬文嚼字，在反復的咬嚼中，文字的滋味才能品嘗出來。如果囫圇吞棗，感受也往往是混沌壹片。 局部在整體中獲得意義和價值 任何壹個文本都是由言語形式“怎麽說”和言語內容 “說什麽”構成的。但是讀者首先感覺到的只有言語形式， 即文本的物質存在方式。言語形式是壹個由文字組成的延伸 於壹定空間中的語符系列，是具體可感的。這個系列當然可以運用語文知識把它分割成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等方面進行語言學的分析研究，以獲得它的語言意義。但這種分析研究並不見得有助於讀者對文本言語內容和意義的理解。這是因為文本作為言語主體運用語言的實踐活動，是壹個整體的存在，不是像語言知識那樣可以條分縷析的。每壹個平面和層次上的語言都與文本的整體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系，讀者所能感知到的不再是純粹的語言，而是語境化的語言，也就是具體的言語行為和言語成果。言語是活生生地蘊含了豐富的個人內涵的存在，與作為壹套抽象的公告符號系統的語言不能放在同壹個平面上被考察、被感知，它是言語主體的個性、情感、直覺、意識、潛意識等心靈世界的投射，富含各種情感意義、直覺意義和審美意義。因此，對構成文本的每壹個局部的語言文字，都應該把它放在文本的整體精神世界中去探尋和確定其意義和價值。 1．局部言語的意義是其語言意義和文本語境意義的融合 語言的意義是經過理性的抽象得來的，具有概括性、普遍性和公***性，而言語作為使用語言的行為和產品，關涉到具體的說話者和聽話者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關涉具體的情境和言說的目的、意圖等等，帶有豐富的個人內涵和語境色彩。感受言語的份量和色彩，既要結合它的語言意義，更要聯系上下文的語境。例如“家”這個詞通常的語言意義指的是壹種固定的生活場所，但出現在《日出》的女主人公陳白露的臺詞裏，卻產生了無限的情感意義和審美意義。 《日出》第四幕，當陳白露聽到茶房王福生說客人都各自回家了之後，低聲自語：“是啊，誰還能壹輩子住旅館!我和他該是玩夠了，夠了，我也想回家去了。”顯然這裏的“家”不僅使我們意識到固定的生活場所，更能使我們感受到壹種安全、舒適和溫暖甜蜜的心理體驗。正是這種體驗與陳白露當時的生活境遇構成了強烈的反差，相形之下，這位風塵女子無家可歸的悲慘下場顯得愈發令人同情。如果脫離了文本的語境，就難以理解作者附著在語言上的良苦用心，也就無法品味到言語的豐富韻味。